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等部绕过长春宫，进抵焦篱堡（今陕西合阳县南），该城守将尉珪当即率守军七百人望风而降。当天夜里，李怀光得知官军已经到了眼皮底下，慌忙命人燃起烽火，可驻扎在河中附近的各部兵马却始终没有举火响应。
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次日，徐庭光料定李怀光败亡在即，遂下定决心归降，其部众大声欢呼：“从今往后，我辈又是天子臣民了！”
八月十二日，马燧率领各军迅速进抵黄河西岸，河中大恐。城中将士早就厌倦了这场战争，遂惊惶奔走，继而谣言四起，一会儿说：“西城已经投降了！”一会儿又喊：“官军攻进东城了！”片刻后，河中城上就纷纷打出了写有“太平”字样的旗帜。
这是什么旗？
降旗。
最后的胜利竟然得来全不费工夫，让马燧等人颇有些喜出望外。
与此同时，一直心怀侥幸、苟延残喘的李怀光终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打一个结，然后把脑袋伸进去……
李怀光自缢当天，一向反对他发动叛乱的长子李璀亲手杀了两个弟弟，随后自杀。河中大将牛名俊砍下李怀光的首级，率众出降。
马燧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进入了河中城。
从他离京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天。也就是说，只要再过三天，他的部队就断粮了。此时，河中城内尚有守军一万六千余人，假如他们拼死抵抗，马燧非但不会这么快取得胜利，而且还会因粮饷不继而被迫撤退。
倘若如此，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全然不同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燧最后入据河中的军事行动虽然是一场兵不血刃的完胜，但同时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险胜。
马燧进入河中后，将死心塌地追随李怀光造反的大将阎晏等七人全部斩首，其余将士一概不问。
至此，河中之乱宣告平定。
在李怀光败亡之前，亦即这一年六月，幽州的朱滔在惶惶不安中一病而死，其麾下大将刘怦在部众的拥戴下接过了军政大权；七月，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九月，刘怦又患病身亡，德宗随即下诏任命刘怦之子刘济代理节度使。也就是说，差不多与河中平定的同时，作为叛乱重灾区的河北也总算是消停了。
接下来，德宗朝廷要对付的最后一个敌人就是自称楚帝的李希烈了。其实，随着各方叛乱的相继平定，势穷力孤的李希烈分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
这一年岁末，让德宗李适望眼欲穿的四方贡赋（钱帛）总算陆续入京，濒临崩溃的帝国财政也终于度过了危险期。但是，粮食还是极度短缺，德宗李适还是要眼巴巴地等待着江淮漕米。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春天，已成强弩之末的李希烈又对襄州、郑州采取了几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均被当地官军击败。自此，李希烈一蹶不振、兵势日蹙。
四月初，意志消沉的李希烈又感染重病，其麾下大将陈仙奇遂买通医生，在李希烈的药中下毒，将他毒死。随后，陈仙奇发动兵变，将李希烈的妻子、儿子、兄弟及其家属全部屠杀，最后宣布归顺朝廷。
四月末，德宗下诏，正式任命陈仙奇为淮西（原名淮宁）节度使。
虽然四方叛乱一一平定了，但是德宗李适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禁军将士这些日子都只能喝稀粥了。而且据主管粮仓的官员奏报，过几天连稀粥也没得喝了，只能喝西北风。
禁军将士开始骚动了。一部分士兵甚至跑到了大街上，丢掉头盔，扯掉头巾，对着过往行人大声嚷嚷：“朝廷把我们弄进了军营，却不发粮食，这不是把我们当罪犯了吗？”
眼看泾师之变又要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重演，德宗李适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每次上朝，他头一句话就是问百官们：江淮漕米到了没有？
遗憾的是，李适每次听到的都是死一般的沉默。
就在德宗君臣等得花儿都快谢了的时候，终于等到了李泌从陕州发来的一道加急奏章——韩滉发送的三万斛米已经运抵陕州，不日即可转运入京。
这一刻，李适激动得都快哭了。他拿着那道救命的奏章，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跑进东宫，对着太子李诵大喊：“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噩梦过去了。
所有的噩梦终于都过去了。
德宗李适感觉直到这一刻，“贞元”年号所象征的“否极泰来、浴火重生”的寓意才开始得到了应验。
是的，诸藩之乱平定了，财政危机也过去了，然而，大唐帝国真的已经“否极泰来、浴火重生”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引发诸藩叛乱的那些根本因素是否已经消除？
似乎是为了给这个问题提供佐证，贞元二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再次发动兵变，杀了毒死李希烈的主谋陈仙奇，夺取了兵权，自立为留后。据说，吴少诚生性狡猾阴险，却是李希烈生前最宠信的大将，他之所以发兵诛杀陈仙奇，是为了给李希烈报仇。
不管吴少诚起事的动机是什么，对于朝廷来讲，他的行为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兵变。这个性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面对拥兵自立的吴少诚，德宗朝廷又会采取怎样的应对之策呢？
德宗李适很快就发布一道诏书，任命虔王李谅（德宗第四子）为淮西节度使，同时任命吴少诚为淮西留后。
这道诏书是什么意思？
意思明摆着——德宗妥协了。
所谓任命虔王李谅为淮西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朝廷的一面遮羞布而已。因为李谅并没有实际到任，仅仅是名义上的“遥领”。既然是遥领，那么淮西的军政大权当然就稳稳落在吴少诚手中了。
至此，我们终于发现——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五月开始，因德宗对成德李惟岳开刀而引发的这场诸藩大叛乱，在经历了五年的战火洗礼并席卷了大半个帝国之后，与其说是以李唐朝廷的胜利告终，还不如说是以德宗李适的妥协退让而草草收场！
我们都还记得，这场诸藩大叛乱之所以爆发，其因有二：一是诸藩的目无朝廷和自代自专，二是德宗的锐意中兴和志在削藩。
可是，这场叛乱又是如何终结的呢？
恰恰是朝廷重新承认了诸藩自代自专的合法性，恰恰是德宗放弃了他的中兴之志和强硬立场，这一切才宣告终结。
相对于这场大叛乱的起因，这种终结的方式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魏博的田绪刺杀田悦、拥兵自立之后，倘若幽州的朱滔病死、刘怦自立之后，倘若淮西的陈仙奇杀了李希烈、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之后，德宗仍然像当年拒绝李惟岳那样拒绝承认他们，那么，叛乱能就此终结吗？战争能就此平息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从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表面上是胜利了，可德宗企图维护的帝国纲纪、朝廷尊严，以及他本人试图树立的强势天子的形象，却在无形中一一丧失了；另一方面，那些起兵叛乱的藩镇首脑是兵败身死了，可诸藩“拥兵割地、一切自专”的这套规则本身，却毋庸置疑地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德宗一朝的君臣在这场平叛战争中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比如德宗李适的真诚罪己，比如谋臣李泌、陆贽审时度势的智慧和韬略，再如猛将李晟、浑瑊、马燧等人的舍生忘死和浴血奋战等等；我们也不会否认，在历经安史之乱和诸藩之乱的重创后，德宗的妥协退让毕竟为帝国换取了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机会。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德宗初年的锐意削藩换来的只是帝国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疮痍；李唐朝廷不顾一切与诸藩大动干戈的结果，也无非是让帝国再次回到了代宗时代的原点。藩镇之乱的根源并没有被铲除，而诸藩废立自专、拥兵抗命的局面也并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善。换言之，此时的大唐帝国依旧是层层太阿倒持、遍地骄兵悍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似乎有理由怀疑：所谓的“贞下起元”“否极泰来”只不过是一种假象。除非未来的德宗李适能够重拾即位之初的雄心壮志和中兴梦想，否则帝国的臣民又怎能真正享有暌违已久的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