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安市城的一段城墙竟然被土山压塌了！
这场僵持了三个月的围城战役顿时出现了万分惊险而又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此时只要唐军抓住战机，从倒塌的城墙处杀进去，安市城基本上就是唐军的囊中之物了。
可我们说过，历史充满了偶然。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负责守卫土山的唐军将领傅伏爱却不知上哪溜达去了，根本不在军营，只剩下一群士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手足无措。许久才有人反应过来，赶紧撒丫子跑去大本营报告情况。
趁着唐军愣神的间隙，高丽军队迅速作出了反应。守城将领马上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敢死队，从倒塌的缺口处冲出来，向守卫土山的唐军发起了攻击。唐军的这支守卫部队本来人数就不多，加上将领又开了小差，部队无人指挥，顿时乱成一团。于是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只不过片刻工夫，就把这座耗费了两个月时间修筑的土山拱手让给了高丽人。
高丽军队占领土山后，立刻挖掘战壕，修筑防御工事，并派出重兵把守。
等到唐军最高统帅部得到消息，土山早已变成了高丽人手中的一座坚固堡垒。
李世民的肺都快气炸了，马上把玩忽职守的将领傅伏爱拖出去砍了脑袋，然后对所有将领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土山！
接下来的三个昼夜里，一波接一波的唐军士兵对这块弹丸之地发起了不间断的攻击，而高丽军队也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谁都知道这座土山的重要性。唐军只要将其夺回，安市城立马玩完；而高丽人只要拼死守住，安市城就能高枕无忧。
所以，双方都倾尽全力、志在必得！
这三个昼夜简直成了一场噩梦。双方在小小的土山上扔下了无数具尸体，鲜血染红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然而，整整三天过去了，土山依然牢牢控制在高丽人的手中。
此时已经接近九月下旬，从唐军围攻安市城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漫山遍野的草木都已枯黄，刺骨的北风在耳旁呼啸，而唐军将士们仍然穿着单薄的夏装，粮草也已逐渐告罄。
看来，这场战是无论如何也打不下去了。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漠北的局势也在此时骤然紧张起来。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已于九月初七病殁，他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后，开始蠢蠢欲动，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河套地区。
所有情况都表明：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都只能立刻从高丽撤兵，别无选择！
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日，李世民神色黯然地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整个撤军行动是有条不紊的。李世民先是下令将辽州、盖州、岩州的所有居民迁往国内，然后在安市城下摆出了一个盛大的军容，让各军结成整齐雄壮的方阵缓缓而退。
要来，唐军就来得雄赳赳、气昂昂。
要走，唐军也要走得从从容容，体体面面！
安市城主站在千疮百孔的城墙上，望着唐军渐行渐远的旌旗和队伍，用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遥拜送别。
而李世民对安市城主坚毅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极为嘉许，在临走前特意赐给了他一百匹绸缎，勉励他这种忠君卫国的行为。
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
在战场上，他们是你死我亡的对手；可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却都能够以一种罕见的真诚，向对方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西方，这或许就叫骑士风度。而在东方，这就叫英雄惜英雄！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懂得欣赏自己的对手。
李世民绝对不会料到，此次亲征高丽，竟然会以势如破竹的胜利开场，而以万般无奈的撤兵告终。
在这片辽东的土地上，此刻的李世民与三十三年前的杨广一样，播下的是信心和希望的种子，收获的却是沮丧和失败的果实。
两代帝王踌躇满志地亲征高丽，却遭遇了如出一辙的历史命运。
李世民顿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之感。就在班师途中，他忍不住仰天长叹：“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虽然此次亲征，李世民和杨广一样，未能达到讨平高丽的战略目的，但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李世民与杨广的所得所失却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二者付出的代价不同。
杨广第一次亲征高丽就出动了一百多万大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几乎一下子就拖垮了国家财政。而且，隋军在交战中也付出了大量的伤亡和损失，前面的多次战斗暂且不论，仅宇文述最后一次长途奔袭率领的三十万五千人，在撤至萨水时一次就损失了三十万两千三百人，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丧失的武器、装备、辎重更是数以亿计。
回头来看李世民的亲征，唐军出动的总兵力不过十几万人，仅是隋军的十分之一，而且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军在这场战争中的阵亡人数总共才区区两千人。虽然这个数字非常值得怀疑，可即便给它后面加上一个零，算它两万人，跟隋军比起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次，二者取得的战果不同。
杨广一征高丽时，仅在辽东城下就被拖了整整三个月，始终不能前进半步。后来虽说宇文述绕过辽东直趋平壤，却是中了高丽人的诱敌深入之计，最后全军覆没，根本不足为训；此外，来护儿的水军虽也曾一度攻入平壤，但结果也是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相反，唐军在这场战争中却几乎横扫了整个辽东地区，先后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池，后来虽因撤军而放弃，但却将辽州、盖州、岩州的七万居民迁入中国，使得高丽在辽东经营已久的几大军事重镇一朝空虚，变成了荒城和死城。此外，唐军前后共斩获四万余颗首级，仅驻跸山一战就将高延寿的十五万大军彻底击溃，极大地歼灭了高丽军队的有生力量；后来虽然释放了大量战俘，但却将其中训练有素的三千五百名军官悉数遣回中国任职，获得了一笔无形的军事财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李世民和杨广从失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截然不同。
虽然二者从高丽撤军后，沮丧的心情是一样的，二征高丽的决心也是一样的，但是杨广却并未从失败中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东征时，他照例拉出了一百万人的大军，也照例命宇文述绕过辽东奔袭平壤，自己又照例在辽东城下埋头攻打了两个月，一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模样。后来虽说想出了一招堆筑“布袋大道”的主意（与唐军“修筑土山”可谓异曲同工），可毕竟只是小小的战术改变，对于整场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杨玄感叛乱一爆发，杨广就不得不匆匆撤军，使得二征高丽无果而终，属于典型的在一颗石头上绊倒两次的搞笑之举。
反观李世民，亲征高丽的失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也让他终于找出了失败的症结，那就是——忽视了海军在运输补给和迂回机动方面应该发挥的巨大作用。
此次东征，李世民虽然也派出了一支由张亮率领的四万人的海军，其在海陆总兵力中的比例并不算低，但是综观这支海军在整场战争中的表现，实在有点不尽如人意。除了在前期攻下一座卑沙城，在后期与陆军遥相呼应、协攻安市南部的建安城之外，唯一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军事行动就是——海军曾派出一支偏师，由丘孝忠率领直接开到了鸭绿江口。可他们到底去干什么史书却语焉不详，据说只是去“耀兵”了一下，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去执行了一次侦察任务，刺探高丽军队在鸭绿江至平壤一线的布防情况。
由上可知，张亮的这支海军在此次东征中实在没发挥什么重要作用。这其中除了张亮本人的能力确实有限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李世民的战略思想有问题——
他压根就没想让海军担任什么重要任务，顶多就是让他们在辽东半岛给陆军敲敲边鼓、唱唱配角而已！
虽然李世民在战前也曾派人将河南诸州的粮草运往莱州军港，也让海军承担了一部分运输任务，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够，仍然只是陆地运输线的补充而已，大部分的粮食补给还是由河北诸州运到辽东边境的怀远镇。
在这里，李世民犯了一个和杨广一模一样的错误——过于倚重陆上的运输线！
所以，当战争中好几次出现是否绕道的争议时，李世民最大的顾虑就是陆地补给线被后方的高丽军队切断，就像当年的宇文述绕道奔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后方粮草供应不上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战争的成败与否，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要绕过辽东。
对于这次东征高丽，后世论者大多认为如果采用李道宗等人的建议，跨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唐军就有可能出奇制胜。
然而，这实在是忘记历史教训的迂阔之谈。当年的杨广不就派大军绕过去了吗？可结果还不是全军覆没？
所以，现在的李世民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也根本不是没有采用绕道计划。
假如李世民真的绕过去了，说不定结局会更惨，或许连保存有生力量、体体面面地退兵都不可能。
无论是当年杨广的三征三败，还是如今李世民的功亏一篑，其共同的原因只有一个——忽视海军！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高丽班师后，李世民的目光就锁定了海军。
他决定建设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九月，李世民下诏，命“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上（李世民）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七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大军东征，后方必须储备一年以上的粮草。而这么大的运输量很难由陆路的“畜乘”单独承担，所以，应该开辟一条海上运输线，以“舟舰”来承担主要的后勤补给工作。
这就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取得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
对于杨广来说，失败只会让他疯狂，让他加速走向灭亡；而对于李世民来说，失败却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战争经验，提升了他的军事智慧。
虽然天不假年，上苍没有给李世民更多的时间去亲手征服高丽，但是在第一次东征失败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无论是李世民晚年对高丽发动的一系列骚扰战，还是在后来唐高宗征服朝鲜半岛的一系列战争中，由李世民晚年所建立的强大海军，在运输补给、迂回机动、与陆军协同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单兵种作战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
正是李世民深刻汲取了高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得唐帝国能够在高宗之世平定高丽和百济，并进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丽最终虽亡于高宗之世，可又何尝不是亡于太宗之手呢？
贞观的黄昏
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帝国的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然而，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
在这二十三年里，前期的李世民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其政风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大约从贞观十年起，贞观政治就已出现“渐不克终”的景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太宗李世民身上渐露端倪的拒谏和骄逸之风，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李世民听说后，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