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新奖学金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给奖名额之多，持续之久，在台湾各种奖学金中，很少能与之相比。根据统计，嘉新奖学金设立三十年来，得奖人数已达六万八千余人，发给奖金数额达新台币5300余万元，嘉新企业于1963年成立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后，除继续办理原有奖学金之外，并办理大学讲座、硕士博士论文之印行、优良著作奖、新闻奖、体育奖、特殊贡献奖等，对鼓励台湾学术研究，具有极大贡献。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以能获得此奖为荣。
张敏钰是一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为了实现他三十年前“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夙愿，他决定在百年身后，把他全部个人财产捐赠给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继续在文化、科学、教育方面，做各种奖励。张敏钰的这番心意，也得到他的儿女们的一致赞同。儿女们表示，他们都已受过高等教育，也各自成家立业，不必接受父亲的余荫和遗产，全力支持父亲这项决定。张敏钰高兴地说：“我的孩子们真有志气，我死也瞑目了。”张敏钰及其子女们这种无我无私，造福大众的精神和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得到人们的称赞。
但人们在赞赏之余，也对照有一些人，由于价值观念的偏差，不仅不能以财富来创造公共利益，反而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财富，甚至把财富运用到有害社会公益的途径上，使社会出现种种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现象。人们认为，如果财富的积累和运用，不能增进社会公益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而造成社会的病态，有损于公众的利益，那么这样的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绑票索赎案时有发生大老板终日担惊受怕
当然，财富带给台北大老板们并不尽是幸福，它也给大老板们带来极大的烦恼甚至灾难。笔者在台期间，台北市正发生一起绑票勒赎大案。遭绑票的吴东亮，是台湾赫赫有名的新光企业的少东，勒索赎金高达一亿元新台币，这个案件震动台湾所有富豪之家，也惊震了社会各界。
吴东亮是新光企业集团创办人吴火狮的第三个儿子。吴火狮是台湾新竹人，早年在台北迪化街开布店发迹。五十年代初，创办新光实业公司和新光纺织公司，六十年代初又创立新光人寿保险公司和新光产物保险公司，以后陆续建立新公司，很快发展成为拥有二十多个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所经营制企业遍及金融、建筑、纺织、百货、农牧、保全、保险、证券、瓦斯、电脑、出版等。至1990年，新光集团的总资产已超过千亿元，职工人数在三万以上，在台湾大型民营企业中排名第三位。1987年吴火狮去世后，长子吴东进成为新光集团的掌门人。此次遭绑票的三子吴东亮是新光集团新光合成纤维公司的总经理，他还是美国加州大学毕业的企业管理硕士。
吴东亮是一天深夜在返回士林忠诚路住宅的停车场遭三个歹徒绑票，歹徒随即打电话给吴家勒赎一亿元。歹徒通过“大哥大”行动电话，要挟吴妻抗拒警方跟踪监视，并按歹徒指定的时间、路线、地点交出巨额赎金。歹徒取得赎金后，第四天就把吴东亮释放回家。站在家属立场，人命最重要，再多的钱也比不上吴东亮的一条命，因此，并不在乎付出巨额赎金，只求吴东亮在饱受惊吓之后能安然归来。而警方则承受人质安全及破案的双重压力，由于吴家的不愿配合，警方一切破案行动只好等到吴东亮脱险回家后才能展开，坐失了破案良机。因此有人认为，吴东亮绑票案的最大不良影响，是创下了绑票案中事主家属和警方不配合的恶例。这种“心理障碍”，不但为歹徒提供活跃的空间，也间接鼓励歹徒犯罪的侥幸之心，对今后的治安有不利的影响。
这个绑票案之所以引起全岛惊震，还因为距此一年前曾发生过绑架长荣企业集团创办人张荣发（基隆人，也是台湾屈指可数的大老板）的次子张国明一案，此案的三个罪犯刚刚在四个月前被判处死刑枪决了，想不到四个月后又发生这起绑架巨富的掳人勒赎案件。因此台湾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纷纷发表谈话，认为这个案子非破不可，若警方长期不破案，影响企业界心理相当大，企业家每天都得担惊受怕。台湾各大报也天天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个案情的发展和读者的议论，有的批评矛头直指号称“治安内阁”的郝柏村。
在舆论的一片喧闹中，急得台湾警政署长赌咒，不破案就下台。幸好经过专案组的全力侦查，没几天就破了案，主犯胡家宝、张家虎等被缉拿归案。胡犯曾就读于台湾陆军官校和辅仁大学，并曾去美国攻读过大众传播硕士学位，回台湾先后当过投资公司、传播公司、娱乐公司的经理。张犯曾是台湾棒球队的“国手”。胡、张两犯都是有学历、有专才的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只因他们嗜赌成性，欠下了巨额债款，最后竟沦为掳人勒赎的罪犯，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令人叹息。
台湾法律规定，“意图勒赎而掳人者处死刑”。前文提到的绑票长荣企业集团小开张国明的三名罪犯，他们并未对张国明施以虐待，更未将张国明撕票，而且绝大部分赃款也被追回，但他们仍被依法处以死刑，可见执法之严。但是为什么此类案件仍会继续发生呢？台湾司法界人士认为：这显然不是法律的问题。严格地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目前社会上有太多的投机者，有太多的好逸恶劳者，更有太多的目无法纪者，歹徒为了谋取不法的巨款，把命都豁出去了，法律实奈何不得。但是法律规定对掳人勒赎的罪犯判处死刑必须坚持，社会正义原则必须维护。（项孔言）
《浙江工商》，1992年第11期
台湾公园风景线
——台湾纪游十二
近年来台湾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工作时间相对减少，因而外出旅游度假，充分享受“工作就是为了休闲”的生活意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据台湾观光局统计，光是1990年一年，去外国观光者就近三百万人，以台湾二千万人口来计算，平均每六七人之中，就有一人去外国观光，这个平均数已超过旅游业相当发达的日本，居亚洲第一。至于岛内旅游，更是人们的“家常便饭”，1990年光顾各地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的岛内游客，一年就有2500万人次之多。十多年来，为了满足岛内日益增长的休闲活动的需要，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外来游客，台湾各地除了投资扩建改建原有的园林景点外，还投资数百亿新台币，兴建了大大小小的游乐园350多处，把“弹丸之地”的台湾，点缀得花团锦簇。笔者在游览台岛名胜古迹的同时，也观光过几十个公园、游乐园，其中很有一些饶有兴味的见闻。
迪斯尼式游乐园休闲设施样样全
台湾的游乐园大都效仿西方迪斯尼乐园建造的。它们紧紧抓住人们需要欢笑、兴奋、好奇、悠闲等特点，来设计各种各样的休闲设施，吸引了各个不同阶层的游客。
雪山花园农场就是台湾中部地区新近开发的一个大型综合性度假游乐区，它位于台中县东势镇雪山坑，占地近一万公亩，宛如一座嵌在山谷中的花园。园区内休闲设施样样齐全，无论什么年龄，什么时节，也无论体力强弱，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设施。
一进园区，一股欧式风情扑面而来：大道两旁是修剪整齐的花木和用各种鲜艳花草组成的大型图案；一座有白马神驹大型雕塑的喷泉耸立在园区的中心；还有一座叫“红叔叔巨人”的铸像躺卧在路旁的草地上，身躯埋在地下，地面只露出脸面和四肢，游人兴致勃勃地沿着它那高举的手臂爬上那伸开的手掌，让同伴替他拍照。
在度假村里，一座座外形古朴典雅、内部舒适清爽的原木屋，给游客提供一个安静度假的环境，有的人希望更接近自然，直接将汽车开进松林间独立的木屋中去。这些木屋屋顶有如教堂的尖塔，屋内以睡袋为床，可供七八人露营之用，极富野趣。
进入水耕蔬果区及温室花卉区，到处是应时的蔬菜、鲜花和水果。我们当场采摘烹煮、亲尝现摘果蔬的香甜美味。在溪钓烤肉区，溪内鱼虾丰富，几个爱好垂钓者，一竿在手，希望无穷，他们的亲朋好友则在一旁升火待鱼。一些儿童则由父母陪着围观溪中鱼群抢吞人们抛下的食物，童真的笑脸和欢跃的鱼群，相映成趣。还有“原始森林步道”蜿蜒数公里，人们行走其间，随处可见飞瀑流泉，山禽飞鸟，奇花异草，尽情领会大自然的奇妙生机。
当然，对于喜好惊险刺激的青少年来说，游乐区内的霹雳滑车、草场滑草以及水上乐园对他们更富吸引力。我在侄女和侄外孙女的陪伴下，也“偷闲学少年”在霹雳滑车那边泡上了两个多小时。
飞身直下三千尺霹雳滑车好惊险
雪山花园农场的霹雳滑车道设在一个宽阔山坡上。整条滑车道全用厚实的不锈钢板焊接而成。这条一公尺多宽、光滑雪亮的滑道，像一条银河从坡下向坡上延伸，然后划了一个大圆弧，又回到了原处，全长达两公里。据说，如此长的滑车道，目前世界各地游乐园中尚属少见。那滑车却没有滑道那样闪光夺目，只是一架铁制的有踏足板和座凳的四轮小车，大小刚容一个大人或者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乘坐；车子前面装有一根操纵杆，乘客可用来控制车速。
在起点处，游客排着长长的队伍。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以五六个游客为一批，依次坐上滑车，管理人员详细交待了乘车方法和注意事项后，就按一定的间隔，把滑车依次发出。电缆把滑车稳稳地牵引上坡，到了滑道的最高点，滑车便与电缆脱钩，顺着滑道滑行而下。这时乘者须掌握操纵杆驾驭车速：喜爱惊险的，可放松操纵杆，让滑车自然飞驰而下；喜欢稳当一些的，则紧拉操纵杆，随时调节车速，从容地滑回原处。
我的侄外孙女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个新玩意儿，她父母带着她滑了好几次，还是不过瘾。她见我正在迟疑是否也坐上去试试，就机灵的蹦过来，怂恿我说：“七外公，我已会使操纵杆，我同您一起坐，有我掌舵，您放心坐好了！”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坐上了滑车，她坐在前面，掌握着操纵杆，我坐在后面抱着她。车子开始滑动，身子有些摇晃。在车轮与滑道急剧摩擦而发生的金属呼啸声中，不到五分钟就滑完两公里全程，正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果然够惊险有趣！一次不够，又坐了第二次。这一次是我自己掌的舵，特有意思。那天我们一行五人，先后滑了十多趟，每人滑一趟付一百元台币，共花了二千多元。我计算了一下，两个小时滑了一百多人次，一天下来，至少可乘坐四五百人次，光是这一个游乐项目收入就很可观了。（项孔言）
《浙江工商》，1993年第1期
谢冰莹，仍是文坛一兵
长期旅居美国旧金山的著名女作家谢冰莹，早在三十年代就以她的名著《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蜚声中外文坛。笔者去台北探亲期间，恰巧这位87岁高龄的女作家也到台湾访问，更巧的是笔者的一位亲人曾负责全程陪伴这位老作家在台湾作各项访问。这些巧合，使我这个大陆来客有机会“采访”到有关谢冰莹的近况和一些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
曲折传奇的前半生
谢冰莹，原名谢鸣岗，字凤宝。1906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谢铎山村。她前半生的经历非常曲折传奇。为了冲破旧礼教的束缚，她少年时就自作主张把小足放大，并以绝食三天三夜向母亲争取到读书的机会。1921年秋她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随后她为了逃避家里为她订的婚事，毅然离开还差一年就可毕业的女师，投笔从戎，于1925年冬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队女兵，第二年加入北伐的行列。离开军队后，她回到家乡，母亲仍不放过她，把她禁锢起来，逼她成婚。谢冰莹不肯就范，伺机逃跑三次，都被母亲差人追赶抓回。最后，在假意结婚后，以去外地学校任教为借口，才脱逃成功。此后，谢冰莹曾在上海和北平过着漂泊的生活。1931年，她首次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因遇上“九一八”事变，与同学组织抗日救国会，被日方遣送回国。1935年，她再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所进修，又因次年拒绝欢迎伪满皇帝溥仪朝日，被日本警方逮捕入狱，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所幸后来通过朋友的援助，入狱三周后就逃出虎口，回到祖国。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谢冰莹曾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由湖南长沙随军赴东战场前线，从事战地伤病官兵的救护工作。1940年赴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三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谢冰莹曾任汉口《和平日报》和《华中日报》的副刊编辑，北平师范大学和华北文化学院教授。1948年去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71年8月退休，赴美国定居。著作除《从军日记》、《女兵自传》外，还有《在日本狱中》、《冰莹游记》、《红豆》、《旧金山的雾》、《碧瑶之恋》、《我怎样写作》等共六十多部。
以日记写书的创作特色
谢冰莹参加北伐战争期间，她把军中的生活和在前后方所亲身经历，写成《从军日记》，寄给武汉《中央日报》主笔孙伏园先生，逐日在该报副刊上发表，引起了国内读者对她的注意。后来，《从军日记》陆续被翻译成美、法、德、俄、日等国文字发行，中外人士对此书多有好评。当时的法国文坛巨擘罗曼·罗兰，还写信赞扬谢冰莹是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