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文化艺术品投资
后来，李志仁又把视野投向文化艺术品买卖。他发现中华文化艺术品在国际间流失增多，中国文化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位也远不及外国作品，正如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流行的一句话：“齐白石美金一万，毕加索美金百万。”于是，李志仁买下国际四大艺术拍卖公司之一的“建德”（Kander）拍卖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权，专门经营东方艺术品的拍卖。长期处于低价的中国艺术品，在李志仁倾其所有现金收购后，再以高价拍卖的运作下，身价大涨，在国际间渐露头角。以于右任的字画为例，几年前他的字画在国际拍卖一副才五千元台币，经过李志仁发奋收购亚洲所有于右任的字画，并在东京举办的拍卖中，将卖价提到每幅数百万日元的国际价格，身价比原先提高十倍。李志仁说，艺术品一旦进入市场，使其价值比、行情化，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切，而文物字画“唯一”、“不得重复”的特质，将使人们在物以稀为贵的心态下努力珍藏，这也正是提升全民文化水平的一种有效方法。
1988年，李志仁在香港骨董街荷里活道上建立了胜大庄分公司，专责海外事业开发，并设立一家香港最大的私人美术馆——胜大庄美术馆，将胜大庄改良之笔墨及中国艺术品通过香港这个东方文化交易中心，推向国际大市场。
企业家的胸怀和心声
让李志仁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在台北设立的胜大庄书画学院，十多年来，已有六万余名学员在此研究过，提高了人们的文化艺术水平。他还不断设立各种奖项，发掘具有潜力及天才的艺术工作者，全力予以培养。其中“建德中华艺术奖”和设立在香港“新中国文教基金会”，都是以全球华人为对象，目的在于提高华人艺术地位，使中国在世界艺术、文化领域中大放光彩。
李志仁认为，要把中国文化艺术和中国笔墨推想世界，现在还做得很不够。拿中国文化艺术品投资来说，目前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重，中国购买力薄弱，而且多是业余观赏、收藏，而外国人却不断以财团、大企业之力，大肆收购低价却极有保藏价值的中国文化艺术品，一待他们买尽，我们就无法掌握主动了。于是，李志仁频频来大陆寻找依靠，寻找发展。大陆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和制造笔墨的优质原料，有众多的优秀人才，又有广大无比的市场。他要在大陆建立业界最大的笔墨厂，建立把中国文化艺术和中华笔墨推向世界的新基地，向发扬中国悠久文化的目标进军。
李志仁曾有诗一样的语言，抒发他热爱祖国和宏扬中国文化的激情：
“中国是高贵的！雄伟的！荣耀的！中国人是喜悦的！光明的！健康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个伟大的时代，必有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等天柱。为此，全球华夏子孙应全力以赴，在各方面有助于中国者，做出最大的贡献！我永远以身为中国人为荣！”（楚丁）
《浙江工商》，1993年第3期
台湾发展的大陆因素
台湾的经济建设为何能发展得比较快？我曾当面向一些在台亲友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却使我感到有些意外。他们认为：台湾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与繁荣，一个重要因素是得力于大陆对台湾的无价贡献。
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初，1949年6月，“台湾政府”为了实施台币改革，向“行政院”请拨黄金五十万两作为这次币制改革的准备金，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1890—1987年），恐五十万两不敷所需，就拨了八十万两。这次币制改革，使台湾当时的通货膨胀得到了缓解，对台湾早期的经济安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八十万两黄金从何而来？这是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改革法币币制，大量发行金圆券，并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而得来的。当时规定收兑率为：纯金一市两合金圆券二百元，纯银一市两合金圆券三元，银币每枚合金圆券二元，美钞每元含金圆券四元。一时间，全国人民持有的黄金、银元、美钞，全数缴交各地“中央银行”，兑换成急剧贬值的金圆券。1949年1月10日，在******的命令下，当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专程赶到上海，转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899—1960年），协助将“中央银行”总行库存黄金外汇全部密运台湾。据一位了解当年浙江政情的友人所告，当时除了中央有大量黄金库存外，各省市也存有用金圆券换来的金银。“中央银行杭州分行”所存的黄金共计7179两余，银元23万元余，银角1900元余，由当时的“浙江省财政厅长”陈宝麟抢运至宁波，再移至定海，最后运往台湾。于1950年12月5日悉数缴交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行保管。其时，国民党中央银行尚未在台湾复业，乃由原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于1951年2月10日复函收讫。至于其他省市的库存黄金有未运台，这位朋友说，这是非他所能知道的。
由此可知，台湾今日的发展与繁荣，是当年大陆同胞贡献了所有的黄金美钞，才打下了基础。更是与当年从大陆撤出集中到台湾的百万各行各业的人才，在台湾尽力贡献智慧和经验分不开的。
当然，大陆对台湾更大的贡献是光复台湾。台湾在日本占领五十一年之后，能重新回到祖国怀抱，是大陆同胞八年抗战，牺牲数千万生命和无可计算的天文数字的财产，换取而得。光复台湾，最早见之于国际官方文字的，是1943年12月1日由中、美、英三国共同发布的《开罗宣言》。据说，在起草这个宣言的过程中，有过这样一个重要插曲：1943年11月24日，参加开罗会议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命其智囊霍泊金起草宣言初稿，送请******核阅。当时随同******参加开罗会议的人员之中，有一位叫杨宣诚的，此人是湖南人，清末留学日本海军，民国初年在湖南任外交特派员，抗日战争期间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主管敌情。杨见宣言初稿中，提到满洲及台湾要归还中国，但未提到澎湖列岛，就连夜叩开王宠惠（1881—1958年）的门，告以此事。王认为，澎湖系台湾的一部分，台湾既已归还中国，则澎湖当然包括在。但杨说，不然，因1895年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方面提出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两者并列。当时中国全权代表李鸿章也认为澎湖已在台湾之内，不必再予标明。但日方坚持不让，最后中方只得同意。杨认为，日方之所以坚持要澎湖，是怕中国于签约之后，临时将澎湖划出台湾县，或将澎湖并入福建省管辖。日方坚持要把台湾、澎湖并列，也由于怕苏俄会出面要求割让或租借澎湖，因李鸿章以亲俄著称，所以日本特别重视。现在如在开罗宣言中写台湾，不写澎湖，则与马关条约不相符合。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日方也可能以此为借口，不将澎湖归还。王宠惠听了杨宣诚这番话，才恍然大悟。第二天一早，王报告了******，得到了核可，再由王告之美国，将澎湖补予写明，才成为现在的文字，即：“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后来，台湾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梁敬谆（1892—1984年），在他的《开罗会议》专著中，特别指出“中国军事幕僚最佳之表现为杨宣诚中将”。这位对台湾光复有重大贡献的杨将军早已逝世，今天在台湾的人，已很少有人知道他了。
环顾今日台湾岛内外，一股煽动********的逆流正在发展，他们妄图把台湾重新从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奉劝这些人好好想想，曾经为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作出无价牺牲和贡献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人民，能容许你们这种倒行逆施吗？（项孔言）
《浙江工商》，199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