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9月22日美国在华公使嘉乐恒（Calhoun）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Knox）电，报告盛宣怀面询借款改革币制之事。盛“询及美国银行是否愿意承借五千万两，以便进行币制改革。借款将以采抵押过之关税及厘金担保，估计每年约可征五百万至六百万两”（页795-796）。同月27日度支部呈“借美款先订草合同请旨核遵”（页798），主要内容是：“窃臣部前奏，整顿财政，必先统一币制，必须预筹铸本，曾经会商枢臣。……臣等当即与北京花旗银行会议，借款总数不逾美金五千万元，利息周年五厘，每一百元准扣五元。已由美国资本家摩根公司、昆勒贝公司、第一国立银行、国立城市银行四家联合承办。该公司等公派在京花旗银行总办梅诺克，臣部即派左丞陈宗妫、右丞傅兰泰于九月二十五日签字，各执一份。”这就是梁所批评一万万圆（美金五千万）新外债的大致经过与内容概要。
1910年10月31日，美国代理国务卿艾迪致美国驻法大使电，表达美国与中国借款之事欢迎有关各国支持：“中国当局业与美国银团签订了借款五千万美元的草合同。借款大部分将用于中国履行其对美国、英国及日本所承担之条约义务而进行之币制改革。本国政府深信，拟议中之币制改革，对与中国有广泛商务关系各国，对中国本身，以及其他与中国有条约关系诸国，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促进此项改革之实现，本国政府欢迎有关各国诚挚的支持。”（页800-801）
这项信息表明美国无意独吞此项合同，据此，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在11月10日签署一项协议，同意对中国一切有关财政的运用都共同参加，这就是《国风报》编者所附识的要点。
略知此事的缘由与经过后，现在来看梁从三个角度（政治上、法律上、外交政策上）对此事的评论要点。根据合约的内容，此项外债将用来改革币制（行虚金本位），这正是梁一向主张之事，但他的疑虑在于：虽然号称币改借款，但“今政府借债之目的未尝宣明，吾又乌知其果为此事之用否耶？即宣明矣，谁又敢保其不以一部分挪用于他项耶？”（25上：154）梁原则上赞同币改借款，但以清廷过去在借款方面的作为，又让他有上述的疑虑。此外，他还有一项执行币改能力方面的质疑：“即不挪用矣，而现在办理币制之人，果有公忠奉国之心，而不至聚而咕嘬此款耶？即有此心矣，而其智识才能果足以善其事，而不至掷款于虚牝耶？”
四国银团贷款的事情后来发生变化，这牵涉到中美双方协调上的问题，也有日、俄强烈反对的国际外交问题。据《北华捷报》1911年2月10日的报道，五千万美元协议的签字一再展期，原因有三点：
清政府不愿聘用美籍财政顾问，美方要求的利率太高，借款发起人与欧洲银行团对债券发行办法尚未有具体的决定。在外交方面，俄驻美代办在1911年7月11日致函美国务卿，表达此项币改贷款将会妨害俄国在东三省的利益；日本驻法大使在同日提出口头声明，严重反对“借款合同给予财团在借款上享有广泛（金融、实业及商业）之优先权”。虽然中国的度支部与外务部，已在1911年3月17日拟好四国银团的借款合同共二十一款，而且同年7月四国银团也在伦敦开过会，商讨未来的发行事宜，但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的信用完全动摇，币改之议因而中止，所订的借款合同仅交四十万镑，作为东三省经费。以上是币改借款的经过与日后的结局，现在回来看梁在1910年对此事所作的评论。在经验上，他有理由怀疑清廷的真正借款动机；在技术上，也有理由怀疑中国执行币改的能力；但日后梁在两次入阁时（1914、1917），不也是积极向外国借款币改，还引发过不同的批评，最后不也是失败收场吗？所以币改借款之事对中国是否合宜，应该不是清廷或梁个人操守或能力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理解，在那种情境之下的主事者，都会有币改借款的意愿，但恐怕也都难以达到目标，原因很简明：内忧外患，百废待举，孤臣实无力回天。
梁的第二点批评，是说此项借款的程序，违反了资政院章程第14条第3项的规定：“凡公债事件，资政院应行议决。”（25上：154）梁谓外债虽非公债，但也不应毫无法律之监督：“而试问此次借债之案，果曾提出院中而经议决乎？……明明视钦定法律为无物，苟有不便于己，则蹴踏之如草芥也。”话是有理，但此时已在辛亥之前两年，沉船之前要求船长依海事法逐一行事，未免不饶人。
第三点批评是此项借款将更陷中国于外交弱势：“谓此次借债无须抵押。其种种条件亦比较的于我有利，……无抵押以贷诸我，恐其所以为抵押者别有在耳。……今我固乞怜于美（国）而不屑乞怜于他国，而他国遂许美（国）以独为君子乎？苟纷纷怜我而周我，则政府之财固不可胜用，恐国命自此而斩耳。”（25上：155）
梁在同年与翌年所写的另外两篇评论：《新外债之将来》与《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所论的事项大抵相同，主要的意见已在上一篇评论内俱出，只是在词语上更不加约束：“政府犯此一重大罪，……忽焉欲诿罪于君上，则又罪上加罪焉。……则是谤皇上为不孝，……公等勿谓可以假上谕以狡卸汝罪也。……当知我皇上为我国立宪之第一代君主，惟有神圣而已，决不能为恶。……”（25下：33）这段话之后尚有不少情绪过激的文字，不知梁当时何以激动至此。
综观这三篇评述，梁并不是反对向外举债：“外债之本无善无恶，而其结果则有善有恶。善恶之机，惟在举债用债之政府。”（25上：156）虽然从政治上、法律上、外交上来看，这笔外债都有可议之处，但在国家倾覆之时，作此得理不饶人之论亦略过苛。数年后梁入阁掌币政与财政时，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梁当作何感想？梁又有何上策与善果乎？
4.2.4筹还外债
庚子赔款的负担沉重，1905年在京师曾办过一次国民捐以清偿外债，但到了1908年4月仅得约41.3万两，相对于4.5亿的赔款于事无补。度支部准原捐者领回或改存于储蓄银行（罗玉东，1932：257）。1910年间又有了另一项筹还国债的运动，“不数日而全国所至，……莫不铢锱贮蓄，竟割舍其所以自娱养之具以应国家之急”（21：68）。梁对此事写了三篇短文：《国民筹还国债问题》（1910，21：60-70）；《再论筹还国债》（1910，21：70-78）；《偿还国债意见书》（1916，21：78-92）。他对此事的基本态度是：“吾乃汲此冷水以浇彼热肠，……吾正以国民爱国心不可以挫折也，故其爱国心之所寄，不可以不审慎。苟漫然寄于不可成之事，或成矣而效果反于其所期，……毋宁先事而犯颜诤之。”（21：69）梁为何反对此事？筹还国债会是由直隶商业研究所和天津商会发起的，官商学诸界也有支持的意思。中国的外债十多亿两，除铁路债、工矿债、实业债之外，大都为非生产性的债务（详见），每年所摊还的本息，几乎去掉政府岁入泰半，若再加上镑亏，还不止此数。全国若能奋起偿债，列强必惊于国民心之强烈而莫敢侮，所以附和此议者日多。
外债的项目繁多，而筹还国债会的计划，却以甲午和庚子两项赔款为限。他们提议依各府厅州县的贫富程度分等级，以人口的比例来分担。此外并劝富民代贫民分担，捐多者奏请给予勋章等优奖。梁认为这种做法几乎等于是国民捐，虽曰劝捐，但实际的做法却是摊派；捐是道德性的善举，而摊派则近乎租税。筹还国债会的做法，是要仿效法国人在普法战争之后，向社会募款以偿战败赔款。梁指出法国的情况与中国不同：（1）法国是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募资而非义捐。购买公债者将来有利息可得，故众人有意愿承购；而捐款只有勋章奖状，并无经济价值，诱因自然不大。如此长期、庞大、牵涉诸国的外债，岂能靠社会的一时热情来解决？（2）巴黎的债券市场发达，各国资金往来活跃，有公债发行就自然会有国际资金来收购，并不全靠法国人民之资金；相对地，中国并无此资本市场，只能靠所得低下的国人，在爱国心的驱使下点滴汇集。
甲午与庚子赔款的外债总额超过8亿两（见，梁说将近7亿两，不确），以中国4亿人口计，平均每人约分担2两，看来事小，应可达到目标。但换个角度来看，当时的平均国民所得水平不高，加上币值不稳，银贱钱荒，各项杂苛不堪其扰，政府尚且需要向外举债付饷，若只靠民间捐募，如何得出此巨款？就算能勉力凑出，此8亿两流出国外偿债后，国内的可用资金必大受影响，生产和投资所需的资本将从何处来？若为偿今日之外债而不顾明日之生活岂是上策？同样的道理，8亿两流出后，政府税收的来源岂不也受影响？爱国心诚可佩，但此事可行与否是一大问题；若果真成功，必然会引发出其他大问题。梁所举的理由中肯切实，虽是冷水浇热肠，但并无恶意。这是从能否、应否由民间筹还外债的观点来看。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外债的形式是属于哪些类型？答案也是不利的。梁表列8项外债和赔款的数额与偿还条件（21：71），说明这些外债都是属于定期、定额型。也就是说：就算国家财政有余裕，也不能提前偿还；就算当时利率已降低，也不能借新款来偿旧债。筹还国债会所努力的目标，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外债，这种外债的偿还年份与每年应偿的金额，在条约上一一载明，不能更改移动。若硬要先还，则每百镑另加价两三镑。这些拙笨不合理的限制，筹还会也应考虑，并非单纯意气激动地凑钱还债而已。若此议不行，彼议困难，梁自己又有何上策？他在《偿还国债意见书》（1910，21：78-92）内献上一策，名曰偿债基金法，基本原理如下：由政府拨款若干以为基金，以此金向市场购入公债来收息，之后以利息所得再投入购买公债。也就是用复利的观念，子母再生，以利滚利。此法盛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各国，之后渐废不用。梁有此议，是见日俄战役时日本因财政薄弱，后因采此策而事成。
梁提议的办法是向外借债6亿两，分20年拨买内债与外债，他拟了两个表（21：85-90），说明外债如何在42年内可以还清本息，内债可以在20年内清偿。梁认为若依此计划，“则四十二年间，国家除派息外，不费一钱而能扫还六万万之外债，而此六万万之老本，尚有五万万存贮银行而未动也。且所派之息，又大半仍落于本国人手也，则生产效力之大，岂有过此者哉”（21：82-83）。后人读此偿债计划书会得到一项感觉：梁在批评筹还会的计划时，所说的理由冷静合情，而自己献策时却又净打如意算盘。若中国借6亿外债，单靠复利运作就有此效果，世上岂有贫国与穷人？梁的算盘是手中有了6亿之后应可如何如何，但他未说明在外债重压的状况下，如何可借得这6亿新债？梁尚不知母鸡何在，却已在盘算将来如何生鸡蛋、再生鸡、再生蛋的美梦。
1910年的这项国民筹还国债运动，事后的结果大概不理想，因为过了两年不到，黎元洪又倡议用国民捐来解决外债问题。“民国成立，倏忽半年，一切建设仅具模型。财政恐慌，穷于罗掘，军需繁重，哗溃堪危。……顷以国民捐倡发……未及兼旬，全国响应，政界削薪，军人缩饷，……遥望前途，转悲为喜。……”有关这项议论民捐的文献，《民国经世文编》（财政六，页66-76）收录了两篇黎元洪的文章，一篇周自齐《致各省论外债国民捐之利弊》，一篇署名“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对国民捐之意见》[其中的第70-71两页，内容与梁（1910，21：62-63）的几段文字完全一样，但尚难以据而判断是梁所作，但论点确与梁的（1910，21：60-70）相符]，一篇龚子扬的《论国民捐》。这五篇文章都未注明出处与年份，从文字上看来都是在批判黎元洪的国民捐偿债说，应该都是在1912-1913年所作。
黎也知道“况捐事性质，譬若昙花”，难以用来解决沉疴，所以他倡议“外债国民捐并进”，想用这两项来源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页66-67）。此议引起全国注意，赞成国民捐者与主张外债论者，双方各自立论争执不下。周自齐的观点是：“借债危险，人所共知。……民生凋敝，……东西各省已捐不一捐，西北各省，又捐无可捐。……故劝以轻外债则可，恃捐以力拒借债即不可。……以借外债为过渡，以国民（捐）及内地公债为后盾。”（页67）“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文章最长（页68-72），析论最条理，基本观点和梁反对“筹还国债运动”的意见类近：“要之，……国民捐无论如何激劝督促，终不能多得，……故以之供目前小费，虽未始不可，……则仅此涓滴之国民捐，亦胡济于事者。……固又不必为此涓滴以扰民耳。”（页72）
龚子扬反对国民捐的原因，简要有力：“国民捐征收，使果出听民随愿乐助之一途，必无望矣。而言者挟其卞躁之情，……势必施其****之淫威，藉政府之压力，按民资产之高下而强派、而勒捐。此其事之不可以行，与行之而必召莫大之祸。”（页74）从第4.3节析述清末民初几次公债的经验来看，政府从民间取款的方式，确实没有跳脱“强派、勒捐”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