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在1886-1926年，写过67篇论清末民初经济问题的文章，大约可分为七大类（详见）：币制改革（19篇），财税与预算（17篇），内债与外债（12篇），工商实业（5篇），社会主义与土地国有论（1篇），经济学说史（3篇），国家经济（10篇）。
本章前三节的分析对象，是属于上述最后一类的“国家经济问题”，析论梁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整体性观察：（1）当时在各地发生过哪些经济恐慌现象？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有哪些？（2）中国的资金枯竭，对外资应采怎样的态度？（3）全国人口结构中，有哪些阶层是属于无生产能力的？梁对这些宏观面问题有不错的洞察，有些论点可以再争辩，但也有些是过度推论的偏见。梁还写过两个较次要的题材，虽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较间接，但性质上类近，所以笔者在后两节分析：（4）他写过几篇谈论银行的文章，也讲演过几次这方面的题材。这些内容现在看来，基本上都是解说的性质，并无重要的论点可以析论，在此略述梁的诉求要点。（5）关税收入在政府预算所占的比例，在1911-1916年是12％-20％，当然是一项重要的议题。梁写过四篇论关税权的时事评论短文，但他对这项题材的关注点，却是国际政治的角度远多于财政税收的关怀。
整体而言，本章所析论的五项主题，在结构上并无明确的关联性。梁写这些文章时也无预设的架构，而是依时事或依各别主题分述，因此后人不易据以提出系统性的评判，但这又是理解梁氏经济观点的必要工作之一。
7.1衰败惊乱
梁氏评议国民经济衰败的现象与原因，基本上是在作综合性的解说，有四篇文章：《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1910，21：23-40）、《米禁危言》（1910，25上：93-97）、《中国最近市面恐慌之原因》（1910，25上：140-143）、《国民破产之噩兆》（1911，27：71-76）。他的着眼点是：“中国亡征万千，而其病已中于膏肓，且祸已迫于眉睫者，则国民生计之困穷是已。”梁眼里的中国经济，在20世纪初期是“举国资本涸竭……国家破产……币制紊乱、百物腾涌……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十年前号称殷富之区者，今则满目萧条，……盖晚元、晚明之现象，一一皆具见于今日”（21：23-24）。
7.1.1国际收支
他用一个统计表（21：24-25），说明光绪八年到光绪三十四年间，中国的输入与输出额，以及入超严重的程度。问题相当严重：光绪三十一年的入超比（即入超额占输出额的百分比）高达96％，光绪三十二年时是73％，之后的两年分别是57％与43％，这是严重的信号。若用数额（海关两）来说，自光绪三十一年以来，入超额都远超过政府的总岁入（约1.3亿两）。这是商品贸易的部分。
梁的诉求乍看之下相当惊人，但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他的表达方式不够明确，难以知晓问题的全貌。列举1870-1910年间的贸易值和指数的变动（以每5年为例）。就贸易差额来说，1880年约在140万两，尚不严重；1885年起，就激增了近20倍，逆差达到2300多万两；到了1900年更增到5200多万两。梁说最严重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贸易逆差将近2.2亿两，这是晚清最高的逆差值。之后逐年下降，到1910年时已少掉一大半，约有820多万两的逆差。内另有一项指标，取1913年为指数100，数字较简明，可以看出晚清40年间进出口价值与数量的趋势变化。这项指数值所显示的意义，和用海关两所显示的贸易值，在指标意义上类同，但是用指数来表示较简洁，在此不拟重述。
第2项指标是金银进出的数量。梁列举光绪十八年到三十四年间的金银流量（21：26-27），说明在光绪二十六年之前，金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大抵超过流出量，但从光绪三十二年起状况大逆转，在三十三年时流出额超过流入额达2863万两之多，之后诸年的状况也类近。
金银大量流出的原因很多，包括赔款、还外债、贸易逆差诸项，而梁的解释是：“此现象之起，原因虽多，而以滥铸铜元、为格里森货币原则所支配，致驱逐金银出境，实最接近之一原因也。”（21：27）
这项诠释的说服力不足，因为格里森法则的意思，是劣币会驱逐良币，这在中国各省滥铸的铜元期间确实发生过，但与金银的大量外流应不相干，因为金银外流是国际收支的结果，而格里森法则是良币与劣币之间在国内的竞争，与国际收支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现在回来看梁所说的金银流出状况，是1888-1912年的完整统计数字。梁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金银流入中国的数额大抵超过流出量，从第（3）栏可以看出，黄金在1899年之前确是如此，但白银[第（6）栏]从1893年起就是流出大于流入了。梁说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之后，情况更为为严重，这和的资料不同：在黄金方面[第（3）栏]，1906年之后起伏不定，有正差额也有负差额；在白银方面也一样[第（6）栏]，正负的起伏不定。应该是可靠性较高的统计，梁的说辞大抵是印象式的，不够精确。为何会有这种起伏的现象？以白银来说，因为19世纪70年代起列强改采金本位，白银已无国际货币的功能，因而价值大贬，再加上各国银产量过剩，这对素来有“银荒”的中国，当然是大量买入的好机会。然而，同一时期中国的贸易逆差激增，再加上巨额的对外战争赔款（甲午战败、庚子拳乱），以及偿还外债，等等，都使得中国的白银不入反出，这才是梁所要指明之处。
第3项指标是国际借贷的统计，梁举光绪三十一年的数字为例（21：27-28），他所做的表格分出款与入款两项，之下细分多项。
统计数字的可信度姑且不论，此表内的各项名目与数额都相当有趣。
在出款方面，数额最大的是“外国贸易输入额”，超过3.1亿海关两；其次是“外债及偿金本息支出”，将近4500万两。在入款方面，以“本国贸易输出额”最多，约2.36亿两；其次是“海外侨民汇回本国之收益”（外人投资承办矿路之费，2700多万两）。出入款相抵之后，出款超过额在光绪三十一年时约是5600万海关两。
这样的说法还是笼统，和是1894-1913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分别用两种指标来表示：百万海关两和各项所占的百分比。这两个表简明易懂，不需费辞细说，在此只需点出一项：历年的支出项目中，占最高比例的是进口，在68.1％-87.2％之间；之后是战争赔款：16％（1895-1899），4.1％（1903-1913）。梁说偿还外债的本息是一大负担，但所显示的比重却不高：1.6％（1894）、4.8％（1895-1899）、6.5％（1903-1913）。
这项比重反而还不及“外企投资利润”的重要性：4.8％（1894）、7.3％（1895-1899）、8.7％（1903-1913），这一点是梁没指出的。
1212综观到，晚清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的逆差愈来愈严重，而且数目惊人。一方面这是因为相对于欧美日列强的优势，中国的经济更显示出种种劣势。还有另一项重要原因，是国际金融体制性的，那就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采金本位，而中国对外的贸易与支付，仍采银本位所导致的逆势（即所谓的镑亏）。
国际金融改采金本位后，白银不再是国际清算用的贵重金属，因而价值大跌。中国的外汇存底不够丰富，又不产金，所以无法加入金本位。
白银价值在1870年后长期大贬，等于中国币值在国际市场要随着国际银价起伏，而不是由本国的经济实力所决定。1870-1910年银价的起伏激烈，每月每年都不同，所以很难有一项矫正性的指标，可用来看到内，若去除银价的波动后，各项目的真实收支额。既然无法提供此项指标，在此只能提醒说：在解读本章诸表时，要把汇率变动（国际银价长贬）的因素考虑进去，不能只看表面的绝对数字。梁所提出的数字与论点，对这项因素的解说不足。
7.1.2市面恐慌
《国民破产之噩兆》（1911）这篇短文的主旨，是表列近五年来在各地发生的重要经济恐慌事件，共计二十项。梁列举事件的名称、发生地、波及地、发生年月、恐慌之原因、救济之方法等六项，内容一目了然，在此不拟引述这些事件。这个长表显示两项信息： 第一，这些是众所注目的大事件，各处的中小型事件不及备载。第二，这是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因为国际经济在1914年之前，金本位制度运作良好，也没有国际性的景气问题，所以中国的市面恐慌，并不是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牵连。
梁认为中国与西洋的经济恐慌有四大异点：（1）“欧美之恐慌，必阅十年内外始偶起一次，非如吾国之连年频见，且年起数次或十数次也。”（2）“欧美恐慌，恒为资本过溢、生产过溢之结果；我国则为资本涸竭、生产式微之结果。”（3）“欧美经恐慌之后，其债权债务之仍在本国，我国则此关系移于外国。”（4）“欧美恐慌多由一时搁浅，其恢复实力仍存，故一二年后反动力起，而繁荣常逾于前；我国恐慌则凋敝既极而生，每下愈况，相续无已。”（27：76）
这些确是中肯的论断，但他并未细究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梁深入讨论的一项恐慌事件，是各省的米禁问题（1910）。粮食是中国历代皇帝与官员最关心的基本问题，处理不当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暴动。“近日各省纷纷禁米出境，经湘乱后而益甚。……各省殆以为自卫唯一之政策，……此实速乱之阶梯，而取亡之心理也。……岂非欲藉此以维持境内之米价，勿使腾涨哉。”问题的起因在于“近年来米价飞涨，月异而岁不同，诚可以蹙吾民于死地”（25上：93）。
梁撰此文的目的在分析米贵之因，并提出对策。
第一项因素是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昔有钱若干可以易米一斗者，今则倍之或两倍之，而仅易一斗，故命之曰米贵也。”他认为背后的因素是“政府滥发恶币，以扰乱市面，而括取吾民之脂膏，……即其见蚀于铜元余利、官局钞币余利者也”。也就是说，货币因管理不善而贬值，导致名目物价上涨。第二项因素是购米费用占所得比例的提高：“昔各人一岁之所入，仅以其二十分之一购米而足者，今则以其十分之一购米而犹惧不足。”其背后的原因是经济结构性的：“一国劳力供过于求，一国职业求过于供，坐是庸率日微，而人人不足以自为养。”（25上：93）这是很好的分析，能从货币的购买力来解说，也能从结构性失调导致所得低入的角度来说明。
货币改革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任何政府在短期内就能立竿见影的事，而米价问题却有可能在短期内发展到难以收拾的程度。梁既已诊出此事之因，他有何良策足以拔本塞源？他先从“太史公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谈到“斯密亚当所倡生计自由主义”，他的用意是在说：若因米贵而行米禁，则“苟欲强而制焉，则如水然，薄而跃之，激而行之，拂逆其性，终必横决而已”。简言之，他认为各省禁米出境之举，“其愚真不可及矣”，因为米商运米出境而能有利者，“必四邻周遭之米价先已腾贵也”。梁认为民间若因米商逐利而仇其嗜利之罪，那是倒果为因的见解。
他进一步分五点解说全国米贵的原因。第一点，人口岁增，荒地不加开垦，农业不加改良，所产之米不加多。第二点，币制紊乱，物价高昂，农业成本倍蓰于前。第三点，新增赋税，农民负担转嫁入米。第四点，农民终岁勤动犹不足生，相率为游民盗贼，米产益减。
梁的第五点是：一般消费者岁入不增，加以物价上涨，对米价上涨之害感受最深。此点并非造成米价上涨之因，可不论。此外的四点确是米贵之因，而这些因素也是结构性的，他说得对：“仅恃禁米出境，而欲维持昔日之米价，能耶否耶？”米贵问题迫在眉睫，而经济结构问题又非短时期所能铲除，所以虽有诊断而无药方，于病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