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提供任何答案，既然暂时解决不了，只好置之不顾，继续解说政府操纵经济的手法。“虽然，欲明管子轻重主义之真相，更有最当研究者一物焉，则谷是也。……乃管子之言又曰：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万物必贵。……吾初读之而不解其所谓，及潜心以探索其理，乃知当时之谷，兼含两种性质：一曰为普通消费目的物之性质；二曰为货币之性质。……管子之轻重主义，不徒以单一性质之货币（即金属货币）为枢机，而更须以复杂性质之货币（即谷）为枢机焉！故今世之货币政策则一而已。一者何？以币权物是也。管子之货币政策，其条件有三：以币权物，一也。以谷权物，二也。以币权谷，三也。此管子之轻重主义，所以其术弥神而其理弥奥也。”（页69-70）
梁的解说清晰有力，但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先秦时代的货币体制尚未完善，除了法定货币，以实物交易的情况也必然并存。在这种“双重币制”（币与谷）的情势下，调控经济者必然要同时掌握这两项关键要素，毫无特殊难解的道理，梁也不必过誉地说“其术弥神而其理弥奥也”。其实《管子》所说的货币调控术，一点都不深奥：“有时金融太缓漫，事业有萎靡之忧，则将货币收回于中央金库，《山国轨》篇所谓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是也。有时金融紧迫，生计呈恐慌之象，则将货币散布之于市场，所谓币在下万物皆在上是也。……故曰：民有余则轻之，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人君散之以重也。”（页70）
接下来的解说相当有创意。1909年梁写此书时正逢国际金本位制盛行，列强诸国民间得以国家发行的纸币向银行兑换等值黄金，所以黄金可说是“实币”，纸钞可说是“虚币”。以这种眼光来看，《管子》内的实币就是“谷”，虚币就是政府发行的“货币”。梁的论点是，《管子》操控虚实币的手法，和当前金本位制国家操控虚实币的方法相通：“吾观管子调和金谷之策，窃叹其与今世各国调和实币与纸币之策若合符节也。……今各国中央银行所以能握全国金融之枢机者，皆由实币与纸币调剂得宜，既能以币御物，又能以纸币御实币；管子之政策亦犹是也：时而使谷在上币在下，时而使币在上谷在下。此犹各国实币，有时贮之于中央银行，有时散之于市场，凡以剂其平广其用而已矣。”（页70）
梁确是个优秀的解说者，把这个道理用古今相贯的手法析述得很贴切。1909年时金本位制运作良好，但到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遇到危机：各交战国的币值一方面要钉住金价，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对手国的金融崩溃，所以金本位制当然难以为继。英国在战后迟疑是否要返回金本位，一直拖到1925年才决定重采此制；但过不了多久，金本位制在1931年就崩溃了。如果梁是在1931年才写此书，他要如何解说《管子》的“虚实币交互控制法”呢？1931年之后读此书的人必然要反问：如果当初运作这么好的金本位都撑不了50年，如果当时身为国际金融龙头的英国都难以自保，那我们是否应该听信梁的建议，采用《管子》的虚实币交控法呢？
轻重术的基本概念，依梁的解说是：“其枢纽不外以币与谷权百物，而复以币与谷互相权。而其所以能权之者，则当币重物轻之时，敛物而散币；当币轻物重之时，敛币而散物；当谷重物轻之时，敛物而散谷；当谷轻物重之时，敛谷而散物；当币重谷轻之时，敛谷而散币，当币轻谷重之时，敛币而散谷。质而言之，则以政府为全国最大之商业家，而国中百物交易之价格，皆为政府所左右也。”（页71）
梁认为这种手法在古代“盖甚有效也”，因为“遵是道也，则全国商业之自由，极受束缚；……然在古代信用机关交通机关两未发达之时，……毋宁以政府立乎其间，其力足以尽求全国之所供，其力足以尽供全国之所求，苟奖励干涉得其宜，则于助长全国民经济之发达，盖甚有效也”。然而，“以今世之经济原则衡之，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页71）。读到此处，我们不禁困惑：梁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以《管子》的经济政策，来呼应20世纪初期流行于德、日的国民经济学派主张，但梁又屡屡说若实行《管子》的政策，则“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管子所谓币乘马之策，决非完备而可以适用者”。
两论对比，梁到底要读者何适何从？
梁对《管子》还有一项共鸣：“管子之意，以为物价之有高下，而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术，常能博奇利，此经济现象之所必至，无能遏止者也；而此种奇利，则当归诸国家，而不当归诸少数之私人。归诸国家，国家还用奖励民业，则其利均诸全国人民；归诸少数之私人，则一国财力所在，遂成偏枯，一方有余，而一方不足，……管子所以必以国家操此权者，盖为是也。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近世有所谓卡特尔者，有所谓托辣斯者，……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于是乎有所谓社会主义一派之学说，欲尽禁商业之自由，而举社会之交易机关，悉由国家掌之，此其说虽非可遂行于今日，然欲为根本救治，舍此盖无术也。而此主义当二千年前有实行之者焉，吾中国之管子是也。”（页72）
这段话的前半段是解说《管子》的用意，后半段在援引西洋近况以作呼应，说明这是古今中外共通的情事。梁解说得很好，但此段最后的说法，则有两项可争议的论点。（1）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学说是解决此困难之道，但这种学说却又“非可遂行于今日”。梁在1909年写此书时，尚未有一国彻底实行社会主义，若他在十年之后看到俄国1917年革命成功，改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一方面可以高兴地看到中央集权化之后，“奇利归诸少数人”的情况消失了；但另一方面，他恐怕也不愿意生活在那种集体性的社会里吧！（2）他说“而此（社会）主义当二千年前有实行之者焉，吾中国之管子是也”。以我们今日之理解，这句话当然是错的。
8.6财政政策
“聚敛之臣之治财政也，惟求国库之充实而已。而管子则异是。其言曰：‘（《权修》篇）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此管子理财之根本观念。……（《国蓄》篇）‘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此管子无税主义之大概也。考其所以持此主义之理由，其一则以为租税妨害国民生产力也，其二以为租税夺国民之所得也，其三则以为租税贾国民之嫌怨也。此三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今世言财政学者，亦不能具斥其非也。”（页73-76）这是很好的解说，但国家的岁用要从何而来呢？
用现代财政学的语言来说，梁所说《管子》的“无税主义”，是指不征收“直接税”，例如丁口税和田地税，而把主要的税源放在间接税上：“以今语释之，则曰：盐与铁皆归政府专卖而已。……管子之法，则纯粹之政府专卖法，而与今世东西各国之制，大致相合者也。”（页77-78）
读到此处，我们再度碰到一项矛盾：梁既力扬《管子》经济政策的高明，但接着又批评盐铁专卖政策的严重弊端。“铁官之置，使人民生事之具日啬，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弊；若盐，则自秦汉以迄今日，皆以为国家最大之税源，虽屡更其法，卒莫能废；即今世所谓文明国，其学者虽以盐税为恶税，倡议废止，……若盐又间接税中最良之税品也。而首发明此策者，则管子也。后世盐法屡变，至今日而政府专卖之下，复有专卖商之一阶级。故正供益绌而民病益甚。”（页77-78）
《管子》的国家税源还有两项，一是“矿产森林”，二是商业。
“然则管子之财政策，以盐铁为主，而以矿产森林辅之。即财政学所谓官业收入者是也。……而官业收入，且骎骎乎夺租税收入之席，德国及澳洲联邦导其先路，俄罗斯日本等国步其后尘。若国有铁路国有森林盐专卖烟专卖酒专卖等，其条目也。……管子所谓无籍而国用足者，庶几见之矣！……而我国之管子，则于二千年前，已实行此政策，使华克拿见之，其感叹又当何如？”（页79）
这种说法未免过度自我赞扬。先秦时期尚未编户齐民，政府对人丁、田地等直接税源的掌握不够切实，若要认真逐户征收，行政成本必然惊人。若对生活的必需品课高税，则只需掌控盐铁的流通渠道，就可以有效地收到间接税。从政府的观点而言，舍直接税而就间接税，是“本小利多”的必然考虑，丝毫没有梁所说的“先知先觉”之意味。若当时能方便有效地收到直接税，大概没有政府肯轻易放弃这块肥肉，“非不为也，不能也”。
至于商税，据字面的理解，应指从商人的营业收入征税，但梁所指的却是另一回事：“（《国蓄》篇）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页80）梁的解说是：“其法盖当丰穰之岁，谷价极贱，粒米狼戾，委积而无所得值，政府则以币予民，而易其粟以敛之；及至中岁，粟每石值十钱，凶岁每石值二十钱，政府则照时价而粜粟与民。……于民甚便，而政府每石得十钱或二十钱之利，不必直接收税而与收税无异也。且此术不徒施之于谷而已，凡百物之为民用者，莫不权乎其轻重之间而敛散之。质而言之，则全国最大之商业，掌于政府而取其赢以代租税也。”（页80）
照这样的解说看来，基本上这就是第8.5节所说的“轻重术”：
政府一方面调控各地粮食与重要物资的供应（即日后所说的均输），第二方面也掌控各地的物价（日后所说的平准）， 第三方面又从中获利。梁要说的是其中的第三点：从轻重术的调控中获得买卖的利润。
但称此为“商业税”，是否恰当呢？
介绍《管子》的财政策之后，梁在此节的结论还是老套：“华克拿曰：昔之租税，专以充国库之收入为目的；今则于此目的之外，更有其他之一重要目的焉，即借之以均社会之贫富是也。管子之租税政策，则与华氏不谋而合者也。”（页81）这是明显的过度凑合比附，因为19世纪末的德国没有盐铁专卖，也没有以轻重术来做平准均输的事情。若要说管子与华格纳的见解不谋而合，主要是和“国民经济”学说主张掌控支配国家资源的观点相通，但在落实执行的项目与手法上，中德双方的差距还相当大。
8.7国际经济政策
梁对这个题材所用的篇幅（页81-91），仅稍次于论轻重术的调剂分配政策（页59-73），我们很容易理解他的心态。清末的经济甚受列强欺凌，主张国民经济学的德国，在19世纪时也有类似的处境（但状况较佳），梁在《管子》里看到一些积极性的国际经济策略，自然热烈响应：“昔者英之克林威尔，法之哥巴，近者德之俾斯麦，英之张伯伦，皆竭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此者也。是故自由贸易保护贸易之论辩喧于野，关税同盟关税报复之政策哄于朝，岂不以一国之存，其原因发自邻国者，至伙且巨，而所以对待之者，岂可不慎乎哉？若我管子则深明此意者也。……彼荷兰、比利时，皆以蕞尔国当列强之冲，而其天然之恩惠又极薄，而顾以富闻于天下者，经济政策得宜故也。即如彼英国，其国内之农产物，曾不足以资其国三月之民食，而不以为病者，彼能以其工艺下天下之五谷也。夫管子所用之齐，其国势非得天独厚者也。……然则以齐之国势，宜其永为诸侯弱，而管子乃能用之致富强匡天下者何也？则所以善用对外经济政策者得其道也。”（页81-83）
梁说管子的对外经济政策有下列要点。第一，“其要点在奖励本国特长之产物，以人力造成独占价格，而吸其赢于外国。夫无论何国，皆缘其气候壤质民业之异，而各有其特长之产物，如英国之煤铁，中国之丝茶，……苟能善用之则持此可以称霸于天下。而春秋时代之齐国，则以盐为其特长之产物者也，故管子首利用之”（页85）。
这段话的道理是对的，但若以清末的经济为考虑，在世界市场上能独占的产品，如梁所言也只是丝茶而已。就算中国独占全世界丝茶的供应，“我虽十倍其值，而人莫能靳矣”（页86）。但问题是丝茶并非西洋的生活必需品，而只是附带性的或奢侈性的消费，可买可不买；在这种状况下，独占全球又有何用？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在于特产品的独占力，而在于一般制造业的质量、数量、价格皆无国际竞争力，这种病症绝非靠《管子》的老法宝所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