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对币制改革问题下过相当的工夫，与这些题材相关的文章，在他的经济论述中占了相当的分量。就行政经验来说，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任命他为币制局总裁，有意借重他在这方面的深入见解。
可惜积痾过深、政局多变，同年12月梁辞此职，币制局亦被裁撤。
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任梁为财政总长，在业务方面也牵涉到金融改革，但他四个月不到就辞职了。本章从三项主题，来析论梁在货币改革方面的论述与作为。梁一向主张中国应采虚金本位： 第2.1节评论他对此事的诸项见解与主张； 第2.2节分析他对各种币制改革的评议； 第2.3节讨论梁两次入阁时在货币政策上的作为，以及他晚年对币制改革的回顾； 第2.4节综述本章的主要见解并作出结论。
析述清末民初币制改革的著作相当多，但以梁氏的币改言论与建议，以及他在两次阁员期间的政策与作为，当作论述主题者似尚未见。论述清末民初币制改革所牵涉的问题非常庞杂，有国际金融问题（国际银价长贬、起伏），有国内政治问题（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有社会问题（城乡等不同部门和士农工商各业对币改的反应不一），有行政上的困扰（各省对中央决策的服从度不一）。在篇幅的限制下，本章只能处理国内货币和国际金融的面向。其他的相关著作略说如下，当可与本章的内容相对照，或补充本章所未处理到的面向。
王业键（1981）有一本精简但相当全面性的著作，该书对中国的银铜复本位、多元本位的问题，有趋势性与结构变化性的解说，是很值得参考的综论。有两套文献集内容相当丰富，主题涵盖面也很广阔：《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 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以下简称《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这是到晚清为止的资料；另一本是《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 第一辑（1912-1927）》（以下简称《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这是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时期的资料。这两套文献集对理解梁的币改建议与政策作为，以及各方的正反面意见，都很有帮助。李宇平（1987）对比1902-1914年，各派人士对币制改革的各种言论，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在清末民初对币制改革的纷杂论述当中，梁的见解是属于哪类。此外，有几本近代中国货币史的综述性著作，也很可以参考：张家骧（1925）、魏建猷（1955）、彭信威（1958）、卓遵宏（1986）。
2.1虚金本位
2.1.1银价长贬
从19世纪70年代起，以英国为首的列强逐渐改采金本位制，蔚为世界性的风潮。黄金既成为国际间的金属货币，需求和价格自然高涨。白银本来和黄金都是金银复本位制的主角，19世纪70年代起改行金本位之后，白银失去国际货币的功能，需求和价格大跌。中国境内流通的货币，基本上是以铜银为主要币材，对外贸易与债务的清偿，过去都用白银；现在国际银价大跌，等于是中国货币的汇率大贬，这对一个外债、赔款、入超额都庞大的国家，是一项重大的打击。
梁对金贵银贱的问题写过两篇短文，一篇是《论金银涨落》（1897，1：89），这是他最早期论经济问题的文章之一，是他在戊戌变法前一年所著《变法通议》内的一节。还有一篇是《银价之将来》（1910，25上：177-179），这是一篇长文《将来百论》内的一节。
《论金银涨落》是梁赴日之前的作品，当时他尚未接触现代的经济学著作，全文尚无概念性的语言，也无明确的主轴和主张。引发这篇短文的议题，是有位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建议：现今银价大贬，中国可以用白银铸成英国先令样式，在国际流通中使用。梁反驳说：这需视此币铸成之后，外国是否肯一律通用而定。他举当时法、比、意、瑞四国的协定，说四国所铸的金银钱“彼此国库皆准抵用，而收付银钱则以一百佛郎为限”（1：83）。就算中国能铸银币，且能流通于欧洲诸国，但有此额度之限，所以中国所铸之先令，在购兵械或还外债时，最多只能当巨款之尾数，于事无补。况且列强已行金本位，视白银为辅币，中国若铸银先令，成效必然有限。
这项驳斥是此文的破题，也是此文的概要点。梁论过此点之后，泛论各国的金银币政策、世界金银价的潮流、中国可采之对策等等，但梁对这些问题并无明确的主张或提议。若单读梁的这篇《论金银涨落》，会让人觉得这位杨通政未免过于无知。张家骧（1925， 第3篇页6）和《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653-654），都录载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在八月初一（1897）所写的这篇奏文。现在重读此文，觉得杨的建议虽然忽略了基本条件，但在政策步骤上的推论还算合理，反而是梁的文章只批评到杨的部分建议，而且也过度驳斥了杨的主张，分述如下：
第一，杨的主旨是在“奏请仿造金银钱：镑价愈涨，则中国征收所入，使费所出，无不加倍吃亏，借款一项，吃亏尤巨而久。中国国家商民交困，其患俱在有形，独此镑价递昂，耗物力于无形之中”。第二，他的政策建议是首先要统一国内币制：“欲挽积弊、弭大亏，非率宇内之权量，整齐而划一之。定准圜法，以与各邦平均往来不可。” 第三，他说明英镑是当时国际性的领导货币，以及中国吃“镑亏”的情形：“各国金钱轻重稍别，而悉以英金镑为准。……同治年间，每镑合中国规银三两三钱三分；光绪十三年春，每镑合规银四两一钱六分五厘；今则一镑合规银八两有奇。燃眉之急，莫切于此。”最后，他的具体建议，也是梁最误解他的地方是：“拟请谕旨，准予变通。先按先令分两成色式样铸造银钱，务令京师直省一律通行。……并请一面饬下各直省将军督抚速采金矿，聘匠开挖，将来再仿英镑式样，铸造金钱。……银钱既铸，金钱续成，由是可仿英式制造钞票。金银钱存储国库、直省库，视存钱之多寡为准，则钞票辗转流通，无用之金钱将同土壤矣。”
这项铸币提议的要点是：（1）铸造全国统一成色的银币，令京师直省一律通行；此银币的特色是“按先令分两成色式样铸造”，这一点造成理解上的困扰。第一，这句话不够具体，未说明按何种分两成色样式； 第二，英镑是金本位货币，与黄金价格同步起伏，若依杨的提议在1897年铸银币与先令等价，但日后银价若再贬落，金银比价会产生变动，这就失去了要与英镑保持同步价值的初意。（2）先铸好银币之后，速采金矿以造英镑式的中国金币。也就是说：上述仿先令铸造的银币只是过渡性的，最终目的是要铸成金币，进入金本位体制，成为“黄金俱乐部”的一员。（3）再下一步是发行可兑换纸币，和英国一样，民间持纸币可以随时向国家兑换金银。杨说到了这个阶段，“则钞票辗转流通，无用之金钱将同土壤矣。一转移间，不加赋，不事捐输，不求人加税，立即挽回利权三倍。富国救贫之策，无捷于此”。那是过度推论，不必计较。
杨的提议避开了一项主要的困难：中国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金银存底，可用来铸造供全国通用的标准银币，至于铸金币和发行可兑换纸钞就更不必提了。梁的批评应该放在这一点，而他却把论点集中在铸银币的阶段，强调这种银币在国际清算上会碰到的困难。杨的提议在视野上较广，是要一步步地从银铜混杂货币体制，转入统一的银币制，再转入金币制，最后成为英式的可兑换纸钞制。梁写此文时才25岁，尚未赴日，对现代的货币问题认知有限，不必苛责。
《银价之将来》（1910）是两页不到的短文，有三项要点：（1）综述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宣统二年（1910）之间，国际银价大幅变动的概况。（2）银价长期下跌的两大因素：国际上采金本位制，以及银产量日增而用途却日窄。（3）在此情势下，“我国苟不速行虚金本位制，则全球之银块将悉以我为尾闾；银等于瓦砾，而米薪则等于珠桂矣！可不惧欤？”（25上：179）梁的这两篇短文（1897，1910）传达了两项信息：（1）国际银价大跌，对中国已衰败的经济犹如火上添油；（2）中国既无实力改采金本位，梁认为根本的解决方式，是采用其他发展中国家已实施的虚金本位制。
以下先补充说明虚金本位制的意义，何以在中国会有改采此制之议，以及各方对此制的不同反应。有了这些背景，才更能体会梁对此制的诸项论点与作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所累积的外债、赔款和入超额，到了20世纪初已相当庞大。以赔款为例，当初签约时以银两为单位，但金本位制通行之后，因为国际银价大跌，列强实际收到的款项，若用黄金来衡量，确实缩水不少，所以就要求中国偿补这段因银价贬值所带来的损失。
当时的国际领导货币是英镑，在国际上与黄金有同步起伏的关系，中国因为银价贬落而额外支付的汇兑差额，因而称为“镑亏”。
白银续贬，镑亏的压力就愈大。而中国的外汇存底有限，又不产金，没有实力加入“黄金俱乐部”，因此有国内外人士提议中国采虚金本位（gold-exchange standard）：对内仍行银铜币制，但对外的贸易与债务则行金本位。好处是得以免除“镑亏”，中国政府只需准备较少量的黄金，用来应付贸易与外债等国际支付即可；对国内的货币体制不必和金本位国家一样，需有黄金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仍可保留原有的银铜币制。这种虚金本位制又称为金汇兑本位制，只在和外国有汇兑关系时才用黄金结算，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等）而言，是一种巧妙的设计。在殖民地母国的支持下，虚金制在这些经济体内运作得不错，所以中国有意仿行。
2.1.2倡议改制
晚清民初提议更改币制的方案很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些议案的背景与概要，在近代货币史的著作内已都提及，在此不拟重复。这些提案中，有些是建议先铸银币之后，逐步改铸金币（如前述杨宜治的主张），也有人主张暂时并用银本位制及金汇兑本位制（如驻英公使汪大燮在1907年的提议），曹汝霖在1918年也提议过使用金券，但这些都不是梁心目中真正的虚金本位制，而只是金本位制的中国特殊版本。梁所主张的虚金制特点，是对外以黄金结算，对内仍行原有的（银铜混杂）货币体制。符合这项定义的提议，在1931年世界性的金本位废止之前，在中国一共有过四次，都是国际人士向中国政府正式建议的。
这四次提议都失败的原因各自不同，正反双方的意见也相当杂乱，但有三项因素是共通的：（1）国际银价起伏不定，大跌时积极建议采虚金制的声浪很大，但银价回升时却又觉得利不见得大于弊。（2）货币改革成本过高：中国的币制混乱，中央政府的权力鞭长莫及，各地习于旧制不愿改革。同时，中国政府财政困难，币制改革所费甚多，非困窘的财政能力所及；殖民地因有母国在经济与行政上的支持，所以障碍较小。（3）国际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受到严重的考验，之后屡有停止之议，中国也因而对采虚金本位的长期效益感到迟疑。
第一次是英人赫德在1903年4月提出， 第二次是美国政府派康乃尔大学教授精琪在1903年10月提出（梁所评论的对象就是此次），第三次是荷兰人卫斯林在1912年提出， 第四次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Edwin Kemmerer）在1929年11月提出的。这四项提议中的后两项，在时间上因为与梁的见解无关，所以在此不论。“赫德案”在时间上与“精琪案”相近，还牵涉英美两国竞争中国币制改革主导权的问题，所以必须相提并论。梁在立场上支持精琪案，但张之洞却强烈反对，因而梁对张有激烈的批评。这些辩驳会在下面两小节内析论，以下简述赫德案与精琪案的基本方向与政治意涵。
1903年2月至1904年9月间，总税务司赫德向外务部建议“改虚金本位制，定立银钱准价”。他的办法是先厘定新币的价值：“凡新币八两，常等英金一镑”（1镑有20先令，每先令有12便士），也就是要把中国币1两的价值，规定等于30便士。这样的单位换算在国际汇兑上较简明，因为中国各省银两所含的纯银量不一，在国际贸易与清算的作业上难有简明的依据。另一项优点是：这等于是向国际宣称中国的币值今后钉住英镑，汇率是1两等于30便士，只要英镑起伏，中国币值就跟着波动。赫德的提议内，还有不少技术细节以及行政上的配套措施，这些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097-1110）所录载的文献内可以查到，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