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3新政成绩
熙宁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熙宁五年荆公写了《上五事札子》，自评执政三年来的政绩：“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页136-137）
这段新法初行的自我评价，显示几项信息。（1）荆公对刚推行三年的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实行）成效最满意；（2）对刚开始实行的免役法（熙宁二年十二月公布“条目”，翌年冬在开封府试行，熙宁四年十月全国推行）和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实行）还不放心；（3）若要免役法和市易法成功，前提是“得其人”和“缓而谋”；（4）若用人不当且“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言下之意，是希望神宗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苏轼语），否则若欲速不达，勿怪立法不善。
后世常以荆公和王莽相比，梁则力辩两者之别：“又如王莽，固亦托于《周官》，以变更百度，然其所行者，无一为法先王之意，而亦自始无乐利其民之心。……夫荆公创法立制，无一不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其不可与新莽同年而语。……使荆公之法而果为病民，****当呻吟枕藉救死不赡之时，势必将铤而走险。……乃宋自真、仁以来，虽号称太平，而潢池窃发，犹累岁不绝。……夫其前此固已募强悍之民，纳之于兵矣，而国内之不能保其安宁秩序也。犹且若此，独至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举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挟弓弩。苟政府之设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则一夫攘臂，万众响应，其于酿成大乱易易也，乃不特不闻有此而已。即萑苻之盗，亦减于旧，而举国熙熙融融，若相忘帝力于何有。”（页138）此项辩解的前半段甚佳，但末句所说“举国熙熙融融，若相忘帝力于何有”，则不符实情：试想新旧法党人在此二十年间的无情争执，以及反对新法者所举的民间窘状，就可知梁此言不确。
梁认为反对新法的原因与心态很简单，“私党”与“意气用事而已”。“吾读泰西史而叹公党之有造于国家，如彼其伟也；吾读国史至宋、明两朝，而叹私党之贻毒于国家，如此其烈也。彼私党者，其流品不必为小人也，……其目的不必以永禄位也，……其所争者不必为政治问题也，……其党徒不必为有意的结合也；……有一吠影者倡之于前，既有百吠声者和之于后，一言以蔽之，曰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胜而国家之利害可以置诸不问，宋以是亡，而流毒至易代而未已，察此性质则当时新法所以被阻挠被破坏之故从可识矣！”（页140）这是没有说服力的说法，元祐党人及其支持者必然否认，甚至反讥梁的说法才是真的意气用事。所谓的意气用事，古今中外都是用来批评对手的说法，用以对照己方的作为是属于和平理性。不知梁何以未明此小理？
8.9.4意义有限的平反
整体而言，梁对荆公的财经作为，并没有在具体问题上作深入分析，也没有提出财经政策上的新洞见。相对地，由于梁的主要诉求是替荆公洗冤辩诬，所以立场鲜明偏颇，在格局上还是没跳脱出“党争”式的论述。从财经分析的角度来看，梁在《王荆公》里的贡献有限，不论在深度上或广度上，都远比不上他在翌年（1909）写的《管子传》里，对整套国家财经政策（如轻重术）的良好理解与视野宽广的评述。
为什么梁在1908年36岁时会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去写一本22章共两百多页的《王荆公》呢？除了在其首节初段所引述的原因外，我认为还有一项内心的原因。《年谱长编》说梁在1908年时，“是岁海外事业皆濒危机中”，最基本的原因是他的保皇运动在海外推行不顺，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在路线上与人事上都有激烈冲突。双方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就社会主义问题、土地国有化问题，以及中国日后应采取的经济路线，都有严重的争执，所用的语言近乎是不共戴天式的对立。梁甚至以“不必行”、“不能行”、“不可行”来激评《民报》的主张，双方言辞之惨烈，近乎党争式的手法。（参见本书第6章）在1906-1907年与孙派人士激烈“党争”之后，梁基本上可说是势单力薄地停战了，《新民丛报》在1907年7月正式停刊（《年谱长编》页224-229详述此事经过）。我们因而可以理解，在这种郁闷心情之下所写的《王荆公》，难免会把自己的“党争”境遇，移情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新法与旧党的架构上倾泻，而最能具体呈现这种政争的题材，自然就是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这几项财经新政。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就应该从政治的观点来读《王荆公》，而不必以财经分析的深度来苛责他。
换句话说，如果读者认为梁对王安石财经政策的见解，是表层化的肤浅批评，并挟带过多政治上的明显立场，这是对的，因为这正是梁在1908年时的心情写照。与孙派之间的“党争”感受，对梁而言并非首次。回想在戊戌政变期间，他和康有为、光绪皇帝之间的结盟关系，正犹如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新法结盟。梁所面对的慈禧太后与守旧派人士，在北宋的版本岂不就是神宗所面对的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的皇后，元丰二年十月崩），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党人吗？
虽然梁在“自序”内说他“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但为何要在1908年“事业皆濒危机中”中写《王荆公》呢？或许另有一项刺激性的因素。根据东一夫（1980：17-18）的解说，日本的忧国史学者吉田宇之助，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出版《王安石》（序文6页、正文304页），可说是近代第一部论王安石的专著。吉田写此书的时机，正是日本国内政党斗争的激烈时期，对俄罗斯的政策摇摆不定[翌年（1904）即发生日俄战争]。这个局势和北宋王安石的处境类似，所以吉田在那个时间写《王安石》，对日本的政局而言确是有其可借镜之处。吉田在书中称扬王安石是“政治家中的大政治家”，这和大正、昭和时期汉学家的观点并不相同。
更引起梁注意的，可能是吉田在序言里引述爱国史学者德富苏峰的诗：“毕世心事在经纶，余技辞章亦绝伦；时俗奚知济世略，枉将安石做文人。”德富是当时日本文坛的名人，笔锋甚带情感，有人说梁在《新民丛报》的笔法与内容，甚多学自（或抄袭自）德富（参见本书第12章注[110]）。吉田的书出版后，梁应该知道，尤其他一向注意德富的文章，所以有可能知道吉田所引述的这句诗。吉田对王安石的推崇，以及日本在1904年日俄战争上的胜利，想必更刺激了梁对这本书的关切。
所以梁在失意的1908年，才会“发愤取《临川全集》再四究索”，并参照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快笔写出他心中构思已久的《王荆公》。和吉田的《王安石》一样，梁的这本书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本王安石传。我没有吉田的书可用来对照双方的观点与内容，但我对梁的《王荆公》有三个观感。（1）取材上大都是抄录《临川全集》和《王荆公年谱考略》，而且有不少段落是长篇幅地全文转抄。（2）依题材的内容，佐以清末的词语解说，甚至时常以不贴切的“银行”、“金融体系”、“社会主义”，来比附解说北宋新法的内容。（3）政治立场倾向过度鲜明：对王安石与新法，几乎是无批判地称扬与辩解，而对司马光等元祐党人，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用这种笔法所写的传记，说服力必然不够，几乎可以说是以情绪性的宣泄为主轴，而无分析的深度可言；就算王安石复生，也未必感激这种廉价的平反。
若把视野放宽拉高，与王安石相关的纠葛议题，会让人联想到记载西汉财政经济问题大争辩的名著《盐铁论》。那本书内所涉及的诸项问题，在本质上直到晚清、民初都未曾间断过，几乎可以夸张地说：《盐铁论》内所涉及的专卖、平准、均输、边防、贪污、贫富、奢俭等诸问题，在汉民族的经济史上是结构性和贯穿性的问题。西汉的桑弘羊、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岂不都面临类似的处境？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盐铁会议的目的是要打倒以桑弘羊为首的政治势力，切入点是在批判桑派人士的财经路线（以盐铁问题为核心），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恶果。桑派人马后来会被杀除，其实在这项会议筹备时他们就应先有心理准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场激烈的争辩，在双方肉搏式的对抗之后，所得到的具体结论却很小：只废除了“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当初会议的主题是要废除盐铁国营专卖，但最后所得到的结论，却只是“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盐铁论》（41取下）]。也就是说，只废除了小额的酒税和关内铁官。盐铁会议主要的意义，反而是政治效果远大于经济效果。王安石的财经新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岂不是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