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余论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内完全没有“井”字，伪《古文尚书》也只有《毕命》篇内有一句“弗率训典，殊厥井疆”。（宋）蔡沈《书经集传》解释为：“其不率训典者，则殊异其井里疆界，使不得与善者杂处。”伪《古文尚书》出现于晋代，“井疆”的名称，完全是后代人心中的制度，伪造者不自觉地漏了底。
从这里也可以推测，在西周至春秋初期之间，统治者所颁的文告与典礼记录，不会用到井字。此外，在殷商甲骨文与周金文中，“井”字未见作“水井”解的。还有，我们在《诗经》与《尚书》内也都看不到井字。这几件事共同指出一项事实：在西周之前，水井不像后世那么重要。从上面的讨论得知，要到春秋中期人口密度大增后，水井的重要性才渐显露。另一方面也因而确知，泉水在西周以前是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尤以贵族为甚。
10.6综述与结语
10.6.1综述
孟子与滕国君臣的问答，到底制造了什么谜团，让两千多年来的饱学之士都转不出来？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五个问题。虽然在正文里已经尝试回答，但为了能更清晰地综述，我们把相关的答案归纳在各个问题之下：
（1）孟子回答滕文公问“为国”的第一段话里，除了一些原则性的，如“民事不可缓也”，“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以求“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外，主要是一段关于三代赋税制度的传说。似乎孟子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这些制度的细节，还要引用龙子的话与《诗经·小雅·大田》的句子来补充。到底他对哪些话较有把握？哪些是仅凭猜想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对三代赋税制度的了解，也许比同时代的人稍多一些，可是离完整还很远。他较有把握的片段，似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惟助为有公田”，以及他对“助”与“彻”的解释，这些都是他特别提出来讲的。另外，他引龙子的议论作为他认同助法的根据，他对议论中的叙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显示他是赞成助法的，这是属于“较有把握”的部分。他对其他事情的叙述，把握就少一些，尤其是他对《大田》诗中“公田”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使得他对原来所相信的“周人百亩而彻”，也产生了怀疑。然而，他说“虽周亦助也”，只是提出心中的疑问，这并不是他的结论，因为这和他所认同的助法之优点并不抵触。
（2）在同一段内，孟子并未提出“井地”的字眼；而在之后的第二段内，滕文公却主动派毕战向孟子问“井地”。是否滕国君臣已先知道井地这个观念，而仅向孟子请教具体的办法呢？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他的回答总纲，这是要传达什么信息呢？
毕战所问的井地，与第一段内的赋税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回答是：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问的井地，是土地规划的方针。“井”字在此应作“型”字解。滕国的田地因受战祸与兼并的破坏，经界不够规则，导致面积无法准确计算，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回答的总纲，正是针对此问题，提醒滕国君臣要及早整顿，不要让“暴君污吏”去“慢其经界”。当时人口的增加，已造成各家的农田接壤，破坏了以前的经界；同一时期，因人口外移所造成的农村失血，可以抵消部分人口的增加效应，这正是整顿经界的好时机。
井地与赋税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孟子认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在他心目中，赋税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以“正经界”为先决条件。
（3）孟子在第二段所描述的“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为何讲得那么笼统？毕战听到这段话后，真的就能自行补充细节吗？他有没有继续发问？若有，何以没有记录？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所策划“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的办法，是针对滕国地势平坦而小面积的特性所设计。滕国独特的情况，当时大家都知道，无须多讲。反而是后代的人，在时过境迁之后，没有考虑到滕国的特殊背景，才会产生误解。若能把当时的背景考虑进去，就可以发现孟子的话已经相当清晰明白。孟子的方案已经把“野”、“国中”、“圭田”、“余夫”都照顾到了，其余的细节已不会造成很大的不公平，可以放心让滕国君臣自行决定。毕战有把握在孟子方案的精神下自行补充细节，所以就没必要多问。
（4）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何以与他在第一段所认同的“什一”不一致呢？有没有“托古改制”的成分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是因为“正经界”的井地方案，是切成9块，只能“九一”，无法兼顾到“什一”的原则。由此可知，孟子所着重的是“正经界”。在此前提下，能够实行“莫善于助”的赋税制度，当然就更理想。
与战国后期的诸子相比，孟子的井地方案理想中，托古改制的成分不多。他所引的“古”大多有所传承，就算有错，也是当时儒家共有的错。儒家对“古”有相当一致的认识，孟子无须也无法自己托古。他所叙述的三代税制，在战国初期流传过，即使非常不完整，也可能代表当时对此问题的较好信息。孟子显然了解这些传说的不完整性，只好加进自己的猜想；如果他真的在托古，为什么不托得更完整一些？
（5）在《孟子》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所坚持的原则，会向不同的对象一再地推销。然而，田地与赋税这么重要的方案，何以在《孟子》中仅此一见呢？他心目中有没有完整的草案呢？或仅是为了滕国的特殊问题所做的临时发挥？
我们的回答是：“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孟子针对滕国特殊情况所做的个别建议，而非应该坚持的普遍性原则。方案背后的精神，是在“取于民有制”，这才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在规划方案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推销“民事不可缓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配合措施，这些更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孟子是感于滕文公的知遇，才针对滕国的情况作此策划，可见他心中并没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草案。这是个特例，在《孟子》中仅此一见。梁、齐等大国的客观条件较为复杂，孟子当然不会冒眛地提出同样的方案。甚至在鲁或在宋时，因为得不到君主的信托，他也没有提过任何方案。由此可见，所谓的井田制，其实是后人企图将孟子井地方案的外壳，在过度一般化之后，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地区，而未必掌握到孟子当初的基本精神。
10.6.2结语
现在不妨检讨一下，历来对上述五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战国时代离孟子最近，他们对当时背景资料的掌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战国后期至汉初，正是托古改制风气最盛行的时候，学者们因而以为孟子也是在托古改制，只是说得不够详细而已。于是凭一己的理想，将《孟子》中的记载扩大渲染，误导后代读者以为那真是先王的遗制，是孟子所祖述的，此事尤以《周官》为甚。由西汉中后期到魏晋，那些说法的问题就逐渐浮现，儒者花了很大精力，来弥缝前人对井田制说法，把那时已显得若有若无的传说，加上诗书中扯得上关系的一言半句，作为“解经”的根据。结果是越解释越臃肿，害得唐宋以后的学者，也陷在此漩涡中无法自拔。仅少数学者如宋朝的朱熹，看出孟子此处“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不屑于既往之迹”（见他在《孟子集注》中为此章所写的按语）。朱熹作了较合理的推论，启发清代乾嘉学者，逐渐扭转此一积重难返的趋势。
梁启超的时代，正处于新旧交接之际。乾嘉学者的努力，已部分澄清了历来经学家最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欧美日本的史迹与学说，也开始让国人有更宽广的眼界。梁所涉及的外务太杂，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并没有太多贡献。“五四”以后，胡适、顾颉刚、季融五等人，继乾嘉遗风，对以往的经学抱怀疑与批判态度，对井田制的疑点当然不肯放过。上面综述的五个问题，他们也大致意识到了；对这五个问题个别的解答，也偶尔有说对的。可是，一般而言，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例如胡适在《井田制有无之研究》（页50）说：“孟子的文章向来是容易懂得的，但是他只配辩论，不能上条陈。他这几段论田制的话，实在难懂。”其实孟子并非在“上条陈”！他的话也讲得够清楚，毕战显然听得懂，所以才没再发问；只是后人没有考虑孟子与滕国君臣问答的背景（而这些在当时是不需讲明的），才会觉得难懂。
另一方面，朱执信他们多少会感觉到，井田的传说有助于推介国外某些政经理论进入中国，故倾向于辩护传统的说法。然而经过这次辩论，疑古的风气已开，日后对解答井田问题的进展是有帮助的。尤其是日后大部分对井田的辩论，都知道要回归到《孟子》。
钱穆对人口问题与井田的关联，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对第（1）个与第（5）个问题的答案也与我们相近。齐思和对第（3）个与第（5）个问题的突破，最有贡献。陈瑞庚已经注意到第（2）个问题的“井地”名称，他对第（1）个问题的处理也算正确，然而他对第（5）个问题的答案却错了，因而影响他对第（3）个和第（4）个问题的处理。木村正雄比较接近第（3）个问题的解决。方清河对第（1）个、第（3）个、第（5）个问题的解答都有心得；可惜他对井地的意义解释得不很成功，对孟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也分析得不够透彻，有点功亏一篑。我们在前人的成就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效地否证井田说这个重要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