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管子》为例，其中就有很清晰的“轻重术”，非常具体地说明国家要如何积极调控经济以求国富与民裕；相对地，从梁的七个公例看来，《墨子》的经济主张大都是消极性的、制约性的、规范性的，毫无积极的经济路线可循。梁写《管子传》时对管仲的评价极高，说他是“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呜呼！如管子者，可以光国史矣！”（参见此书首章与全书的末段）。他在1909年写《管子传》的目的，是希望“爱国之士，或有取焉”（页3）；在1904年写《子墨子学说》时，首段就说“今欲救之（中国），厥惟墨学”。让人困惑的是：如果某位财经人士对梁景仰有加，他到底应该听从梁在《管子传》内所主张的“经济主权在君说”呢？还是应该跟随《墨子》内的禁欲制约说呢？其实管墨两家在立场与手法上大异其趣，有不少地方甚至是不兼容的，例如《管子》内有《侈靡》篇，但《墨子》却很强调《节用》篇，梁要读者如何协调呢？
再说，梁把墨子说成“小基督”、“大马克思”，把墨子的经济公平分配原则，比附到“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这类的过度诠释真是有点“不伦不类”。此外，他在《墨子学案》第二自序末两行说：“墨子之经济理想，与今世最新之主义多吻合。我国民畴昔疑其不可行者，今他人行之而底厥绩焉。”梁未明说“今世最新之主义”，是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是何国的哪种制度，但这类的比附总是让人觉得不妥当。
今日重读梁的这些见解与说法，我不知道要如何同意黄克武的结论，说：“梁启超论墨之作表现出他个人的学术风格，以及思想的一贯性，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他绝对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1996：90）廖名春研究梁启超的古书辨伪法之后，“认为梁关于古书辨伪方法的论述，从观点到论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简单地利用梁氏的方法去判定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往往造成冤假错案”（1998：353）。这项观察或许也可用来和黄克武的结论相对照。
最后再举一例，说明梁并非“绝对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这是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的见证。“人所共知，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做过教授（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只少数人知道他同时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当过学生。在暑期学校刚近结束时，我发觉梁先生不似初到南京时那样精神愉快，似乎随时处在沉思状态，桌上堆满了佛学书籍。某星期日，我从城南买了宣纸，走进支那内学院，拟请欧阳竟无给我新办的《冬青杂志》写封面。我怀着十分惊异的心情轻步走到书房的窗下，听见欧阳先生庄严地对梁谈话：‘我绝非轻视你梁启超，而是你的文章对青年传染力强——把佛学导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试想想，我们一代应担负何等罪过？’说到此，不禁老泪潸然；梁启超听罢埋头无语。据王恩洋（华宗、北大学生）说，由于梁启超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唯识浅释》的文章，这时内学院开讲《唯识抉择谈》将要结束，为此，欧阳先生又重新开始讲第二遍，完全是为了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类似的记载，在夏晓虹编的《追忆梁启超》中还有不少。
11.2西洋经济思想史评介
11.2.1背景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这篇长文原刊在《新民丛报》第7、9、13、17、19、23号（1902年5-12月），以及1904年8月的51号上，后辑入文集12：1-61。内分：例言七则（页1-2），发端（页2-5）， 第1章本论之界说及其叙目（页5-7）， 第2章上古生计学（页7-11）， 第3章中古生计学（页11-13）， 第4章16世纪生计学（页13-16）， 第5章重商主义（页16-22）， 第6章17世纪生计学（页22-24）， 第7章18世纪上半期生计学（此章只有一行：“本章纯属过渡时代，无甚新创之学说，而家数颇繁赜，尽为揭出反使读者生厌倦心，故暂阙之”）， 第8章重农主义（页24-28）， 第9章斯密亚丹学说（页28-43），附论：进出正负差（即贸易顺逆差）之原理及其关于中国国计之影响（页43-61）。
以篇幅而言，附论最长（20页），但内容与学说史无关，主要是在介绍如何计算国际贸易的顺逆差项目，以及光绪十四年到二十八年间中国贸易逆差的状况，分析造成此现象的各种原因。这项附录不论在性质上或篇幅比例上，都不应收在此处，应可独立为一文，所以此处要探讨的只限于本论部分。本论内的诸章，除了第9章之外，都在5页以内或左右。第9章独长的原因是斯密的《国富论》，在1902年有严复的译本《原富》刚出版，但严译文笔深奥，“乡曲学子得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能解其理者千无一焉，是岂不可为长太息也。吾今故略叙斯密之性行学术，且举其全书十余万言，撮其体要，以绍介诸好学诸君子（吾欲以此为读《原富》者之乡导云尔）”（12：29）。
为何只到斯密就停止了？从他的原初设计表（页6-7）可看出，他还有好几章已计划好但未写出：（1）斯密派中之厌世主义；（2）斯密派中之乐天主义；（3）门治斯达派（？）；（4）约翰·穆勒及其前后之学说；（5）非斯密派；（6）新学派，内分历史派和国群主义派。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到斯密为止的9章，在内容上和方向上很可以理解，基本上也都正确。但以现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观点来看，上述的（1）、（2）、（3）不知何指，（5）的范围过广，亦不知何指，（6）的国群主义派亦不知何意。这个纲目大概是依当时（1900年左右）日本所译或所著的西洋经济思想史著作拟订的，所用的名称有些与现代不同，但难解的是：为何不见马克思学派与社会主义学派？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士对这两派的经济见解已有介绍与评论，日本在这方面的介绍也相当多，或许梁认为这些是当时新兴的主义，还称不上是思想史吧。
11.2.2动机
梁在“例言七则”内说明了他的主旨和撰稿方式，摘录如下：
（1）兹学为今世最盛之学，其流别最繁，其变迁最多，其学科之范围最广，其研究之方法最殽，非专门名家莫能测其涯涘。……尝请侯官严先生论次其大略以诏后学，先生方从事他业，未能及也。而方今新学将兴，兹科理想尤为我邦人所不可不讲，是用不揣梼昧，叙其梗概，聊当菅蒯为椎轮云尔。（2）兹学学史，东西作者数十家，其卷帙繁者动至千数百叶，……今欲以报章短文撷其纲要，谈何容易。……本论于上古、中古务求极简，自斯密亚丹以后，又不敢避烦，求适我国今日学界之用而已。……（3）兹学译出之书，今只有《原富》一种（其在前一二无可观）。理深文奥，读者不易，先读本论，可为拥篲之资。……（4）本论乃辑译英人英格廉（Ingram，今译“英格拉姆”）、意人科莎（Cossa，今译“科萨”）、日人井上辰九郎三氏所著之生计学史，而删繁就简，时参考他书以补缀之。……（5）兹学之名今尚未定，本编向用平准二字，似未安。而严氏定为计学，又嫌其于复用名词，颇有不便。或有谓当用生计二字者，今姑用之以俟后人。……（6）论首为端一篇，本与学说沿革无关，但我国人今尚不知此学之重且要也，故发明其与国种存灭之关系，冀启诱学者研究之热心云尔。（7）篇中人名及学理之名词，依严书者十之八九，间有同异者，偶失检耳。
以上七项是体例与方向性的说明。梁撰写此稿的真正动机，是要唤醒国人理解经济问题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密切关系：“一读生计学之书，循其公例而对照于世界之大势，有使人瞿然失惊汗流浃背者。”
“今则全地球生计竞争之风潮，……处今之日谋人家国者，所以不可不知计学也。”（12：2-3）吴汝纶在《原富》的序言里，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以言利为讳，对经济事务的应变能力不足，列强在政治和经济上侵害到中国利益时，知识分子和官员空有满腹经纶而束手无策。他也提醒读者说《原富》并非言利之着，而是与经国济民密切相关的政策之学。
基本上，梁在重复这些论点：“儒者动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庸讵知义之与利、道之与功，本一物而二名。……抑吾中国人以嗜利闻天下，心计之工、自营之巧若此，初未尝以正谊明道之教而易其俗也。……毋亦由不明学理，不知利字之界说，……见顷刻锱铢之小利，乃不惜捐弃此后应享无穷之大利以易之。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呜呼中国国力之销沉，皆坐是而已。……以如此国，以如此民，而浑浑焉当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冲，吾又安知其所终极也。西国之兴，不过近数百年，其所以兴者，种因虽多，而生计学理之发明，亦为其最要之一端也。自今以往，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此焉。……而我中国人非惟不知研此学理，且并不知有此学科，则丁兹奇险而漠然安之也，又何怪焉。……慎勿以孳孳为利之言目之也。”（12：4-5）此段前半段说得很好，甚能掌握中国人对“利”的心态，但后半段未免夸张：经济学和“国之兴亡、种之存灭”之间，其实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
11.2.3结构
第1章“本论”，主要是界定生计学史（即经济思想史）与生计史（即经济史）的差别：“生计史者，叙述历代各国国民生计之实现及其制度也。生计学史者，专言学说之沿革，而非制度之沿革。学说与制度厘然二物也。”（12：5）此章的另一要点，是以分支图的方式（12：6-7），列举他打算译介的各学派：“此表分类由著者参酌群书，益以臆见，其当否不敢自信也。”若以目前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通用纲目来看，到斯密为止的各派学说，大抵与梁在1902年时所见相似，但之后的分类方式，则因新说四起，现代的分类法已和梁当时的纲目迥异。
整体而言，梁这一系列介绍西洋经济思想史的文章，是属于争议较少而且大都已有定论的部分，斯密之后如李嘉图、历史学派，等等，都在梁的纲目上，但未完成。如果他写出这部分的话，不知道他对李嘉图、马克思等人的见解会有哪些案语和评论？或许我们也较能从那些评论里，体会出他的基本经济观，以及他会有哪些独特的见解。
此处不拟摘述评论这篇长文的内容，一方面是题材过于专业，另一方面是意义不大。整体而言，以今日的知识来判断梁所译介的内容，我的感觉是大体上正确，一因他是根据名著摘译而非论述自己的见解，所以在专业上的失误较少；二因他每章的篇幅极度浓缩，所以只触及基本事项而少深入析论，引人争议的空间也因而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