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的全集里，经济论述所占的比例不高，只是他议论众多时事的一环而已。但他对某些经济问题曾经下过深入的功夫研究，币制改革和财政制度尤其是他关怀的重点。以下所要讨论和省思的主题有三项：（1）他的经济知识有哪些来源？除了中国传统的典籍之外，他在日本接触了哪些财政经济方面的著述？他比较倾向哪些观点的学说？（2）从综观性的角度来看，梁的经济论述具有哪些特色？他的写作手法可以归纳出哪些模式？（3）从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梁当然是关键性的人物，文笔犀利活泼，老少咸宜；此外，他所论述的主题，大都具有时事性与政策建议的意涵，所以很能抓住当时读者的关注。相对地，严复在译案《原富》时用词古奥难读，远比不上梁的精彩爽快。但严的优势在于《原富》是世界名著，此书的中译是属于经济思想在国际传布的环节之一，所以在一个世纪之后重读严复译案的《原富》，从经济学理的观点来看，反而比梁的论述更有探讨的空间与深度。
12.1知识来源
梁在1898年（戊戌）26岁赴日之前，写过四篇评论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表现的笔法已相当老练，见解也够清澈，所驳辩的事理也够强韧。赴日之后所写的经济论述仍有上述三项优点，进步之处是文章的整体层次拉高了许多，架构更完整平稳。最重要的改变，是他在说理上引进了近代经济学的概念与推论方式，可以说是从传统的中国策论式文体，提升到现代式的分析论述。
这项大转变的原因很明白：在学习能力尚佳的阶段，他掌握住机会，广泛接触日文译著的经济与财政著作，学习到新的专业名词、推理方式、铺陈架构、各门各派的经济学说。梁得了这套新工具之后，在经济论述上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通过日文财经著作这个宽广的窗口，梁接触到欧美日的相关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吸收了各种经济思潮的养分，也受到不同主义路线见解的冲击。这些事情一方面丰富了他个人的财经知识，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帮助了他的思考：日后的新中国若要采取新的经济体制，或要采取新的货币和财政制度，哪一条路线较适当？为何它较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以及为何其他主义较不合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和孙文派的《民报》，就社会主义经济路线与土地国有论这两项议题，所作出的精彩激烈辩驳。如果他没有机会赴日，也没有广泛地接触这些著作，恐怕就没这些论述了。
下个问题是：梁是有系统地阅读研究，或是碰到了问题要解决，才找相关的著作现买现卖？我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论说此点，但从他的《年谱长编》可以看到，他赴日之后接着又去游历新大陆，还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更写了大量不同领域的著述。在这种情况下，他大概很难系统性地研读财经学术著作，我们可以推测他的经济学知识，是属于“边做边学”的性质。他在日本期间真正稍有空闲的是1909年，“是年先生以意态萧索，生活困窘，专以读书著述为业”（《年谱长编》，页296）。同年8月他给徐佛苏的信上也说：“徒入春以来，刻意养晦，屏绝百务，惟读书著书以自娱乐，东籍之外，乃至兼及德文，遂至无一刻暇，而为饥所驱，不得不卖文以求自活，耗精力于其中。”（《年谱长编》，页302）也就是说，梁的财经知识和著述，大抵是在“应战”状态中学习和写作的。他不刻意师承某派或某人之说，有用即取，无用则舍。
他所引用过的财经著作中，大约可分成日本人著作与欧美著作两大类。梁在引述这些著作时，并不提供完整的书目，多是在文章开头或段末尾，点出著者或译者的姓名，以及该著作的中文译名（而非原名）。这样的引述方式，有时会造成现代读者的困扰，尤其是日译的德文书籍甚多，梁又把片假名和平假名音译为中文，更让人难以追查原著。在日本人的著作方面，他曾引用过小林边次郎《财政原理》（18：5）、田中穗积《高等租税原论》（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18：22）、河上肇的几本名著（18：22）、田尻稻次郎的《公债论》（专集25：34）和《财政与金融》（同文馆，1901；16：78）、添田寿一《财政通论》（专集25：37）。这些都是零散的例子，可能还有在此未列举到的。梁主要是在借用这些著作的名词、概念、学理、架构、推论。但也有不少地方，明显地是从日文资料译述过来，但却未说明出处。大概他认为这些是介绍性的文字，所以不必详细征引，暂举一例：他游历美洲之后写了一篇长文《廿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4：33-61）。此事牵涉的问题层面广泛，梁不谙英文，中文的相关数据阙如，他能写得这么完整，详述此制度的来龙去脉，析辩其利弊得失，很可能是借日文著作之助。但纵观全文，他只提了一句与资料来源相关的话：“今据日本农商务省四年前之报告书，译录如下。”（14：43）此项报告当不足以提供这么丰富的内容，梁必另有所本而未明言，或许有美国友人或华侨曾代译一些资料供他引用。同样地，他对公债问题的原理与政策建议，几乎全是根据日本的著作与实例来写作。
在日译西洋名著方面，他最常引用也最为大众所知的，是埃利的Outlines of Economics（1904），其次是德国财政学大家华克拿，他屡屡引述（18：9、10、20、22、34、36）。此外还有气贺勘重译菲立坡维治（Eugen Philippovic，1858-1917，奥地利经济学者）的《经济政策》（Volkswirtschaftspolitik，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6；18：41），也引述过松崎博士介绍德国历史学派须摩拉（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德国经济学者）等人的学说（18：51）。以上这几位大名家是较显著的，梁还引用过一些欧美财经学者的人名和书名，现在已难考察个别的原名。最后一例《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12：1-61），大抵是根据日译西洋经济思想史著作改写的[详见例言（12：1）]。
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在日本非常丰富，有马恩全集，有日本学者的注释，也有欧美学者著作的日译，但这方面几乎未见到梁引用过。这应该不是他有所不知，而是有所不取。从他和《民报》对社会主义经济路线的争辩，可以看出基本上他反对社会主义以及集体计划性的经济体制；马派学说在路线上和他格格不入，虽知而不纳。我们可以从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页71-72），知道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观感：“彼中所谓资本阶级者，以不能絜矩，故恒以己所不欲者施诸劳工，其罪诚无可恕。然左袒劳工之人如马克斯主义者流，则亦日日以己所不欲还施诸彼而已。诗曰：‘人之无良，相怨一方。’以此为教，而谓可以改革社会使之向上，吾未之闻。……是故所谓‘国民意识’、‘阶级意识’者，在吾脑中殊不明了，或竟可谓始终未尝存在。……”再引述一段他在《欧游心影录节录》（页33-34）的论点：“又如马克斯一派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美岂非救时良药，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罢，说要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至于太过精辟新奇的学说，只好拿来做学问上解放思想的数据，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总而言之，若梁未在日本居留这么长的时间（1898-1912），他的经济论述或许还会停留在赴日前的层次（评议时政式的策论），而不能用西洋经济学说和欧美日的史实，来对照不同观点并提供实例，写出这么丰富的论点，提供中文读者较宽广的视野。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论学日本文之益》（1899，4：80-82）和《读日本书目志书后》（1897，2：51-55）来印证。以上的例证是从梁的著述中，找出他引用过的经济学与财政学文献，森时彦（1995）从较宏观与思潮影响的角度，分析梁曾经接触过哪些西欧的经济学说，他提供了许多细节资料，也很可以参考。
有人认为，我应设法找出梁当年在日本参照过、阅读过、据以为文的财经着译作，才能充分掌握梁的论说根基，这样才算是较彻底的研究。我没有充分做好这一点，希望精通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学者能弥补这个空当。然而我也有点疑惑，这么做会得出哪些系统性的大见解，是本书所未掌握到或指涉的？理由是：（1）梁很少提及他所根据的文献，所以必定难作系统性的追查。（2）他有时只举出人名，而这些重要人物的著作相当丰富，难以追查出梁的哪些论点或哪些段落是出自何人、何书、何篇段。（3）就算梁偶尔也具体指出书名，但他的文体是以己意为主，通常是受到他人的启发，就自己妙笔生花了。我希望日后会见到具体的研究成果，能有效地反驳上述这几点自我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