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12）6月，“中华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这和由同盟会等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不同），康有为与梁两人任会长（《年谱长编》，页386），梁写了一篇《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1912，28：3-12）。所谓的不换纸币，就是现代所谓的不兑换纸币：在兑换纸币制度下，例如在1973年之前的美国，任何人持35美元就可以向联邦银行换取1盎司黄金，所以当时称之为美金；在不兑换纸币制度下，民众没有以纸币兑取金银之权利，政府亦无偿付纸币之义务。在政府财力足够时，兑换制最能稳定币值；现代大多数国家采用不兑换制，所以在发行额度与准备金方面，须受民间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督。
民国元年时的问题不同：“比缘财政困难，外债决裂，于是‘国民捐’议与‘不换纸币’议，交兴于国中。……若不换纸币者，则各国当危急存亡之际，皆以此为一种救急之良法，……虽然，吾党细按国中情实，觉不换纸币骤难实施，强欲施行，弊且立见。”（28：3）
国家在这种状态下行不兑换币制，确是高空走索。梁的反对理由是：“今中国发行不换纸币，其所代表者为何物乎？市面上之生银及各种辅币、外币、旧钞币既已凌乱不堪，……今益以不换纸币，徒使市面上添一种比价以扰人脑耳。……不换纸币则本身有何价值乎？……若纸币与硬币之间，忽生出变动无常之比价，则纸币之基础全崩坏矣！然在我国今日而发不换纸币，在势固不得不听其与市面上之生银及各种旧币、外币随时互为比价者。不换纸币所最忌之原则，而我先犯之。……吾见其以不换纸币杀人已耳。”（28：4-5）
这些都是行家皆知之论，梁消极反对，于事何补？何不积极建议如何可拯救中国脱此困境？梁现今反对不兑换纸币，犹如明知山有虎，却无良策以对。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一再叮咛行不兑换制应注意之事，此文的建设性不高。
2.2.3发行公债
若要整理官钞推行国币，必须先有确实的发行准备金、有统一发行钞币的机关，才能建立兑换纸币制度。梁的基本构想，是要大清银行担任中央银行和推行国币的机构，集发行货币与银行的管辖权于一身。而发行纸币所需的资金，梁建议由大清银行承募公债5000万元，以此款收回各省官钱局所发行的旧钞。
这项构想表现在两篇文章内：《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1910，21：1-10），这是在日本居留时写的；《整理滥发纸币与利用公债》（1914，32：12-26），这是担任币制局总裁时写的。
在1910年的文章内，他提出9项办法，附10项理由详细说明各项要点。在办法方面，只有简单的条文，列举公债的金额、票面、利率、目的、偿还方式与年限，等等。因为这是建言书，所以比较有趣的是梁所列的10项理由说明。
（1）何以实施新币制必须发行可兑换纸币。工商业发达与人口众多之国，不能徒恃硬币，尤其中国在新旧币制青黄不接之顷，尤需赖可兑换纸币来衔接。他以日本5000万人口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时，全国流通的硬币纸币共5亿多元为例，估计平均每人约需有10元国币。中国人口约4亿，应需40亿元才够。就算只发行一半，若全都靠金属硬币，则非国库能力所及。现若欲整理币制，则应以采纸币为枢纽；若要人民对新币具信心，则须采可兑换制，由大清银行的发行准备金，来保证纸钞可以兑换成等值的贵重金属。一旦兑换纸钞通行，政府即禁止人民用旧币、外币、生银，同时也禁止外国的钞票与银币流通。
（2）推行纸币必须先立保证准备额。这是中央银行发钞的基本条件，一般是以发钞额的五成为准备金，可用黄金、白银和有价证券充任。问题是大清银行如何能筹到发行20亿所需的准备金（10亿）？
梁认为此数既不可得，最低亦不应低于3亿。但这3亿要从何处来？他并未说明。
（3）保证准备必赖发行公债。梁的算盘是：既然大清银行有3亿元的保证发行能力（但从何处来？），则可用其六分之一的力量发行公债5000万元，将来办有成效，可续办第二次公债及自治团体之地方公债。然而，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大清银行若有3亿准备金，何必发行5000万元的公债，用以收回各省旧钞？若这3亿的来源不定，何人敢买此项公债？
之后所列的7项理由，都是发行技术上的说明，例如（4）发行公债宜委诸大清银行之理由，（8）公债所以定6厘息率之理由，这些都不是推行国币政策的要点，在此不细论。综观这项提议，可行性并不高，也未见当时有人应和。梁有这项倡议，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欧美日各国发行公债的制度，帮助各国政府解决了财政上的困境，所以想推介给国人。清末国人对公债之事，有过“息借商款”（1894）和“昭信股票”（1898）等几次的惨痛经验，自然对梁这种“异想天开”的构思反应冷淡。中国既无发行公债的观念，又无相配合的金融体系，梁这篇文章是属于概念性的开导，并无实施的可能性。
过了4年，他初任币制局总裁时，再度倡议利用公债整理市面上流通的浮滥纸币。当时的问题是：“今日财政之困横不一端，而纸币价格之坠落，其最可怖也。各省受滥纸币之病者，情形各各不同，……今之言整理纸币者，略有四法。第一法：迅筹的款，着手兑现。第二法：改换票样，定期兑现。第三法：广铸铜元，易银纸币为铜纸币，以铜元兑现。第四法：募集公债，吸收现款，次第兑现。”（32：12）
梁认为第一法最正当，但非国力所许，必须仰给外债。若欲求外债，则须忍受种种苛酷条件，金融权恐亦将旁落。第二法最省事，但各地政府能力恐无法达成。第三法已有湖北等一两省试行，但此铜元政策为各省之独立政策，甲乙两省之铜元票互不相流通，已无国币之实可言。梁认为此时可行者唯第四法：利用公债来整理纸币。
他的方法是“将纸币之一部分变为公债，前此国家应负随时兑现之义务者，今则改为负定期偿还之义务。……此法之美善人所共知”（32：14）。问题是：人民对纸币已无信心，为何现在强以公债替代就能唤回信心？如此而得的公债又如何确保其价值？此外，当时中国尚无能配合发行公债所需的金融体系来执行此项政策。梁以币制局总裁之尊而出此议，只诉求目标而未能明示具体办法，就可预知推行国币成功的几率了。
2.2.4国币汇兑券
1914年初梁就任币制局总裁后，因“欧祸蔓延，影响波及，关税骤绌，磅价骤腾，商务既已滞停，借款且复断绝。……今者硬币既极糅纷，纸币尤苦充斥，……各省收入折阅余半，不亟改弦，惟有坐毙。……此尤启超职守所在，忧骇皇汗而不能一刻安者也。……求万死一生之计，惟有发行国币汇兑券一万万余元，既可以拯目前财政之艰危，又可以树将来币制之基础”（32：26-27）。
当时尚无全国统一的国币，梁初就任一时间也无法立即推出国币，所以提议发行国币汇兑券。此券的性质介于银行汇兑券与不兑换纸币之间，这种汇兑券的特色是：本身并不是兑换性货币（不可持之向政府银行要求等值金银），但在全国各地之间的价值相同（如同国币）。也就是说，它既有国币所具备的“全国同价”性质，但却又是梁一向反对的“不兑换纸币”。梁的用意是发行此券当作国币之前身，借以吸收生银和旧币。
这是一篇说帖，目的在征求政界、商业与民间的支持，所以梁列了12条草案、7条施行细则和6条资金运用规则。在此暂且不看这些条文，先来考虑实施此新制的诸项外在条件，以及各界的可能反应。此时国际战争正热，国内也是兵刀水火，这些结构上的问题在短期内若无法改变，而只在币制上亟思改革又有何意义？就算可能有意义，梁所提的汇兑券新意何在？主要的障碍有几点。第一，此券既非国币，又非可兑换纸币，不易看出吸引力何在。第二，既无根本上之新意，推出新币制也只徒增行政费用，在市面上多一项干扰性的货币而已。第三，虽是不兑换制，但总不能完全无发行准备金，也不能无行政费用，而在财政困难之下，这些经费从何处来？简言之，徒见此议之弊而未见其显利。
以梁之才思和历年研讨中国币制的心得，何以就任币制局总裁之后竟出此下策？若他当时在野，或此策出于他人，不知梁会有哪些议论？梁在此项说帖末段，道出他的心境与期望：“今各省纸币既水深火热，断不容更为坐视。绕室旁皇，思索累日，觉拯救之计，舍此末由。……则可以不借一钱而成改革币制之大业，且经此战乱，而财政基础不为动摇，一举而数善备，斯之谓矣。一得之见，是否有当，伏祈钧裁。”（32：28）这是诚实恳切的衷心之言，但上述的三项主要困难仍梗然。对梁的这项乐观说帖，若吾人有赞一词之席，虽同情梁之彷徨忧骇，但亦唯有“缓议”一语以对。
2.3英雄试剑
2.3.1两次入阁
1913年9月熊希龄内阁成立，梁任司法总长。翌年2月12日熊辞职后，梁数次请辞，袁世凯大总统慰留。2月18日梁再坚辞，袁于次日先令梁为新设的币制局总裁，20日准梁辞司法总长。梁辞司法总长的原因复杂，他在《申报》上说：“我国司法因上年进行太速，致生出无限之阻力，近来各省几至全然办不动。”（《年谱长编》，页429）币制局于1914年3月10日开设，梁同日就职，与财政总长共拟币制局简章7条，呈奉大总统批准公布。
就职之后的状况，依同年10月30日《申报》的刊载：“梁任公前在司法总长任内，已任币制局总裁之命令下，不数日而辞司法之职，遂专任币制之事。当时中外属望，以此事非任公莫能办，任公亦自以研究有素，任之不辞。不料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奈经总统再三慰留，不允所请。”12月27日梁的辞职始准，当日袁氏的命令是：“币制局总裁梁启超迭请辞职，情辞恳切，出于至诚。梁启超准免本职，此令。”（《年谱长编》，页440-441）
梁在10个月不到的总裁任内，积极拟议过下列事项：“（1）六月：币制条例。（2）七月：拟参采国民银行制度以整顿商票维持金融办法。（3）七月：拟整理东三省纸币办法大纲。（4）八月：拟铸造镍币办法。（5）八月：拟处分旧币施行新币办法。（6）九月：拟推行国币简易办法。（7）十月：整理造币厂计划纲要。（8）十月：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附国币汇兑条例）。以上各项计划和办法有经总统批准者，有尚未批准命交财政部审议者。”（《年谱长编》，页442）他对这次短暂的任期，有下列的反省。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邀梁为主任撰述。梁在第1卷3-4期写一篇《余之币制金融政策》（32：37-66），在“附言”内说“吾著此论，时为（民国）四年一月十日，距辞职后半月也”（32：66）。他对币制局之职位有如下的解说：“未几承乏币局，颇奋然思有所以自效。……窃自谓所孜孜规画，尚不谬于学理，不远于情实。虽然，吾竟一无所设施，以至自劾而去，而局亦随之而撤，吾之政策适成为纸上政策而已。若问曷为不能设施，则吾良不知所对，吾惟知吾才力之不逮已耳。”（32：38）
民国6年（1917）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任梁为财政总长，主掌财政与货币改革。在货币改革方面，他最想做的是利用缓付的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梁在财政总长任内，对币制改革和财政金融屡思有所作为。但4个月之后，政府因在川、湘军事失利，且有秘密向日本军械借款的传说，舆论对段内阁不满。段与内阁全体于11月15日连带请辞，均经总统慰留。但梁辞意已决，于18日第二次辞职：“查中央财政各种困难皆臻极端，启超受任以来，竭智尽力以谋挽救，虽规画略具，而实行维艰。现在军事方殷，非得有军界尊宿或与军事关系之人管领度支，未易收指臂之效。启超再三考察，实无余力足以负荷。除将财政详细内容另行密呈外，理合具呈恳请准予即日免去财政总长本职，以省愆尤，而免贻误，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大总统。”（《年谱长编》，页539-540）梁在四个月的任期中提议过一项币制大纲，说明他的币改可分成三个步骤：一是划一银币，二是整理纸币，三是采用金汇兑本位（即虚金制）。他同时另拟“现拟着手之事”十项，都是行政上的事情，例如：（2）造币厂聘外国总技师1人，（5）稽查炉房，等等，这些都可在张家骧（1925， 第3编页69-70）的文章内查索。梁两次入阁，任币制局总裁九个多月，任财政总长四个月不到，在币制改革方面虽有诸多理想，但皆壮志未酬。其中留下最多记录、也最值得一提的，是以下两小节的主题：一是在币制局总裁任内的国币条例，二是在财政总长任内的币制借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