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技术学院的前身是“大多创办于1819至1870年之间”[2]77的技术学校，这类学校主要对青少年进行实际的职业训练。由于工业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政府对发展技术教育的重视与支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技术学校升格为技术学院或技术大学，逐渐摆脱纯粹的‘职业’中心的性质，而从事更加注重理论水平的应用科学教育”[2]77。此外，还陆续新建了一些类似性质的技术学院。“至19世纪下半期，（这类院校）逐渐获得与原来大学相等的地位。”[12]106“由于在一切经济部门中，特别是工业、运输业、农业和商业等部门中，迫切需要科技工艺人才，所以新型大学备受人们的青睐。”[12]105在这期间，“每当技术学院人数增长之时，恰好是大学人数下降之时，反过来每当大学人数上升时期，则是技术学院人数下降时期，这说明大学和技术学院已经开始为争夺生源而斗争。然而最终大学和技术学院人数都大大增加了”[2]69。“技术学院对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工业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1913年，德国机械输出额已超过英、美，居世界首位，并赢得了‘机械之国’的称誉。”[2]
二、几点思考
通过以上对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真谛的探寻，兹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时至今日，洪堡的办学理念对于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型大学来说仍然没有过时
洪堡的办学理念——对于纯科学的追求、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的结合等，对于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型大学来说仍然适用。这是因为，以哲学为基础的纯科学研究，从事的是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成果在当时看来可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技术如何发达，专业化程度如何加剧，“‘科学’仍然是基础——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是技术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家经营企业的基础。随着知识总量和生活复杂程度的增加，社会越来越需要产生足够的思想。在表面上对大学构成威胁的那些变化，事实上增加了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的重要性，在这种真正符合洪堡思想的重要机构中，师生们必须享有学习和教学的自由”[10]304。研究型大学以培养理论创新型人才为其主要培养目标，这种人才的最佳培养方式自然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在研讨班上，在实验室里，学生或是在导师的指导下，与导师一起，或是独立，探索未知，发现新知。科研过程中的新发现本身满足了智力上的好奇心，往往会带来收获的喜悦。
（二）重温“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本意，对于教学与科研之间渐行渐远的今天来说应该有所警悟
由于科学是“用于精神和道德修养，天然合适的材料”，洪堡当年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意在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与教师一起共同探讨“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使学生的各种潜能得到充分、协调地发展，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由此看来，洪堡提出这一原则的本意在于培养人，而由此产生的科研成果则是附带的。由于科研成果易于统计衡量，而教师的教学能力则难以测算，再加上大学的声誉很大一部分是靠教师出色的科研成果赢得的，因此，在研究型大学现行的教师招聘晋升制度中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在这样的晋升评价体制下，教师的教学与科研之间由原先的“相结合”发展为“渐行渐远”，甚至出现了“科研冲击教学”的现象。尽管今天的大学以及大学所处的社会已经不同于当年洪堡所创办的柏林大学及其当时的社会，但本科教育毕竟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大学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出色的本科教育赢得的，而且大学生思维活跃，较少有成见，勇于探索，教师与学生一起共同探讨未知的过程，往往可以为教师带来意想不到的新观点、新视角的冲击。所以，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还是要注意发挥科研的教育性意义与作用。
（三）对于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型大学和教师来说，还是应当甘于寂寞的
基础理论研究事关应用学科和技术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事关一个国家的持续、长久发展。相对于应用学科和技术学科来说，基础理论学科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对于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型大学和教师来说，还是应当甘于寂寞，与社会政治、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正如前面所说，“纷扰的社会生活会使人失去其精神的独立性”，而且，“精神和心灵在寂寞中会变得宽广、活跃、颖慧和强健”。相信，选择了基础理论学科作为自己学术职业的教师，是有其内在的学术志向的，对于自己的学科有足够的热情甚至迷狂，科研过程中的新发现本身足以让这些教师激动与惊喜的。当然，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型大学和教师也要生存，为了使研究型大学和这些领域的教师安于寂寞，甘于寂寞，国家应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改善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条件，不断改善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教师的待遇。
（四）在学术专业化程度愈益加深的今天，不应忘记科学的整体性
知识发展呈现出专业化程度愈益加深的趋势。专业化程度愈是加剧，愈要注重科学的整体性，注重知识间的联系，愈要注重在大学初始教育阶段，加强对学生进行普通教育，这是因为，专业化是建立在广博、扎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的想象力往往来自于不同知识间的相互联系。加强对学生进行普通教育，对科学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有助于帮助学生克服片面和褊狭，以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和问题，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学生完整人格的养成所必需。因此，洪堡主张，“大学教育就是一种普通教育”，“普通教育一定要先于专门教育，因为普通教育能够训练学生全面洞察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从而增加智慧；专门教育则只是职业技能的传授，无法让学生认识事物的本质和根源。当人在接受了普通教育以后，再进行具体行业的专门技能训练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3]37。
（五）各类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高校应明确自身的使命，定位清晰
社会发展既需要理论创新型人才，也需要工程设计与开发、工程技术人才，还需要技术操作型人才，这就需要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高校来满足社会对不同人才的需求。19世纪的德国，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从事纯科学研究的大学与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技术学院分别从事着不同性质的科研，各自为社会培养着不同类型的人才，两类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高校相得益彰，共同满足社会发展对不同人才的需求，共同促进德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观近年来我国高校发展现状，“升格争点”风一直流行，办学模式趋同现象严重，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盲目升格，一味模仿，东施效颦，弄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不如冷静下来，分析自身的办学优势，明确自身的办学使命，定好位，把好脉，力争办成同类院校中的佼佼者，为社会培养出不同类型的高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edu.cn.2009.7.20.
[2]贺国庆著.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张斌贤等主编.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胡钦晓.社会资本视角下19世纪柏林大学之崛起[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03）.
[5]卡尔.伯克.联邦德国的高等学校及其问题[N].中国教育报.1984-9-1.
[6]卡尔.伯克.联邦德国的高等学校及其问题[N].中国教育报.1984-9-8.
[7]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节选）[C].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许美德著.俞理明译.西方大学的形成及其社会根源.
[10][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等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1]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2]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四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