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新的经济时代里，智慧劳动以各种非现场活动和非现场交易的形式，极大地渗透和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结构，智慧劳动将通过改变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方式，而开始深度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基本形态。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信息经济已经是发展到了高级的智慧经济起始阶段，学术界所提出的知识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新经济学、数字经济学等，均已经不足以揭示这个时代带来的新经济现象的典型特征。
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这个以非现场活动为主要表现的智慧时代来临之际，我们该是提出“非现场经济学”的时候了，以便让我们尽快走出常规性信息经济或技术经济或数字经济等概念过窄的误区。
一、非现场经济
非现场经济（off-site economy）是指在智慧经济时代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的，相对于质能经济，反映当今社会由非现场活动的加剧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随之的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
智能化程度时间节点则以三个转变为标志：模拟传输向数字化传输转变、传感网与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的结合、智能科技与ICT科技的结合，它标志着真正的智能生活的开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人们的非现场智慧活动。
二、非现场经济学
非现场经济学则是对非现场活动引起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本身及其内在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在智慧化的智能时代，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分析非现场经济现象对当今社会变革和当今社会协作的综合影响力及其经济评价。
三、非现场经济研究的对象
非现场经济学是研究非现场经济现象发展规律的学科，不是研究ITC或智慧技术问题的技术研究。
研究的对象是非现场经济现象，是对智慧劳动通过智慧共享体系成为新经济主导者而展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及其经济效能的研究。
它是一门专门研究智慧劳动在智慧技术的支撑下与社会经济的本质联系、发展规律以及对社会影响力的学科。包括对智能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移动物联、智慧共享体系等支撑非现场经济的各种现象，以及延伸出来的无人化经济现象和非现场安全经济现象等展开的研究。
四、非现场经济研究的目的
非现场经济研究的目标是：多角度去解析智慧经济时代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新变化，找出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有助于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领域去得出各自研究的正确结论。
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给非现场经济现象下个终结结论，而是希望引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和研究它，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这个新学科的理论体系，以便从不同的侧面去帮助各自的实际应用需求。
它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和经济管理科学，不只是单一的研究经济或管理问题，而是研究智慧时代共性的社会根本要素的变迁规律。
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技术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不只是研究技术效果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更不只是单纯地研究一般信息和信息产业问题。
它而是一门专门研究智慧时代里，非现场活动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本质联系以及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
其整体研究领域属于经济学范畴，既是一门研究新社会现象的新经济理论和新研究方法的科学，也是科技（含ICT技术）应用的经济效益研究的学科，属于立足于社会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
它拓宽和加深了常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是从信息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衍生出来的新经济学分支，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重视和审视这个新的社会现象。
非现场经济发展趋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无法阻挡，因此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也就更显得格外有意义和价值了。
当然，这种新的社会现象研究也会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困扰，比如：基础产业的劳动与众多的非现场劳动的价值比如何界定？就业概念如何界定，就业率计算方式如何改变，等等，将引发出我们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经济和社会等的系列新问题。笔者计划在本文发表后将持续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根据研究成果再另行发表该系列的研究文章。
非现场经济学的提出，期望的是能在这种经济学基本思维的引导下，大家各自运用不同的研究工具，从研究角度去作不同层面不同内容的研究，各自得出各自的正确结论或多一个研究的工具或研究方法，最后大家一起来丰富和完善这个新形势下出现的非现场经济学科。
第三节 非现场经济学的时间界定
托夫勒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进入真正的信息社会，世界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之中，信息时代已经出现，但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还存在，没落的体力劳动和先进的脑力劳动共存。
笔者则有不同的看法：信息经济，特别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的智慧经济，不是替代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而是支撑和提升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没落的体力劳动和先进的脑力劳动将长期共存下去。
是否真正进入信息社会的标志不应该是“没落的体力劳动”消亡之时，而是劳动力再得到解放之时，是新的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和更多的新自由空间。
我们关注的是智慧经济的影响力，是新经济现象对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的影响程度。
因此，笔者认为信息社会早已经来临，且已经由信息交互时代跨入了信息应用的高级阶段——智慧经济时代。
所以说当今的信息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智慧概念时期了，随着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生物科技等快速地整合和应用，智慧经济开始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经济结构，到了一个该划时代的时间段了。关于新信息经济学的时代划分，采用常规的经济学史划分手段来划分会相对比较困难。
首先信息经济学本身起步较晚，这个学科的诞生也不过几十年。其次是如果用现代、超现代等容易跟传统的经济学史的时代划分混淆。由于经济形态往往与社会形态紧密相联，经济学的时代划分也基本是跟着史学观点走。中国史：古代：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这里面也划分为远古、上古、中古等）。近代：1840—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就是通常说的“两半社会”。现代：1949年之后当代：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划分，比如文学界说是五四运动之后，史学界说是1949年之后（即和现代同义）。世界史：古代：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前。近代：1689—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现代：1917年之后。当代：通常说是二战之后，但有时也把它与现代同义。
我们如果把当今中国信息经济学称作中国当代信息经济的话，很容易让人们误以为是对近百年来的信息经济研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汪炜副院长提醒笔者），显然我们要表达的时间段又不是这个含义。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是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智慧经济带来的新社会现象。
又因为，经济现象（特别是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又与新生产力（特别是科技生产力，科技也是生产力）的进步紧密关联。
看来我们对我国最近的经济学相关研究的时代划分，还必须结合科技的标杆因素。我们不能简单依据史学理论和常规的信息经济学各学派的观点，同时还得考虑到信息技术的科技标杆特性，并结合当今智慧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发展趋势和影响力的渗透程度和表现特征来划分。
笔者个人认为：以这个特定时段的最具代表性、最能集中表现出当今智慧经济特征的现象来命名，就称为“非现场经济学”。
这个时代的标杆应该是以智慧技术发展的影响力为标识物。
我们可以以IBM正式提出“智慧”概念为时间节点，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迈进智慧经济时代，社会开始进入劳动力再解放的时代。
这个时代表现出来的最大社会特征是：人们的非现场生活逐步成为主流，非现场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
信息化与智慧化最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技术应用上，也表现在社会群体的认知从被动式接受转化到了主动应用的新境界。
综合各种因素，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时间段划分上，则以智能化技术初具规模和智慧概念被普遍接受的时间节点为里程碑较为合适，它标志着我们真正智能生活认知的真实开始。
智慧时代背景下的非现场经济表现出了极强的渗透性，特别是电子货币、电子交易和非现场经济一起向一产、二产的渗透。
从电子商务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今信息经济已经远远超出了信息或信息业本身范畴，既超出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范畴，也超越了信息产业本身的研究。（关于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参见后续章节内容）
这时，我们已经无法再用原来的信息经济概念来明确表述新时代下的新经济现象。这种新经济现象已不再局限于在某个产业，或某个特定人群里，而是已经融合到各个产业形态中（各行各业中的物联网应用、非现场生活劳动、非现场办公执法、非现场交易、电子货币、电子商务等的智慧化）。
现在我们很难分出哪些属于信息科技，那些属于其他产业科技，特别是在新科技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经济现象里，更是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智慧技术和非现场经济挂钩了。
传统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往往不太关注信息经济中的智慧劳动本身及其渗透性所带来的新经济属性的研究。
因此，为了更明确更直观地反映出新经济现象的特征，也为了便于研究这个新经济现象，我们提出“非现场经济学”这个概念，因为这不仅仅是时间段上的划分，更是其实质内容和渗透力等本质特性的不同。
第四节 非现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等概念的区别
“必要性”是一切发明和发现的真正动力。
我们提出“非现场经济学”这个新概念，不是为了玩弄文字游戏，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真正地直观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性。
“非现场经济”的发现和“非现场经济学”的提出，同样也是新的时代必要性所决定。
由于“智能生活”时代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传感技术等ICT和其他科技进步的产物，它是人类社会知识进步和知识叠加的结果。
因此，也有人提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
知识经济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保罗.罗默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知识经济在理论上的初步形成。
知识经济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学概念，它的缘起大约与新经济增长理论有关。在世界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把知识积累看作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的独立因素，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效益，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将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重点地投射到人力资本上。他认为，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技能的人力资本者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这些研究，使人们对知识与经济的关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该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其中所述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份报告是人类面向21世纪的发展宣言——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自己的知识和智能、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
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遂宁绿色经济研究院院长季铸教授按照要素结构法将知识经济定义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是以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人的智慧为主要增长来源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知识经济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艺术和科技创新四个领域，其共同特征是脑力劳动和生产创新，学校、医院、艺术院和研究院是知识经济的主要领域。知识经济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只是到了现代由于教育、医疗的进步，知识经济越来越成为先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教育是知识经济的起点，正是教育的进步才使人类具有知识，并转化为人力资本，创新科技，使用生产要素进行生产过程，创造经济增长。相比之下，人的智慧是无限的，知识经济增长也变得无限。不仅如此，知识经济是无私的，一个人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别人，并不减少自己的知识。目前，季铸教授正带领他的团队在知识经济领域中前进，一方面撰写结构主义系列著作《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用一个函数把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另一方面，设计完成了《城市智能管理系统》、《中国智能管理系统》的设计，人们可以随时看中国经济的运行变化，并给出逻辑对策，中国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