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日常的非现场经济应用领域，起初的安全问题仅仅是停留在使用者个人的信息安全和交易安全的层面，需要的也仅安全与便捷和成本的动态平衡上。
随着非现场经济的深入，智慧共享体系的完善，由于非亲临现场和无人化环境情形的加剧，智慧经济的安全问题也随之需要一定的高度和力度了，它将上升至整个智慧共享体系的层面，智慧体系的安全问题将被排在了首位。
此时，我们要发展民族的智慧经济产业，首先需要的是开展应用与安全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应用级安全方案的不断提升。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智慧共享体系宏观统筹的首要问题。
智慧经济的安全不仅仅是涉及信息管理和信息经济的发展问题，更是涉及了整个智慧共享体系运行安全问题，成为国家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大事。它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智慧经济运行健康，甚至将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的运行，牵涉到国家经济的战略安全。
旗帜鲜明地扶持中国核心技术、中国标准、中国操作系统和中国核心芯片等智慧经济的核心安全构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这里的经济利益也是吓人的），也是保护民族IT产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它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和国家战略安全的大事。
《中国管理C模型》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个事物都有发展的支点或着力点，C理论实际上就是利用杠杆原理，力点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支点是它的根本，重点的摆下去的力量。
C理论允许多元的发展，不一是千篇一律。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支点，不同阶段的公司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不同发展目标，都是在变化当中的。C理论体系就是用来分析不同的行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支点，怎么样用C理论找到这个支点以及如何用C理论体系来调整采用的手段与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关系。
非现场经济的研究同样也遇到支点和着力点问题，这个支点就是非现场经济的基础点——应用环境和应用内容的保障性措施。
以电子交易为例，随着交易量的攀升，特别是单笔金额的提升（大单交易），交易安全便成为用户们首先的顾虑，也成为我们“移动交易”应用发展的最大瓶颈。特别是随着即将实施的超级网银，将再次带动非现场交易内容和范围的大幅提升，非现场经济的安全问题也将越来越被重视。
“智能生活”时代，不光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传感技术的进步和结合，最关键的是整合应用和服务，而此时的应用和服务所指向最终标的是：安全基础上的便捷。
在当今的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交易日趋活跃，各项应用程序和服务体系日趋完善，非现场经济活动中的应用终端，越来越向智能移动终端转移。
非现场经济的“便捷”、“安全”与“成本”动态平衡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安全在应用与服务的作用与地位。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讲，安全通过对便捷的影响决定了应用与服务的现实价值。使用成本和便捷平衡节点，成为这个技术基础上的安全方案价值的评价值。
此时，安全不再是停留在配套措施的阶段，安全措施安全方案本身将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将原本无利益的“安全措施”转变为主收入的“安全服务”应用，属于一种经济现象了，成为我国未来的非现场经济最基础的要素。
我们知道应用需求和实现手段是紧密相连的，需求的实现得有技术手段来实现，同样安全方案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发展基础上。（关于移动交易安全方案讨论可参阅附录）
应用方案（含安全方案）是智慧技术成创新的一个集中反映点，也是反映智慧经济民族化程度的一个主窗口。因此，创新与安全也就紧密相连了，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智慧经济安全乃至国民经济的安全建立在谁的基础上，是人家的核心技术基础上还是建立在自己做主的技术基础上。
为了保障我们的智慧经济安全方案建立在中国人核心技术基础上，我们必须尽快培育我国自己的创新机制，尽快完成“西方硬技术”向“东方硬技术”的转化，尽快实现“公众研发服务体系”向“智慧共享体系”的转变，促使“安全意识”演变成“安全产业”。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此时，智慧经济里，安全概念已经超越了保障这个范畴，而是成为非现场经济的关键要素之一。
非现场经济的安全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现象了，原本的“安全负担”变成了有偿服务，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非现场经济的安全措施和相关活动产生了经济活动的属性，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经济现象，对新经济现象的研究也就顺应而产生。于是，我们也可进一步地提出：“非现场安全经济学”的主张了。“非现场安全经济学”：是对于当今智慧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各种安全措施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研究，是对智慧经济里的安全行为、安全措施等活动所对应产生的经济平衡现象的研究。
此时，我们对智慧经济里的安全问题研究，已经不是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措施分析，而是分析其内在的经济现象了。是将某个安全方案研究或一个安全技术措施的应用研究，上升到了一个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研究的新分支学科。
提倡的是：安全措施也是有经济价值的经济活动，是智慧经济时代主要的经济活动内容之一。
由于智慧经济主要是以非现场活动形式表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是智慧经济时代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形式。因此，我们把智慧经济时代的安全经济现象的研究，取名为“非现场安全经济学”。
“非现场安全经济学”通过对智慧经济应用与服务的基础性保障经济价值研究，实现的是不仅是安全技术方案和核心技术的应用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非现场安全经济”活动本身的内在经济运行规律，从资源利用、技术来源、核心保障、成本平衡等方面的研究，找出支撑整个智慧经济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动力点和体系保障点。
这样，“非现场安全经济学”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实际应用的研究价值了。
为了培育我国自己的创新机制，我们的把安全意识演变成安全产业，也就是把原本的安全措施变负担为有偿服务，变成一个新兴产业来研究。
由于智慧经济的安全涉及了整个智慧共享体系运行安全问题，是国家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大事。
它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智慧经济运行健康，甚至牵涉到国家经济的战略安全。所以，我们认为除了把“非现场安全经济”作为新兴产业来做外，还应有社会公权力量的介入。
我们建议增加经济安全特别附加税（尤其是核心竞争力的进口环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消费税，而是经济战略安全的特殊税种。
只有“安全产业”和“特别税”这两项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取得我国核心竞争力创新推动的持续动力。
至此，我们有理由坚信：一个对于大众的“智慧共享体系”一旦有了非现场安全经济机制的介入，我们的创新机制就能像制造业的“基础产业链”一样在中国得以快速形成，那么中国的智慧经济才能是真正建立在“我的经济我做主”的基础之上，中国整体经济也将会得到更大地可持续地的再飞跃。
在ICT核心技术被世界个别国家的个别企业垄断的今天，我们的创新“基础产业链”的搭建是否是空想？
现在来让我们看两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1．在最近的多数大型国际电子产品展上，只要稍加留意或深入交流，我们就会发现：在各国参展商展示的新产品（包括世界顶级品牌的厂商）中一定能找到中国或印度的痕迹，这种痕迹几乎高达60％～70％。
这足以说明：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蕴藏着大量的软硬件高端技术能力和蕴藏着大量的ICT人才。
2．ICT核心技术被垄断主要集中在基础技术和标准上，而应用技术目前基本是被排在垄断之外，最为明显的是TD-LTE应用技术。
我们以智能移动终端为例：国外的厂商主要垄断是通信模块的核心芯片和操作系统，而应用性芯片技术基本未被列入芯片垄断行列，我们完全可以从应用技术先入手，从应用芯片和应用程序开发入手。且随着操作系统的开放和应用占比的提升，这种垄断影响就会被削弱。
试想：当智能移动终端实际的通信基础功能只占整个智能移动终端综合功能的10％～20％时，其垄断整个终端的实际控制力也只能是在10％～20％之间，且由于应用群体的产生，这个通信模块的垄断者必须重视这80％～90％的应用群体，而不得不采取与应用商之间合作的态度。
因此，我们应该尽快从智能终端的应用（特别是交易应用程序和应用芯片以及TD-LTE终端）开发入手，逐步建立我们的智能移动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坚信我们的智慧共享体系和非现场安全体系所需要的创新基础面在中国已经开始形成，并正在像“基础产业链”一样地快速形成“创新基础链”。（参见后续章节关于“智慧共享体系”相关内容。）
关于创新“基础产业链”和“非现场安全经济学”的研究，笔者在本文中只是先行提出开个头，暂不作一一展开和深入的研讨，待本书出版后再另行组织力量作专题性研究。
笔者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专业人士和社会的共识，一起研究“非现场安全经济学”，不仅是停留在对应用性技术方案上的研究探讨，更重要的是研究和探讨“非现场安全经济”活动的内在经济运行规律，找出安全智慧经济的市场动力机制，最终试图找出我国智慧经济核心竞争力真正的市场化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