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人们总是喜欢免费午餐，这不是由于他们不理性，而是因为理性的人总是希望让别人为自己支付午餐费，除非制度规则使得他们没有这样做。比如说，当一些人希望政府控制价格的时候，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为获得同样的东西少支付一些费用，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公共利益；类似地，当一些人主张政府应该限制某些行业的准入的时候，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而非维护市场秩序。
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不断满足他们的要求，社会就会陷入“囚徒困境”：每个人都选择吃免费午餐，最后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不得不支付比本来高得多的费用。以“城市两难”现象举例：我们不能简单地采用限制出行的方式来应对“城市两难”问题，只满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要求。因为，任何限制性措施均属于过渡性的临时措施，它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便捷与轻松。
作为公共决策和权衡应该是长远性的整体公共利益，非现场生活和非现场工作占比的提升，直接体现在了人们在固定时间向固定场所的流量减少，从而缓解高峰时间在大都市区域间的路面出行压力。
这是从源头来抑制都市现象中“城市两难”恶化的趋势，它不仅降低了人们生活、办公或交易的成本，也是应对这对日益恶化的矛盾的良好方法。
运用与时俱进的经济思维模式来指导公共管理行为是现实的所需，更是新时代的必须。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理性决策的科学，它对指导公共决策的制定很有价值。
这是因为，公共决策的制定是一个政治过程，人们对公共政策的不同看法，既可能源于认识水平，也可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就认识而言，不仅取决于立法者和政府官员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而且也依赖于普通大众的认识，这在民主化的社会尤其如此。
亚当.斯密曾对社会幸福指出：任何政治社会中，下层阶段都占最大部分，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的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公正、幸福的社会。
因此，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让绝大多数人远离贫困悲惨的社会状态。公共管理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要以社会共赢（至少是多数人共赢）为最终目标了。
在此前提下，“通过高效率地追求公共利益来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为公共理管的核心价值观。
这样，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和化解公共理管成本，也就成为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是提高效率、化解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这里既涉及公共管理方式问题，也涉及管理工具的成本化解问题（含人的因素化解和非人的因素化解）。
公共管理的主体应不仅局限于政府，而且还应包括居于特殊地位的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亦即第三部门，这些都是化解公共管理的主体成本、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途径。
我们知道公共管理行为是决策权衡下的行为，这种权衡是自由与公权力的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特别是在战争、救灾、突发性事件、金融灾害、公众整体利益受损等情形下，决策权衡显得尤为重要。
通常这种决策平衡涉及自由与公权力的平衡、正确与错误的平衡。
这两个平衡都将涉及公众的集体利益和公众的参与度。
在信息经济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下，广大民众往往只采取两条途径来实现这种动态平衡：①期盼明君；②多数人参与。
期盼明君：主要表现在平民无奈的社会形态里，明显带有赌博性，将赌注压在了明君身上，与命运对赌。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放弃对赌形式而采用多数人参与的模式。
于是，就出现了西方式民主模式，也就是多数人使用选举权选择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再配以适当的制度约束。
多数人参与：主要表现在西方式民主社会形态里，参与途径也往往只能是通过选举权来推举领导个人或集体领导阶层，多数人还是无法直接参与公共管理的决策权衡。且这种模式还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土壤基础，在很多土地上容易造成水土不服的现象。
笔者认为：现存的所谓西方式民主并不是全优型的多数人参与模式，基本属于“期盼明君”的改良型，还是带有一定的赌博性，仅仅是变“长赌”为“短赌”，多数人仍停留在间接参与层面。
深入观察我们会发现实际是“参与成本”和“参与速度”成为多数人参与公共管理的决策权衡的瓶颈。
在工业社会里或之前，百姓承担不起过于频繁的参政支出，政府也无法支付庞大的频繁的全民参与权衡的成本，加之陈旧的信息传输渠道造成的传递速率的局限，使得公众不得不放弃决策权衡的参与权，而成为决策的旁观者和结果的被动承受者。
于是，新的问题也产生了：怎样才能降低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权衡的成本，使多数人能真正参与公共管理的决策权衡呢？
今天，我们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困扰，仅就公共管理的管理手段和管理工具，作个简单的探讨。
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智慧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种“参与成本”和“参与速度”所造成的瓶颈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智慧共享平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民的低成本高速率的可参与决策工具，非现场活动现象的发展更使得我们的民众在不受时空干扰的情形下，以极低的成本（几乎可忽略不计）瞬间地作出即时性的判断，并将这种自我判断瞬间传递到决策汇总平台，最终导致了综合的权衡政策的出台。
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智慧共享体系，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而扩大到政治和文化等所有领域。
智能化活动的文化性、科技性和便捷性决定了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其超强的渗透力包含了“权衡”所必需的要素——参与性、社会责任、经济思维、信息.通、平等公平。直接的表现结果是：导致了高效、低成本与大众的主动参与性。
我们也可表述为：非现场经济现象极大地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权衡“高效低成本的大众参与”进程，提升了我们公共管理和公共权衡的全民性参与指数。
这种高效、低成本使得非现场方式成为公共权衡最有效的工具，直接影响到公共管理核心价值的实现程度，成为社会公共管理的最佳道具。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上节谈到的“放大的数字鸿沟”现象，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民主权利，“放大的数字鸿沟”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由于弱势群体拥有智慧技术和智慧工具有限，他们很难享受电子政务带来的便利，也很难运用先进的智慧工具参与民主政治生活。
因此，我们在智慧时代里公共管理活动中，也应更加警惕“文化鸿沟”和“民主鸿沟”的再扩大现象的可能。在已经可能的多数人参与之时，不要忽视了尚存在的小部分弱势群体。
讨论了智慧经济时代的公共管理决策权衡，我们再对智慧时代的公共管理行为提出希望，我们通过“东方智慧分析工具”对“智慧经济”的分析和研究（参见本文第八章）得知：泛自由市场与集权控制均不符合。
在智慧经济时代里，作为核心现象的非现场经济领域，仅仅需要的是人为主动式正向干预。
这里的主动式正向干预是指：要求公权力只能适度干预，且必须随时盯盘调整干预度。因此，在智慧经济时代，由于智慧共享体系的出现，决策权衡的效应被放大，自由的市场机制向主动式人为干预倾斜，此时的公权力将成为市场机制的负责者。
也就要求公权力的决策权衡更具准确性和即时性，既要求公权力人为干预的适度作为，也反对公权力人为干预的不作为和滥作为。
在新的智慧时代里，智慧共享体系和全球一体化，使得这种公权力人为干预的不作为和滥作为的实际结果承担者，不仅仅是公权力机构的本身，而是全体人民，也可能不再是一国人民，而是全球人民了。
二、非现场经济与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同样需要经济学的思维模式。
现实的残酷分配法则，全世界20％的人拥有这个国家80％的财富，80％的人在为20％的人实现梦想。20％的是富人，80％的是穷人。
中国也已经开始进入一个20∶80的两极分化时代，并伴随着“放大的数字鸿沟”，这种财富差距还将被拉大，越来越多的人将落入相对贫困化的境地。
现时的竞争环境中，人们总想要保持竞争优势，苦苦地坚守自己已经占有一定份额的优势领地。
但在速度经济的时代里，无论个人和企业的发展过程，都像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们均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或事业是否能让自我或服务的单位成为20％的富翁行列。即使你已经站在了20％的行列中，同样也将面临持续卓越的维系问题困扰。
我们需要注意非现场经济里一个突出的现象：你可以用传统的手法保持你竞争力的稳步地提升，可能提升的幅度是每年10％～20％的提升；可是，此时也许我们的竞争对手们，由于采用了最新的非现场经济手段，已经取得了每年竞争力提升的幅度可能是100％到1千％了。
竞争力走势图：从此图表我们可以看出，当竞争力差距拉大时，社会平均综合竞争力水平也会提升（0线上移走势）。
由于平均竞争力水平线在不断上移，一定时间后，当平均竞争力超过你的实际竞争力水平（虽然你还是保持小幅上涨），你的竞争力动态优势将会丧失。
此时，你很有可将面临被市场退出机制自动清出场的威胁。
在已经开始到来的资本与智慧劳动共同主导的市场竞争机制里，对竞争力保持的再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管理就是为了高效地实现高效的目标，永远争取企业利益最大化，持续保持企业竞争力对比度的高位运行成为“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关键。企业竞争力相对贫困化的趋势要求我们：关注企业差异化的竞争力提升，正确运用非现场经济的差异企业文化和差异竞争工具，持续实现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
国外经济分析家的一些资料表明：增强一个劳动力可获得1∶1.5的经济效果，增加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可获得1∶2.5的经济效果，增加一个好的管理人员可获得1∶6的经济效果。
显然在智慧时代到来的今天，我们还得加上一条：增加一个掌握非现场经济学原理，与时俱进地运用其各种新技术手段的管理人员，至少可获得1∶12以上的经济效果。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时代是发展的，企业竞争力对比发展也是动态的发展。
智慧经济领域里商机无限，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存在着竞争性商机，特别是表现在非现场经济领域。可是，我们也别忘了智慧经济时代存在着企业竞争力相对贫困化加剧的趋势。
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通常是以自我的进步为参照物，而不是以对手或环境的发展为参照物。
因此，这种相对被弱化趋势性的认识，在日常的工作中往往容易被忽视。
犹如两个人同处在步行的起点开始竞争，此时的平均竞争力线为步行线。一年后第一个人进步到骑自行车参与竞争；而另一个人跨越了自行车、摩托车，快速发展到开着汽车去奋斗。
此时的平均竞争力线应该是摩托车，我们的第一位竞争者虽然得到了进步，却不仅竞争力差距被拉大，还从平均竞争力线水平掉到了新的平均竞争力线以下，造成了隐性倒退的事实。
显形的倒退往往会刺痛竞争者，甚至激发革命性的动力。
隐形的倒退则往往是不会刺痛竞争者，而且将成为自我安慰的道具。这种隐形倒退的最大危害是“神经麻痹”，被自我的小进步所麻痹了。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作“饼干效应”。
记得小时候在极度贫穷的年代，在我小学快毕业时，我们所生活的大学校园（父亲在那里当校工）的副校长夫人当着我的面跟我母亲讲：“这么机灵这么聪明的小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每天早上给他（指我）吃个鸡蛋喝杯牛奶啊。”
我们是靠吃泡饭长大的，我的母亲那有能力买得起鸡蛋和牛奶。
于是，母亲每天早饭在吃泡饭边给我增加一块饼干。
母亲给了我生活改善的信心，哪怕是一丁点；我给了母亲未来生活的希望！
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宽容的，他们乞求的仅是希望，他们是生活在期望值中的一个群体，只要他们感受到未来还有希望或自己没希望只要感受到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会放弃对“公平”的诉求心理！
然而我们的企业管理不能乞求的仅仅是希望，追求的不仅仅是“饼干效应”，而是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企业管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特别是在智慧时代，一定要看清被放大了的数字鸿沟现象直接表现为：相对贫困化和竞争力相对弱化趋势的急剧拉大。隐形倒退的现象，在智慧共享的指挥经济时代里，将会变得越来越快和越来越普遍。新形势下，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务必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并主动掌握智慧经济新特征和积极运用先进的智慧工具加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