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教育部之组织至为简单。孑民先生与余及会计兼庶务共三人，于一月十二日自上海乘沪宁车赴南京，因为时已晚，宿于下关大观楼。翌日，先生进城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问：“教育部办公地点在何处？”中山云：“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于是余等因无办公地点，乃在城内乐嘉宾馆住宿。既而孑民先生往江苏督府内务司访马湘伯先生，马氏时为内务司长，以素与先生为莫逆交，乃慨然允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房屋三大间，为教育部办公处。是即民国初元教育部初成立时之官署也。
教育部既成立，于是投效纷纷，蔡先生终日见客。往往一进客厅，来客相继不绝，至日暮不得休，妨害公事，于是改由余代见，可者见之，不可者谢之。是时各部，皆依照官制草案，呈荐人员。孑民先生谓余曰：“我之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参议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余极赞成之。故南京政府各部人员，多或至百余人，惟教育部连缮写者只三十余人而已。其津贴自总长下至录事，不分等级，每月一律给三十元。全部开支，每月仅及千元。而每日自上午九时起，午后四时半止，分工作事。凡小学、中学、专门、大学各项学制，部员各就所学，担任起草，一如书局中之编辑所，绝无官署意味。临时政府三个月结束，而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于此时大略完成。迨南北统一，正式政府成立，教育部迁移北京，再将草案修正。于暑假期内，召集临时教育会议，提出通过，始于元年之秋，陆续以部令颁布全国。
当余之计画学制草案时，理想殊高，部中所招致之留学生，英、美、德、法、俄、日皆备，原拟将各国之学制译出，舍短取长，以造成适合于我国之学制。结果所译出之条文，与我国多枘凿不相容。而起草委员会，屡经讨论，仍趋重于采取日本制。临时教育会议，时经一月，辩论至详，而议决案之趋势，亦归宿于模仿日本制。
且在当时教育界办学经验，于小学较为丰富，故民元学制之初高等小学校令确能参合国情，表现特色。至中等教育并未发达，经验殊少，于专门大学，更属茫然。
故除增损日制，易以本国课程外，殆无经验之可言。以学制施行历十年，教育界渐觉其不适用，皆诋毁教育部只知抄袭日制。其实临时教育会议，国内著名之教育家，皆罗致到会，而多数之见解，确已如是，不能全归咎于教育部。是盖时代为之，一般人之经验学识，只有此限度也。
（选自璩鑫圭等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
陶行知
（1922年）
第七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拟订学制草案，征求全国意见，以为将来修正实施之准备，立意甚好。壬子学制，经10年之试验，弱点发现甚多。近一二年来，教育思潮猛进，该学制几有不可终日之势。故此次所提草案，确是适应时势之需求而来的。我们对于这应时而兴的制度，究竟要存何态度？我以为建设教育，譬如造房屋；学制，譬如房屋之图案。想有适用的房屋，必先有适用的图样。这图样如何画得适用？我以为画这图的人，第一必须精于工程。第二假使所造的是图书馆，他必定要请教图书馆专家；科学馆，必定要请教科学专家；纱厂，必定要请教明白纱厂管理的人；舞台，必定要请教明白管理舞台的人。有这两种人参议，才能斟酌损益，画出最适用之图样。制定学制，也可以应用这理。不过学制包括的范围更广，所应询问的方面更多了。此次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征集各省教育界的意见，就是为了要顾到各方面的情形。所以我觉得凡对于学制有疑问有反对有主张的，都应提出充分讨论研究实验，使将来修正之后，各方面之教育，都有充分发展之机会。换句话说，虚心讨论研究实验，以构成面面顾到之学制，是我们对于学制草案应有之第一个态度。
建筑最忌抄袭：拿别人的图案来造房屋，断难满意。或与经费不符；或与风景不合；或竟不适用，日后懊悔，损失必多。我国兴学以来，最初效仿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这次学制草案，颇有独到之处。但是不适国情之抄袭，是否完全没有，要请大家注意。诸先进国办学久的，几百年；短的，亦数十年。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参考的，却是不少；而不能采取得益的，亦复很多。今当改革之时，我们对于国外学制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舍己从人，轻于吸收。这是我们对于研究新学制草案应有的第二个态度。
为造新房绘图易，为改旧房绘图难。因为改旧房时，须利用旧房，以适合改造之需要。然旧房有可利用的，有断不可利用的。有将来要拆，而改造时不得不暂行存留的。这都是绘图的人应加考虑的事。我们的旧学制，多半应当改革，但因国中特别情形，或亦有宜斟酌保存之处。大凡改制之时，非旧制遭过分之厌恶，即新制得过分之欢迎。这两种趋势，都能使旧制中之优点，处于不利之地位。所以我们欢迎新学制出现的时候，也得回过头来看看掉了东西没有。这是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有的第三个态度。
图案是重要的，但只是建筑房屋的初步。学制是重要的，亦只是建设教育的初步。徒有学制，不能使人乐学；也如徒有图案，不能使人安居。如何使纸面上的图案变成可以安居之房屋，与如何使纸面上之学制，变成最优良最有效率之教育，是一相仿的事业，不知要费几许金钱脑力时间去经营，才能成就我们所想成就的。
我们切不可存学制一定即了事的观念。我们更要承认学制以后之事业问题是无穷尽的。无穷尽的事业，要我们继续不已的去办理他。无穷尽的问题，要我们继续不已的去解决他。所以学制虽是个重要问题，但只是前程万里的第一步。他原来是如此，就应如此看待他。这是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有的第四个态度。
总之，当这学制将改未改之时，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态度，考察社会个人之需要能力，和各种生活事业必不可少之基础准备，修正出一个适用的学制。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的，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
（选自华东师大教育系编：《中国现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2版）
对于新学制的感想
胡适
（1922年）
我对于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的学制系统草案，大致都很满意。陶行知先生要我把我个人对于这个草案的意见写出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讨论的时期尤其重要，故我不敢推辞，就把我的几个感想，——或是赞同，或是疑问，——都写了出来，请国内教育家指教。
一、关于初等教育的一段
新学制改小学七年制为六年制，废去国民学校与高等小学的名称，统称为小学校，但得分为二期：第一期四年，第二期二年。这个改革把小学的年限缩短了一年。我想这一层有几层好处：第一，省出一年来，加在中等教育上去，使六年的中学制容易实行。第二，当此义务教育未能实行的时候，——后三年的实行更不知在何年！——缩短一年，便可以减轻学生家属一年的负担。第三，有人疑心年限的缩短便是程度的降低，这是错的。小学改用语体文以后，时间应该可以大缩短，而程度可以不必降低；但这个责任，课程与教科书也应该分担一部分。若把旧日古文体的教科书翻成了白话，就算完了事，那是决不行的。小学里用白话教授，教学的困难可以减去不少，教学的效率应该可以增加。若仍旧一课止能教“一只手，一只右手”，那就是大笑话了。
新学制关于初等教育，还有一个大长处。总说明第四条云：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故于高等及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于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
又第五条云：
图之左行年龄，以示入学及升级之标准。但实施时，仍以其智力与成绩或他种关系分别入学或升级。
这个弹性制是现在很需要的。现在的死板板的小学，对于天才儿童实在不公道，对于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儿童也不公道。我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学堂的时候，曾在十二日之中升了四级。后来在澄衷学校，一年之后，才升了两级。我在上海住了五年多，换了四个学校，都不等到毕业就跑了。那时学制还没有正式实行，故学校里的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都是弹性的。现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五年之中，不曾受转学的损失，也不曾受编级的压抑。我很盼望这个弹性主义将来能实行；我很盼望办小学的人能随时留心儿童才能的个性区别，使天才生不致受年级的制限与埋没。当此七年小学制未废止的时候，我知道有许多儿童可以不须七年的；将来六年制实行之后，也许有一些儿童还可以缩短修业年限的。当缩短而不缩短，不但担误了天才的发展，还可以减少求学的兴趣，养成怠学的不良结果。
二、关于中等教育的一段
新学制把中学的修业期限由四年改为六年，分作两级：前一级为初级中学，或三年，或四年，或二年；后一级为高级中学，或三年，或二年，或四年。中学改为六年，是很好的。但我有几点疑问。现在的中学，可算是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不全在四年时间之短，乃在中学教员之缺乏与教授之不得法。年限的加长并不能救现在中学的弊病。用现在办中学的人，不变现在的教授法，即使六年的工夫全用来教现制中学四年的课程，也是不会有进步的。何况新制的六年中学，除了做完现制四年的中学课程之外，还要做完大学预科和高专预科的课程呢？现在单办中学，人才还不够用；将来办这些兼大学预科的中学，又从哪里得人才呢？这几点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大学及各种高等专门学校皆不设预科，这固是我极赞成的。我常说，民国元年的学制把各省的高等学堂都废去了，规定“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那是民国开国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因为（1）各省设立大学的一点小基础，从此都扫去了；（2）各省从此没有一个最高学府了，本省的高等人才就不能在本省做学术上的事业了；（3）大学太少了，预科又必须附在大学，故各省中学毕业生，为求一个大学预科的教育，必须走几千里路去投考那不可必得的机会，岂不是太不近情理吗？试想四川、云南、贵州的中学毕业生，必须跑到北京、南京方才有一个投考预科的机会。这两年的预科教育，值得这么大的牺牲吗？
新学制主张废止预科，使各省的高级中学都可以做大学预科和高专预科的课程，这就等于添设无数的大学、高专的预科了，这是极好的意思。但是有一个大疑问。现在国立大学（北京山西等）的预科成绩实在不能满人意。我们自己承认北京大学的预科办的实在不好。但是北京请教员自然比他处容易得多了；国立各大学对于预科教员的待遇，自然比将来高级中学教员的待遇要高的多了。北京的预科办不好，将来的高级中学分做现在预科的职务能更满意吗？这不是很可注意的一个疑问吗？
综合以上各点，我们对于新制六年中学的办法，不能不提出几条辅助的条件：第一，高级中学之设立必须十分审慎。经费、设备、人才、教员资格、课程……等项，必须有严格的规定。
第二，高级中学教员之待遇，须与现在大学预科教员的待遇略相等。
三、余论有许多别的问题，我不能讨论了。我现在且下两三个普通的观察。
（1）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他的弹性。他的总标准的第三第五两条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力”。这就是弹性。学校的种类加多了，中等学校的种类更加多了，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职业教育多至六种以上，年限有一年至六年的不同，内容有完全职业的与由普通而渐趋向职业的两大类。中学修业年限也有四二、三三、二四的不同。
大学也有四年、五年、六年的不同。这还是新制哩。若加上现制未能即改的种种学校，那就真成了一个“五花八门”的学制系统了！但这个“五花八门性”，正是补救现在这种形式上统一制的相当药剂。中国这样广大的区域，这样种种不同的地方情形，这样种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只有五花八门的弹性制是最适用的。
（2）学制系统的改革究竟还是纸上的改革；他的用处至多不过是一种制度上的解放。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研究这个学制的内容。内容的研究并不是规定详细的课程表，乃是规定每种学校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这件事决不是教育部的几个参事、司长能办到的。我很盼望国内的教育家应该早日作细密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引起公开的讨论。
（3）前日听见孟禄博士说，他对于学制改革，主张“一种新制学校非到办理有成效时，不得代替同种的旧制学校。”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忠告。我们决不可随便把旧制学校的招牌改了就算行新制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法子是行不得的。我以为新制的大部分（中学一段尤其如此）应该从试验学校办起。旧制之下的学校暂时不去改动，旧制学校，非确有最高成效为专家公认的，不得改为新制。等到试验学校的成效已证明了，然后设法推行这个新制。
（选自璩鑫圭等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