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蒲星
一个人倍受尊崇，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的德行。
1994年10月15日，大江健三郎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日本。第二天文部省召开紧急会议，检讨未能在诺贝尔奖之前将日本最高奖文化勋章授予大江健三郎——这个事实反映了日本这个世界二号经济大国在西方文化前侏儒般的自卑殖民心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文部省仍然决定将这个“国家荣誉”礼帽带在大江健三郎头上。没料到，消息传开后，大江健在郎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拒绝“国家荣誉”。理由是因为自己是“战后的一位民主主义者”，并且声言：“文化勋章对自己来说，就像寅次郎身上的晚礼服一样不合适。已经关照了妻子，就是在我死后，也不要与这类事有牵连……”
以行使拒绝权而最为有名的是萨特。1964年，瑞典皇家协会决定“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授予他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确证后，萨特公开表示拒绝，理由是他的信仰使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实际上，在法兰西文学艺术史上，行使拒绝权的人络绎不绝。在画家中，就有德拉克罗瓦、库尔贝、杜米埃因为忠于自己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信仰而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杜米埃拒绝拿破仑三世授予的荣誉勋章时已双目失明，贫病交加，荣誉虽不能痊愈他的双眼，却足以改善他的贫困处境，但画家仍然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1929年，法国国王禁演雨果的戏剧《玛丽康·德洛姆》，另外又提出将他的年俸增至六千法郎。正在等钱用的雨果拒绝了这绝好的名利：“原先给我的作为国王仁爱证明而特别可贵的二千法郎年度津贴，对我来说绰绰有余。”
叶利钦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回到了俄罗斯。他是唯一一位流亡美国而活着回到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面对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这位为俄罗斯民主自由而流亡的斗士沉默了。当俄罗斯政府决定授予他代表国家最高荣誉的奖章时，索尔仁尼琴拒绝了。
人生为一名利场。张申府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害死了天下多少豹，害死了天下多少人”。但“名”，即使是很虚很虚的名，对文人都有大大的诱惑，更何况更多的名是夹带着利的实名。但是，仍有那么多人拒绝，即使是诺贝尔奖这样的大名大利也有人拒绝。权力都是个人之外的势力给予的，因为势力有超越个人之上的力量，所以才产生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权力。如一个官吏，他的权力来自于法律、政府或国家。唯独拒绝的权力来自于个人内心，来自于个人内心的信仰。
二战后的日本，建立了现代自由民主宪政，但仍保留了天皇。对于一个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来说，这是难以容忍的。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国家荣誉与天皇就这样联系起来了。大江健三郎不是一个试图改革日本国家体制的职业政治家，但作为一个作家，他有自己明确而坚定的民主主义信仰，正是因为这个信仰，他取得了拒绝国家荣誉的权力。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中国人来说，大江健三郎的行为是难以理解的：难道你接受了这个荣誉，就不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吗？如果他们还知道，在右翼势力很猖獗的日本，拒绝国家荣誉比批评天皇制还要承担风险，更不知会作何感想。
这就是差别，有信仰、忠于信仰和无信仰之间的差别。就像鲁迅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时候比人与猴子之间的差别更大。在忠于信仰者和无信仰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人与猴之间的不可交流的沟壑。
一个人倍受尊崇，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的德行。所以，爱因斯坦认为居里夫人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比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更伟大。最高的德行是信仰，忠于信仰者谓之有圣德。今日中国不乏有成就的人，但他们当中不少人没有信仰，更不知道忠于自己的信仰。人们崇拜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成就，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们的金钱和地位。
这是我作为一个今日中国人倍感悲哀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对萨特、大江健三郎等人肃然起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