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日
你回来陪陪我吧
“你回来陪陪我吧。”母亲说，我们之间有一根看不见的电话线，一根电缆、光缆，或者只是看不见的电波。总之，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清晰、果断、决绝，就像她每次对我说的：“变天了，再加一件衣服。”而我此时坐在老板的宝马车里——她几个月前刚买的，她之前开的是一辆奥迪A6，我不明白她一个人为什么要开两辆车，为了这辆车，她找了所有能找的朋友帮她摇号。那时，北京已经开始限购，买新车需要先排队摇号，摇中的概率很低，但她终于还是如愿了。车里还有公司里的其他同事，我们一起去谈一个已经谈了半年的项目。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说意味着新业务的启动，为了这次谈判，我匆忙地将母亲从医院接回家。之前，她再次住进医院时没有告诉我，我只知道，第二次化疗诱发了严重的带状疱疹，为此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但面对她的病情，全省最有权威的专家也束手无策，只说：“由此引发的疼痛令病人痛不欲生，为此有患者用死来结束这种痛苦。”专家陈述这种痛苦的时候没有感情色彩，对他来说，这就是疾病的表征，而不是感同身受的情感抚慰。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没那么痛苦了，勉强可以吃点东西。我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吃惊，当然，我同样没有告诉她返程时间，五天后我就得返回北京工作。
临走那天，母亲坚持从卧室挪到客厅，我把一床毯子盖在她身上。在一堆纤维织物下面，她的身体几乎化为无形，“消瘦”是近两年来我每次见她就想脱口而出的词汇。当我们都了解这种无名的消瘦是癌细胞的作用后，就不再轻易使用这个词了。只是母亲的脸庞始终都很饱满，肉感化解了她略有些方的脸庞，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倒显得比年轻时更加丰盈而又风韵绰约。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追求者无数，我在黑白照片上看到的她，双眼神采飞扬，可少女的矜持和拘谨让她不够绽放，不如中年以后有种自信的张扬。
我们对坐着，母亲就那样看着我，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她始终不说，只是听我七拉八扯地说些不痛不痒的事。我向来就怕她不说话地看着我，因为她不说，我也知道她心里的想法：“别走了，你一走家里就只有我自己，太冷清、太孤单。”即便在心里，母亲也不会说：“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起，她就想要创造奇迹。她一辈子都在跟命斗，出生在战火纷飞中，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上学晚却立志做个医生。整个大学时代，胃出血、神经衰弱、国家************导致的营养不良，让她更像弱不禁风的林黛玉，但后来竟成长为一名雷厉风行的妇产科大夫，以及一个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的主妇。当我都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还有她大学时代的追求者无比感慨地追忆那些青春岁月。在他们的想象中，母亲更应该是赋诗葬花焚书稿、多愁善感的样子。其实，母亲从来都不喜欢林黛玉，她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林巧稚。她从不轻易示弱，不论是向男人、向命运，还是向疾病，更何况向我。
送我的车到楼下了，我俯下身浅浅地抱了抱她的身体，她顺势拉住我的手。母亲的手向来都很有劲，那种劲儿不是干粗重的活儿练就的，却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和反对的力量。只是一握，很快就松开了，我转身走向门，开门关门，逃也似的离开家。车开动的时候，我连回身看一眼楼上窗户的想法都不敢有。此时，母亲已经不能自主地起身走向阳台，像以往一样看看是谁开车送我，看看我是不是回身挥手。十年前，我去了北京，母亲都极少去机场送我，我们都不喜欢送别，不论走多远走多久。
我回答说：“好。”母亲便不再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但我已经在心里决定谈判结束就向老板辞职。一年来，我几乎每个月都在请假，这次不能再请假了。一个月、两个月，不，我心里对母亲的预期是半年或者一年，不会更久了。对一个确诊时就已经是晚期的肺癌患者来说，在经过了所有可能采用的治疗方法之后，一年八个月的时间已经算是奇迹。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结果。
车里的其他人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我重新加入其中，心想着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辞职。一周前，我刚回来工作。
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我们相距三千公里。她现在病入膏肓。这些公司都清楚。花了半年时间准备的项目昨天刚刚敲定，我是项目组成员之一，这些我也很清楚。我和老板面对面坐着，我们年龄相仿，偶尔谈起父母时她会泪流满面，她父亲去年去世，当时她不在身边。最后我们各退一步，我回家陪母亲，但尽量确保有半天时间在网上处理工作。这是权宜之计。
睁开眼睛，窗外是冬日的艳阳，但屋里有些冷，我已经不习惯没有暖气供应的冬天。继续在被窝里赖了一会儿，每一分钟都在挣扎。母亲七点钟准时起床，退休前，她从不迟到，即便是退休后，她也如此。
果然，我走进隔壁卧室时，母亲正在穿衣服，每做一个动作都有一次不短的停顿，以便把气喘匀再继续。然后，我扶着她一步一步挪到卫生间。每天清晨是她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她要利用这段时间擦洗身体、换衣服。一个月前她已经不能自己洗漱了。毛巾在微烫的热水里浸湿，然后拧干，我的手指透过冒着热气的毛巾一寸一寸划过她的身体，在缺少油脂而干燥的皮肤下是清晰可见的脊柱和肋骨。母亲背对着我，放在洗手池上的双臂虚虚地支撑着身体，她下意识地遮挡着身体的正面——松垮、暗淡无光的皮肤疲倦地下垂着，从镜子里能看到同样松垮干瘪的乳房。那个曾经丰满、光洁的身体痛苦地佝偻着，吃力地喘息着。
换上干净的衣服，母亲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因为放疗已经脱落得所剩无几，沿着发际线稀稀拉拉的一圈白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黑的。母亲把玉兰油润肤膏在脸上均匀地涂抹开，再一次环顾着镜中的自己，问：“还没有脱颜变形，哈？”像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把她搀回卧室，让她重新躺下。
早餐的蒸鸡蛋是按母亲的要求做的，每一个步骤都严格照办，虽然隔着一面墙，但她似乎对厨房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嫩滑得吹弹可破的蛋羹赢得了母亲的赞许，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母亲总不给我机会表现我在厨艺方面可能具备的才能，却又总是责备我作为一个女人缺少这方面的技能。现在，总算有机会让她发现我的潜能了，于她、于我都很重要。
母亲的一日三餐都只能由我做好端到床前，然后再一同进餐。三十年前，同样的一幕曾经发生在某家医院的病房，那时病床上躺着的是父亲，无数个休息日里，我们一家三口在那间单人病房里吃最简单的饭菜，但其乐融融。三十年后，病榻上的母亲竟与她的爱人在身体的同一部位长了同样的肿瘤，只是病床前的我，已经从一个中学生长成了一个中年人。
吃过饭，母亲倚靠着床榻，正午的太阳照进来，满满一屋阳光。大概是刚才那碗热汤和满屋的阳光让她的脸上泛着红晕。母亲一直在说话，说话内容从都有谁来探病，分别送了什么东西，到新换的钟点工的表现，直到她每天吃的药的种类和疗效。这些话题，从昨天我一进家就说了不止一遍，现在不过是简单地重复。我坐在飘窗的窗台上，太阳烘烤着身体，暖洋洋的，让人昏昏欲睡。
2011年12月4日
家是一个女人的全部
照例七点钟起床，给母亲做蛋羹——她规定自己每天吃一碗，除了这碗嫩滑、淡盐、半固体的蛋羹，偶尔喝点肉汤，主食是一碗小锅米线。做得再松软的米饭，她都觉得难以下咽，任何美食摆在面前，都只是用筷子象征性地夹点尝尝，然后就让端走。从上次出院后，母亲就这样了。记得外婆说过：“连饭都不想吃，离死就不远了。”其实，九十七岁才去世的外婆在临走的那天晚上，仍然吃了一小碗米饭，等家里人都睡下了，还照旧去检查了所有的门窗是否关好，丝毫没有要离世的征兆。第二天清晨，见她没有按时起床，我们才发现她已经断了气，但面容安详得像在睡梦里。
“外婆说过，连饭都不想就是快了。”母亲昨天这样对我说，她越来越喜欢引用外婆说过的话。这种时候我总是不置可否，我当然知道外婆这样说过，但我更知道，母亲是一名受过正规的医学院教育、从医四十多年的妇产科主任医生。
快八点的时候，母亲接了一个电话，这个时间来电话的只会是甄叔叔。自从母亲生病以来，他每天早晚各来一次电话，通常问三个问题——“今天感觉怎么样？”母亲回答：“还好。”“吃东西了吗？吃得比昨天多点吗？”母亲回答：“差不多。”“今天疼痛减轻了没有？”母亲回答：“没有。”然后，挂断。我好多次听母亲说“别给我打了，有事我会打给你”，但甄叔叔还是会每天准时准点来电话，就像他每周准点准时来看母亲两次，连每次停留的时间也都差不多长。
有时我想，母亲一辈子都是个文艺范儿的女人，喜欢听音乐、读小说，看催人泪下的文艺片，喜欢在镜头前面展现自己，喜欢把家里弄得有品位有格调，身边也总是围绕着各种年龄段的朋友。他们有的喜欢她做的菜，有的喜欢跟她谈人生，有的喜欢让她解答婚姻的困惑，有的真心把她当成自己的榜样。她有着这个年龄少有的风度、体态、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时尚敏锐的把握。当然，我还见过一些真心喜欢她的单身老头儿，有文学教授，有离休干部。可她终究还是跟这位把日子过得像时钟一样准确、刻板的男人保持着来往，这半个世纪的情谊如此坚不可摧。
他们是彼此的初恋，整整五年的厮守最终还是输给了五个月如火如荼的爱情攻势。也因此这个世界才有了我。
当这个男人重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中时，所有人都没有感到意外，虽然，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彼此很难重新厮守。被命运分开了几十年的两个人，阻隔他们的是彼此已经改变的身份、地位、家庭关系，还有纠葛不清的情感、世俗观念。在我心中，这个爱了母亲半个世纪的男人虽然不是父亲，却有着父亲一样不可替代的地位。我敬重他，把他当成这个家里的成员，所有关于母亲的决定，我都会第一个向他征询意见。
这个常规的问候电话引爆了母亲的情绪，她回忆起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就是甄叔叔。她觉得，就是这两个男人改变了她的命运。当年她决绝地选择了父亲，不顾家里反对，放弃一段五年的感情，执意要嫁给一个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这个因为营养不良而长得像根豆芽菜的男人，聪明、风趣、才华出众，母亲相信自己真的找到了爱情和幸福。最让她感动的是，当她为了摆脱这种三角关系的纠缠和无奈，决定离开省城医院随医疗队到县医院工作，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时，父亲却为了能与母亲相伴左右，也放弃了省城医院的工作从而顶替掉别人的名额，跟着母亲一起去了县医院。
母亲的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在那次“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运动中，全院她第一个报名。几十年来，家里人一直对她这一行动表示不理解，在很多人眼里，那不过是因为母亲爱表现、好面子。而父亲当时正在热恋中，所以也冲动地追随母亲而去。他们在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里做了十五年的医生，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同学有的已经是省级医院某个学科的学术权威，而他俩充其量就是一个县级医院的主治大夫。最令母亲追悔莫及的是，父亲再也没有机会展示他的才华，肺癌在这个男人刚刚四十岁出头时夺走了他的生命，也夺走了她的幸福人生。
我看着因为激动而脸上泛着红晕的母亲，突然有些理解她在五十年前做出那个决定的心情。一个怀春的少女面对追求者的欲罢不能，面对三角关系的不知所措，面对失败者的内疚和自责，正巧，有一个机会让她能抽身离开，她当然不可能周全地想到人生起承转合中的种种意外。
“养女儿就是操心，你没有孩子所以不能体会。”话锋一转，母亲开始数落我从小到大的种种不是：学习让她操心，谈恋爱没让她省心，好不容易结了婚又跑到离她三千多公里外的北京。以前，母亲总是隔一段时间就要找我谈话，每次都以这些陈词滥调结束。后来，每次回家的头三天我都会被世上最甜蜜的母爱浸泡，而临走的前一天，我们之间必然有这样一番谈话。最终往往是母亲声泪俱下，我低头不语。“你就是像你爸，长得像他，性格像他，生活能力差也像他。他死得早，这些年我努力挣钱，就是要让你过得像有爹的孩子一样，现在这房子留给你，还有些存款也留给你，保证你后半辈子能独自生活，不用靠男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的叙述中“钱”和“男人”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总是在使用时不经意地加强语气，在这背后，我听到了愤怒，甚至是恨。
紧接着，她说了一个数字，这是半年来我第三次听她谈到遗产——一套房子，外加一笔存款，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数字。
家是一个女人的全部：秩序、审美、价值观和她所有的爱。所以，我回到这个房子里，就是住回母亲的世界，我呼吸她呼吸的空气，使用她使用的锅碗瓢盆，穿她穿的衣服，然后，不知不觉变成她，或者按她希望的那样生活，因为她已经替我想好了往后所有的日子——独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