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和我母亲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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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三个人的年夜饭(2)

吃过午饭,我们回家打扫卫生,离上一次大扫除已经很久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热情高涨地想要大干一场,还顺路在花店买了一大束母亲最喜欢的百合花。我想让母亲觉得,她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依然能保持这个家的清洁与温馨,这一定是她乐意看到的。可回到家,坐在洒满冬日温暖阳光的沙发上,我便觉得无法抵挡困倦。这个家好大啊,卧室、卫生间、书房、阳台、客厅、餐厅,还有最难打扫干净的厨房,无数可能藏污纳垢的边边角角,整整一百五十平方米。另外,还有十几盆花花草草需要浇水、培土。这样的工作量,仅是想想都令我泄气。在我离开家的十年里,母亲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经营着她的日常生活,家永远整齐、洁净,她不允许家里有任何杂物、灰尘,即便在她已经病重的时候。

她喜欢带领别人参观她的家,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展示和讲解,就像一个成功的设计师在解说自己的作品。听到赞许她的能干、品位时,她从不掩饰兴奋与骄傲。家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便是一个临时的住处,她也会利用手边任何可以利用的材料让家整洁、明亮,所以,家里一定是以白色为基调的,白墙、白纱窗、白床单、白色的家具。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件穿到破了洞的白衬衣,也一定要洗得洁白如新。然而,第一次站到这个空间里,我就没觉得这是我的家,一次次的搬迁,时间的痕迹已经被轻易地抹去,除了那些我和家人们的照片是过去的、旧的之外,一切都崭新得承载不了任何时间的记忆。十年了,这个家依然完美得像是供人参观的样板间。最后,我们也只是很形式主义地把能看到的地方擦干净。离开病房前,母亲特别交代,地板一定要用抹布擦一遍,用拖布擦过的地面会留下难看的痕迹,擦过的地板她总是要迎着光仔细地检查。母亲不喜欢痕迹,不论是时间,还是外力留下的。

而我越来越喜欢痕迹——也许是搬动家具时在墙壁上留下的划痕,也许是沙发上除不去的茶渍,也许是某位来访的客人抽烟时把烟头掉在茶几上的烙印,也或许是因为天长日久形成的某种特殊气味。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便能心领神会地想到某个时刻、某个人、某件事,它们是时间留下的记忆,使得家庭成员之间有了某种隐秘的关联。但在这个家里,几乎看不到这些,有的只是与母亲有关的秩序、规矩和个人的审美。她将把这一切留给我、我们,在她撒手人寰之后,她留下的不止是一个物质层面上的家,还有秩序。这让我感到窒息,母亲甚至把这一切写进遗嘱里——这个家我只有居住权,无权对它进行任何改动。

2012年1月22日

今天好漫长

“今天好漫长。”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突然说。

这一天,打针、吃药,偶尔有人探望,顺致新年问候,并没有特别的不同。很久以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疼痛、绝望、挣扎、期待,没有时间的长短,有的只是不断的重复。

2012年1月23日

三个人的年夜饭

吃过午饭,母亲拒绝了护士送来的营养液,她不能让属于她的时间被一秒钟十几滴的速度控制,她想回家,越快越好。

天气出奇地好,天高云淡、气温适中。与前几日相比,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少了,竟有些冷清。人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新春的准备:家在外地的早已启程,全家团聚的已经备下了丰盛的食物,想利用假期出游的已经踏上旅途。

整个下午,我们在厨房里准备晚饭,母亲独自在她的房间里不知道忙些什么,我们不想去打扰她。她急着回家,不仅仅是为了回家过年三十,她一定还有别的事要处理。红烧罗非鱼、黄焖鸡,外加三四个蔬菜,三个人的年夜饭也必须有鱼有肉有菜。如果是母亲,一定会让我们的餐桌更加丰盛,她没有对我们的简略表示不满,只要求我们在开席前到楼下放了一串鞭炮,这是过年的仪式。鞭炮对许多家庭来说,只剩下过节的热闹,但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希望赶走在我们家盘踞了快两年的那只怪兽——“年”。

三个人坐在饭桌前,没有酒,没有祝词,只是各怀心事地吃着碗里的饭菜。我努力想要说点应景的话,但没能做到,林木就更不擅长,而母亲似乎也不像过去一样有兴致营造过节的气氛。她一直盼着这顿年夜饭,她喜欢这其中的象征意义,即便只是一种形式也能让她切实地感到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威。

席间气氛沉闷,吃着吃着,我竟有些走神。还好,春节晚会解了我们的围。我们围坐在母亲身边一起收看这台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光彩炫目的晚会,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努力地想要全情投入到这种欢快与喜庆中,却始终不得要领。母亲一直都用手捂着她的左胸,只要她的手不放下来,我们也会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被投射在电视屏幕上的快乐也就成了一种陪衬,有着塑料花似的虚假。

刚过十点,母亲已经体力不支,安顿她睡下,我们再次保证午夜十二点和明天赶早燃放剩下的两串鞭炮。子夜的那一串意味着把去年的不顺结束掉,而清晨的一串则表示新一年的美好开始,而且最好要抢在别人的前面,因为好运一定会落到最先放鞭炮的人家。我不记得母亲过去是不是也这么重视这些旧传统,但最近她好像处处留意。

林木主动承担起放鞭炮的任务,我则早早地上了床。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但这吵闹声一定不会扰了我今晚的清梦。

一个月来,我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

2012年1月24日

一屋子的冷清与寂寞

母亲走动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起床,去看母亲,她正在洗漱。“开门炮放过了吗?”母亲问。

今天是大年初一。小时候,外公会要求我们在除夕夜守岁,然后在初一这天一早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去拜年,穿上新衣服从街头走到街尾,回来的时候,衣服口袋里一定塞满了压岁钱和糖果。当然,一定是磕了不少的头,说了不少的吉祥话。外公走了,老邻居也都失去了联系。

九点不到,母亲就催我给医院打电话,昨天院长特别准许她下午晚些时候再回去,我们都以为她会在家里多待些时间。一个月前,母亲是被我们架到电梯口,然后抬上救护车的,这次她自己走到电梯,自己上了车,还给来接她的司机师傅拜了年。

回到病房不久,来了一群母亲的大学同学,甄叔叔也在其中。他们刚走,母亲中学的同学也来了。两拨人都没有逗留太长的时间,这些天,儿女们都会纷纷带上他们的孩子回家看望父母,老人们都不愿也不会因为别的事耽误这含饴弄孙的时刻。

他们来了又走了,留下一屋子的冷清与寂寞。我盼着明天早点到来,明天舅舅就来了。

2012年1月25日

这种渴望在岁月中积攒成了怨怼

我在护士站用微波炉给母亲热汤时,远远地看到一个精瘦的老头儿拖着行李箱走过来。刚过七点,舅舅就到了。

舅舅是独自一人来的,而不是原本电话里说的还有舅妈,这个结果是母亲乐于看到的。听说舅舅要来看她,母亲很高兴,因为在四个姊妹中,舅舅与母亲之间只相差一岁,感情也是最好的。母亲最受不了的是,舅妈一辈子都依赖舅舅,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舅舅做决定、去面对,包括工作亦如此,多少有些双职工的便利。这原本只是别人家的内政,母亲却总是看不顺眼,似乎是因为她心疼这个弟弟受了一辈子的累。后来我渐渐明白,母亲虽然享受别人对她的赞美,但她内心深处是那么渴望自己也能像别的女人一样被疼爱、被呵护,这种渴望在岁月中积攒成了怨怼。

直到昨天,母亲还要我问舅舅此行是否他独自一人,结果被我再次断然拒绝。

舅舅径直走到母亲床前,给了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母亲的脸上刹那间浮现出柔软的、虚弱的、渴望的、委屈的表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然后,舅舅挨着母亲在床前坐下,让母亲的身体能倚靠着他。这个已不年轻,也不够健壮的男人,给了母亲一个温暖安全的怀抱。整个上午,他俩就这样靠在一起家长里短地絮叨。

2012年1月26日

要不要给母亲一个拥抱?

昨晚,我和林木都住在医院里。今天我们乘一早的航班回北京,接下来的一周只能把母亲交给舅舅,直到小谢来接他的班。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向来就没有太多的交流,更何况,我们就要回北京了,谁都知道,这种时候最好少开口,能有效避免分别的伤感。我还担心某句不恰当的表达引起母亲强烈的反应。

刚过十点都睡下了。关了灯的病房里,只有从窗外透进来的一丝微弱光亮,借着这光能大致分辨出屋子里的格局。母亲的病床在比较靠门的位置,我睡的沙发靠房间的一面墙壁,空调对着我呼呼地吹着热风,而另一面墙边摆放着陪护床,是用医院的抢救床改的,很窄。病房里除了空调运转时发出的嗡嗡声,还有给母亲输送营养液的泵工作时的声音,这些机器的声音都很轻微,白天的嘈杂能完全掩盖掉,但在静谧的夜里一切声响都显得清晰而又响亮。护士定时查房,她们的动作都极轻,通常是打开手电筒查看液体泵的状况时,我才知道有人进屋了。从护士进出病房的频率来看,应该过了子夜。

皮质沙发很软,我的身体深陷其中,又因为窄,盖在身上的被褥在我翻身时总是掉到地上,我只能尽量不翻身。林木也在床上不停地翻身,显然,他也一直没能入睡。只有母亲那边间或传来均匀的鼾声。

天还没有完全亮,母亲已经起床去了卫生间,这时应该刚过六点,她总是赶在六点半护士们交接班查房、整理内务,医生们查房之前洗漱完毕且吃完早餐,她决不允许别人看到她蓬头垢面的样子,也不允许自己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坐在床上进食。

然而,今天她并不急着吃早餐,只是一个劲儿地催我们走。昨晚已经约好了出租车,司机会在楼下等我们,现在离开病房的话,我们只能在寒冷的大街上等候将近一个小时。母亲不听我的辩解,大概她是希望我早去早回。

实在拗不过她(我何时又真的能拗过她呢),我们只好提前了二十多分钟出门,站在初春冷寂而空荡的大街上等车。

临出门,我在心里挣扎了很久:要不要给母亲一个拥抱,或者在她脸颊上亲一下,再或者说些母女间亲昵的话,哪怕有些肉麻?母亲坐在病床上,看着我,她总是那样看着我——挑剔地、埋怨地、失望地,其中又有些清晰可辨的渴望,她渴望对面的我还像从前一样,一张胖嘟嘟的粉嫩的脸,憨憨地任由她在脸上亲一口、捏一把,然后牵着她的手寸步不离。显然,一不留神间小女孩长成了女人,不再喋喋不休地向她讲述遇到的人或事,也不再缠着她问一些可笑的问题,更不需要她指点如何写出一篇可以获得老师表扬的作文。她只知道,在远离她三千公里的地方,这个长大的女孩有了自己的家,做一份她给不出任何指导意见的工作,在她越来越年迈的情况下,还不肯让她体会做外婆的滋味。

最终我牵了一下母亲的手,似乎还是母亲主动伸过来的,我不过是迎上去握住了她。“我回去处理一下工作就回来,啊。”我的声音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因为我完全没有说这句话的底气。“我怎么可以扔下她一走了之,我太心狠,太自私。”我在心里说。

她那双深陷在眼眶里大而有神的眼睛直视着我,评判着我执意的离开。其实,我一直都在接受母亲的评判——作为母亲,她享有这个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评判一个孩子的成长,这是母亲的特权。

我提起箱子,关上病房的门,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