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和我母亲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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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老了就像一盏油灯(1)

2011年12月16日

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

下午,母亲突然提出来想去医院复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随它去了。”她决绝地说,我的心随之颤了一下。

半年多来,母亲总在说:“真后悔当初没有接受手术治疗,开了胸,好的不好的一目了然,切干净了,也就不用受这么多苦。”

坐在北京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面对那个力主手术、苦口婆心的医生,母亲犹豫过、挣扎过,而之前的医院已经完全放弃对她的治疗。我是反对手术的,我听到过太多手术后加速癌细胞扩散的病例,像所有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病人家属一样,我们朴素地希望重病的亲人能活得更长一些,但我们更希望他们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肉体少一些痛苦。

坐在医院对面的一家小饭馆里,母亲机械地往嘴里塞着北京打卤面。北方的日常饮食对于南方人来说,不仅食材单调到不可想象的地步,烹饪也显得粗糙,但此刻,母亲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治疗方案、手术方案,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感受嘴里的滋味。

那次,母亲是自己走进医院的。住院的前一天,她还在游泳、跳国标、逛街购物,虽然后背那个痛点已经存在有些日子了,而且频繁的感冒还不时地伴随肺部感染。明显的消瘦和容易疲劳这些症状也应该引起重视,可她用睡眠不好就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任何接诊过她的医生最初都不相信她是病人,而且已经是肺癌晚期。那位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的中年医生几乎说服了母亲,他语速很快,果断、笃定,走路生风,永远穿衫衣打领带,头发一丝不乱,穿件一尘不染的白大褂。这使母亲在与他第一次见面后就对他充满了信任,母亲说,这才是外科医生的样子。他们之间是医生和病患的关系,但又有同行间的惺惺相惜。在他们眼里,肿瘤就是一个多余的包块,刀起刀落间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母亲最终还是放弃了手术方案,她后来解释说:“我担心如果下不了手术台,对你们的打击太大、太突然。”另一个替代方案是接受伽玛刀放射治疗,外加药物化疗。“这相当于一次不开胸的胸腔手术。”伽玛刀主任这么说,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母亲原本还算不错的体质——所有的治疗都不可避免地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也附带地杀死了一些健康细胞。而相比之下,癌细胞的生长速度却远快于健康细胞,于是,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

伽玛刀治疗后的复查结果十分理想:左侧肿瘤病灶已经萎缩。“回家好好调养,三年是一个坎。”临出院时,那位主任说。“三年以后呢?”我仍有些不甘心地追问。“三年以后就不用担心了,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列举了几个经过他的治疗痊愈的病例,显然他对母亲的术后康复充满信心。母亲却并不满足,或者说,她希望更快地看到更好的结果。于是,她选择继续化疗,并且先后进行了两次,因为一次术后会诊中其他专家提出,化疗是巩固和强化放射治疗成果的唯一手段,没有更多选择。也许,这种密集的、叠加式的治疗方案深得母亲的心,她希望更彻底也更快速地把癌细胞从她身体里清除掉。我反对这种近乎粗暴的治疗方案,但每次参加专家会诊和讨论,都没有人听我的意见。我发现所有的医生都是完全相同的态度和判断,他们甚至是一伙的,连同现在身份是患者的母亲。终于,母亲开始不断抱怨治疗方案的错误,而我还是不能发表意见。她不仅是母亲,还是医生,对于一个濒临绝境的人,你还忍心去跟她讨论如何正确选择求生方式吗?

我心里想,母亲已经虚弱得连走出卧室都很困难,加之三四摄氏度的气温,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合适再折腾去医院做检查。任何检查都要消耗体力,而且不可避免地接受大量射线,她的身体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承受任何损害。更何况,任何检查结果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一点她一定比我更清楚,因为痛疼每天都在她的身体里蔓延,而且不断深入。

我试图通过甄叔叔来传达我的意见,这些日子,他扮演着我和母亲之间的信使——即便我与母亲每天朝夕相守。晚饭时,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但甄叔叔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或许,他更愿意达成母亲的愿望。

整个晚上,母亲都只能平卧,身体的情形大不如前。现在,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出现,新的疼痛点、新的不适,而且原来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和控制,反倒更加严重。尽管母亲还在坚持做病程记录——她充当着自己的主治医生,就像她从不轻易放弃一个病人,所以她坚持复检,为了下一步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就这一点来说,我真的对她充满敬意:作为一个医生,母亲表现出对生命极大的尊重;作为一个普通人,她表现出最大的忍耐和坚持。我无法想象,如果是我面临这样的境况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有一点我很清楚,当我们只是旁观者的时候,任何假设都不成立。

我能做的就只剩下陪着她,一起面对。一个健康人是不可能与一个病人“同病相怜”的,哪怕我们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

2011年12月18日

人老了就像一盏油灯

今天,母亲的状况很差,除了早起洗漱,她几乎没下过床。她说,她已经确定了,疼痛是从里面开始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折磨她的是癌性疼痛,而非她一直不太确定的带状疱疹导致的神经性疼痛。她加大了吗啡的剂量,把二十毫克改成三十毫克。

她一直在看电视剧,除了必要的沟通不愿多说一个字。我想把昨晚林木的电话内容转告给她,林木说美国临床投入了一种新研发的治疗癌症的药物,他说:“这个消息也许能让咱妈看到希望。”但我早起看到母亲时,还是决定不对她说,她比我们都清楚现在的状况,癌细胞已经开始在左肺四周扩散,包括肋骨、乳腺、淋巴细胞。除了止痛药,她还在坚持每三天注射一次胸腺肽,服用孢子粉、冬虫夏草、石斛,这些药物都有帮助人体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希望因此能让身体减少并发其他疾病的可能。

这些天总会想起外婆晚年时常说的一句话:“人老了就像一盏油灯,风一吹就灭了。”

2011年12月19日

你不能不重视我

哈维尔死了。金正日也死了。

林木的一个远房亲戚,一个刚刚二十四岁的小姑娘突发脑溢血,死了。

不断有死讯传来,远的、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生生死死、来来往往。

母亲想喝粥,可我做的总是达不到她的标准;母亲想吃烤乳猪肉,买回来,也不是她想念的那个味;她还想要……总之,她最近想吃东西了,可又总是附加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要求。比如,放一点点盐,我掌握不了“一点点”这个度,结果总是多了;再比如,粥要再稠一点,结果不够稠,加了米,成了牛头饭,再加水又太稀。不管怎样,至少她对生活还有要求,还有活下去的信心,为了这些要求,我们满心欢喜地执行她的所有指令。七点起床,洗漱,换衣服(每天都是不同的款式、颜色、面料,虽然她只是在病床上偶尔见些熟人),每天的早餐也有不同的要求。

母亲继续叨念复查的事,她甚至还想再次接受放疗。她听说,省内某医院的肿瘤科在采用放疗减轻癌症晚期疼痛方面效果显著,这让她有了新的希望。我找人联系医院,以她现在的状况,没有医院愿意收治,再说,医院的肿瘤科人满为患。

找了所有能找的人,联系医院的事还是没有确切消息,都让我们再等等。我每天都在绝望里挣扎,每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房子只有我和她两个人,以及因疼痛而扭曲的脸、衰老颓败的皱纹、皮包骨的身体、没有尽头的绝望。我们已经不知道该跟对方说什么,除了吃饭、喝水、服药、洗漱、疼痛的对话,我们没有新鲜的事可以跟对方分享。

早上实在不想起床,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被窝里的温暖足以摧毁我薄弱的意志。况且,我晚上总是睡不踏实,担心睡过七点钟,所以半夜就经常醒,半小时看一次时间,再看时间已经七点半了。果然,母亲在自己穿衣服。

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她坐在那儿自己穿衣服的那一刻,我突然胃疼,胃里闷闷的像是有消化不了的东西堆在那儿,一整天都不舒服。中午吃过饭看母亲睡下,想要坐下来处理一些工作,可一打开电脑人就困了。刚进屋躺下来,听见厨房里有声音,急忙起身跑到厨房,见母亲在给自己做粥。“小曲今天的粥没做好,我没吃几口,这会儿饿了。”我垂手站在她身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实,午饭时她不比平时吃得少,这会儿不是真饿了,她只是想用这个方法告诉我:“我是病人,你不能不重视我。”我被困倦控制住,说不出话也动不了。

母亲吃了碗自己做的粥,很满足的样子,重又回卧室睡了。

2011年12月20日

我一直在等她说需要我

甄叔叔今天来了。他问起联系医院的事,我希望他做做母亲的工作,检查倒在其次,先注射些人体白蛋白之类的营养药物才是当务之急,每天只吃蛋羹、粥、米线,营养肯定跟不上,眼见着人越来越虚弱。我每天都在担心她突发什么状况。

甄叔叔走了,家里又只剩下我们俩。“只要没有并发症,不会有事的。你不要害怕,我是医生,我清楚现在还没到最后的时刻。”母亲平静地说,她看着我,但我不敢看她,像是做了件错事被发现时的尴尬。“走时的衣服我已经准备好了,放在那个盒子里,不用买新的。”她努了努嘴示意我,那只放在床头柜旁边的塑料盒子一直没动过地方,以前母亲用它来放些不再穿的旧衣服。“到时候,给我穿好衣服,戴上那条淡咖啡色的小丝巾,还有假发,要漂漂亮亮的。”说完,她不再看我,盯着电视里的唱歌比赛,好像很快就忘了刚才说的话,也忘记了我。

我习惯家里什么事都由母亲决定,大到买房子,小到喝什么样的水,她甚至对我们在北京的生活也要参与意见。为此,我们在买了房子,并且完成装修后才把她接到北京,只特意留了一间房间让她按自己的意思布置。从墙纸的颜色、窗帘的款式,到家具的风格,好让她觉得她依然拥有北京这个家的控制权,尽管只是部分的。我总想,现在由着她的性子折腾,由着她发号施令,她终归有老了、折腾不动了的时候,终归会有需要依赖我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她说需要我的那一天。显然,母亲不想给我这样的机会,她连这最后的机会都不留给我。

十四岁那年,父亲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瞬,那个黑洞洞的狭长的隧道似的匣子轰然亮起了火光,那一刻,我被身边的一位阿姨猛地揽到了怀里,世界顿时只有黑暗,耳边是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现在我终于长到应该把她揽进怀里的年龄,可她不需要我,没有人需要我,也许是我没能在母亲面前掩藏好面对死亡时的惊惧与慌张。

2011年12月21日

内心掠过一丝慌乱

显然,昨晚睡得不错,高质量的睡眠能让母亲暂时忘记疼痛,她的表情少有地平和。

母亲在餐桌上跟我们一起吃了午饭,这是我回家后的第一次。席间,我接了个电话,从前的一位同事正式升迁,他一直雄心勃勃地想要做一番事业,如今终于等来了这个大展身手的时机。他在电话里说,希望我能加盟他的团队,之前,我们曾经无数次一起谋划过某个前景,只等着他获得掌握全局的机会。这个消息多少有点让我分心,在北京努力了十年,也许这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能让我厚积薄发,也算是对这些年努力的回报。

母亲显然听到了电话内容,她也一定知道我对自己的现状并不甘心。她一反常态,没有追问是谁来的电话,只是继续咸一句淡一句地跟小曲聊着家常。这倒让我内心掠过一丝慌乱——这十年,我和母亲心里都很清楚,我回到她身边只是时间问题,为此母女关系屡屡陷入僵局。母亲用购置的大房子来利诱我,我用消极抵抗来回应,她因此迁怒于林木,因为是这个男人让我有了“到北京生活”的可能性,他也是唯一一个真正让我脱离开母亲视线的男人。实际上,母亲并不是真的不知道,遗传了她性格中“自作主张”的我,是不可能被一个男人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