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学方法既承继传统又独特创新
宋代私学在教学进程中既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又根据自身教育教学的特点形成独特的教学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1.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首创者为孔子，是指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因材施教自春秋以来变成为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和遵循的教学规律，因此也为宋代教育家所重视。
理学家程颢、程颐强调“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二程遗书》），其在教学中就十分倡导因材施教。北宋著名教育家安定书院的创办者胡瑗也十分推崇此种教法，在《宋学学案·安定学案》中就记载：“先生（胡瑗）初为直讲，有旨专掌一学之政。遂推诚教育多士，亦甄别人物。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皆使之以类群居讲习。先生也时时诏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出自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俾之折中。故人人皆从乐，而有成效。”可见在教学中胡瑗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深入了解学生，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教师的作用和学生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人人皆从乐，而有成效”的卓越业绩，胡瑗的这种做法对宋代及宋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蒙学教育中，无论是识字、写字还是阅读、写作的教学老师对蒙童都是“一对一”的教授，虽从教学效率上考虑比不上现代的班级授课制，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照顾了学生的个体差异。理学家张载亦推崇因材施教的方法，据《张载集·语录抄》记载，张载认为：“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才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若教人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之妄也。”张载在《正蒙·中正》中说：“教人者，必知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传此，谁将后倦此。若洒扫应对，及幼而孙弟之事，长后教之人必倦弊。”张载强调教育的内容要适合不同的儿童，做到目标适度以适应学生的身心发展。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将因材施教比喻为雨露对草木的滋养，提出：“草木为生，播种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时雨之则其他迷矣，教人之妙，亦尤是也。”尤其是从《四书集注·论语集注》里所言“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中感悟到圣人的道理，即精深与浅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施行教育的时候，就必须因学生的才而施教了，并指出“圣人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意在说明圣人施行教育，必须依据个人的资质和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资质和才能小的就培养成小成的人才，资质和才能大的就培养成高一级的人才，不可以因为不堪造就而放弃教育学生。由此可见，宋代私学教育中充分继承和发挥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2.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过程的客观规律，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多种方式，充分发扬教学民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性，促使他们自觉掌握知识的一种教学指导思想。
启发式教学源于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以后，《学记》的作者提出“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进一步阐发了启发式教学的思想。朱熹对“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解释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愤与悱是内在心理状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就是说在教学前务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长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朱熹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教师是对学生的学习起引导、指正的作用，学生应当成为学习的主体。他经常告诉他的学生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31】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常常亲自与学生质疑问难启发学生思维，他认为读书要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教学过程中并不是将现成的结论灌输给学生，而是尽量少讲，多让学生自己体察、思索、发现并提出问题，再为学生解决问题。学生疑问越多，学习的进步就越快、越大，如果学生读书学习提不出问题，则是缺乏积极主动的表现，这就要求老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对所学的内容产生兴趣，引发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深入思考，进而提出疑问。老师就是要让学生在不断的疑惑解惑进程中逐渐对所学内容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体系。欧阳修在《夫子罕言利命仁论》提出“滞者导之使达，蒙者开之使明”旨在对思想迟滞愚蒙不懂的人进行开导。宋代高僧释普济提出“叶落知秋，举一明三”【32】旨在说明学习要学会从一个事例可推知许多方面。这些都是启发式教学思想在宋代教学中发展的体现。启发式教学法的核心就是要老师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启发学生发现疑问、提出疑问，使读书无疑者教其有疑，而有疑者却教无疑。
3.论辩教学法
论辩是指采用理由来支持一个观点，以说服已知或未知的受众。论辩教学在书院教学中尤为盛行，书院教学民主、学术思想活跃，非常注重讨论问难、质疑论辩，辩和讨论也是书院教学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宋代书院特质的典型反映。
这种教学方法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书院内部，质疑辩难的论辩已成为家常便饭，学生之间、老师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经常会就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和论辩。在书院外部，讲会制度的确立使论辩的学风得以发扬，更是师生论辩讨论的最好场所。许多书院之间往往事先约定时间、地点等，由书院的师生共同参加，并邀请社会贤士一起，就某一问题展开论辩，各抒己见，进行友好的学术交流。如：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兄弟及刘清之等数十人同到江西铅山鹅湖寺，讨论“教人”、“读书”等教育的重大问题，成为学术界的盛事，史称“鹅湖之会”；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讨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白鹿洞之会”等。胡瑗也倡导论辩式教育法，他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将他们聚在一起讲习研讨，要求学生提出自己的体会、疑惑，由他指正并做出结论，“有时他指定一些学生提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论点，供大家讨论切磋论辩评论，有时他根据自己对当前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学生展开辩论，在学生各抒己见中去探究问题的答案”。【33】南宋的事功学派也十分注重师生间的论辩，其学术成就也多来自于师友间论辩的教学方式，陈亮治学无固定师承，与众多学者保持交往，相与讲论，上下其说，并且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惧于讥之粗豪狂怪。他反对“随人后牙”，并认为没有创见的学风是败坏人才的。叶适也常与学友往来，共同讨论学问，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辩论，他认为治学要发疑探讨创新，对儒家的言论也不盲目信从，反对泥古循旧，人云亦云，其见解常有“卓然不经人道者”“异识超旷，不假梯极”（《宋元学案·水心学案》）。同时，他也认为学校应该“变其故习，无以利诱，择当世之大儒，久于其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附录）。
这种论辩式教学不仅活跃学术气氛、丰富教学内容，更促进学术研究的开展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习的效果，而且在讲学中师生间的讨论与争辩也有利于认识的深入与学问的长进。正是这种不求苟同的治学态度和勤于思考、勇于论辩的治学精神，锻炼了学生的实际能力，培养出众多有独立见解的人才。
4.自主探究法
个人钻研法要求具备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能够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书院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研修的能力。胡适先生在《书院制史略》中曾言：“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术上之顾问，至于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34】宋代的书院教育十分注重学生的个人钻研，认为只有学生具有钻研能力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钻研，另辟门径，超出习俗的见解而有所发明。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习熟之，皆不出于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35】书院教学中形式灵活多样，正是这种不求苟同的治学精神，才使书院培养出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旷世之才。在《宋元学案》卷一六《伊川学案下·附录》说：“伊川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朱熹说：“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36】叶适曾论陆九渊“为其学者，澄坐内观”，陈淳说：“象山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用许多辩说劳攘。”【37】《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编两宋（960—1279年）》的第四章《学校与书院》中提到书院教育提倡学生自修，尤其理学家们重视静坐内省，教学也多采用启发式教育，训练学生自己思索。陆九渊就经常用“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38】来教育弟子。书院的规定，反映在教学上就是十分重视学生的自学研修，以湛若水的大科书堂为例：“诸生进德修业，须分定程限，日以为常。每日鸡鸣而起，以寅、卯、辰三时诵书，以巳、午时看书，以未时作文，申、酉二时默坐思索。戌、亥二时温书。然此等大抵不可失了本领，通是涵养体认之意。如此循常，当月异而岁不同。朔望升堂，先生讲书一章或二章，务以发明此心此学。诸生不可作场说话听过，亦必虚心听受，使神意一时相授，乃有大益。”【39】在这种安排中，教师的讲授只被安排在每月的朔、望两日。因此，在书院的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自学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此外，书院十分注重传授学生自学研修的方法。书院倡导个人自学，加之书院拥有优厚的藏书条件，所以书院生徒的大量时间是自己读书学习，教师只是给学生读书进行个别的指导。在书院教学中，教师作为引路人，其任务就是在学生读书上给予方法论的指导，学生依据个人的学习情况进行自修研究。
5.顿悟教学法
顿悟来源于禅宗的法门，是指通过正确的修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顿悟通过灵感来完成，具有瞬间性特点。禅宗认为，佛性是人的本心，却常被人的妄想所遮盖，去除此障碍，就可顿悟佛性。宋代的教育受到佛教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心学教育强调心与理、知与行的结合，重视心的本性作用，这就突出教育方法上的审美特色。这是陆九渊在长期的私学教育中经常使用的教学方法。陆九渊受佛教禅宗影响很深。禅宗授徒往往不作正面具体的讲解，而是用即境举例、动作示意或提出前人一些玄妙的词语等办法给学生以简捷的刺激，来造成顿悟的效果。陆九渊在教学中也常常使用此方法。他教育方法的根本是“先立乎其大者”，即“先发明人之本心”，这与佛教禅宗所倡导的方法极为相似。慧能《坛经》曰：“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遮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像森罗，一时皆现。”陆九渊认为“悖理违义”是心“受蔽于物”，所以“义理之在人心”，若人能突破物欲的遮蔽，心就会“判然而明，决然无毅”【40】。其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至善的，人之所以受到了蒙蔽是由于追逐过多的物欲，只要去除心灵蒙蔽的灰尘，回复到本心的清明，就可以摆脱物欲。他强调“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方是”，【41】说明通过剥落的方式以达到顿悟的境界。如乾道八年（1172年），陆九渊路过富阳县，他的学生杨简（敬仲）在那里担任主簿，请教他“如何是本心”的问题，“先生曰：‘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对曰：‘简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凡数问，先生终不易其说，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讼至于庭，敬仲断其曲直讫，又问如初。先生曰：‘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觉，始北面纳弟子礼。故敬仲每云：‘简发本心之问，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答，简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42】。这是因为，关于“本心”问题的一般儒家伦理，杨简很早就已经懂得，关键问题是对“本”字不能理解，只要能解释这一点，就能立即解决全部问题。陆九渊即境举例，指出“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证明不必过多的思考，是先天的本领，这样就一下点中了问题的关键，使杨简顿时大悟。由此，我们便知顿悟教学法就是用简单的刺激准确点出问题的关键，以此引发学生认识上的大跨度飞跃。
陆九渊在读书方法上个注重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排斥细枝末节和繁琐注释的纠缠，主张“求血脉”式读书。陆九渊认为读书只要悟出大意就可以了，不需要抠得太多太仔细，他提倡“平平读”不赞成“穷索”，说明“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43】。他为此常常教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保持愉悦闲适的心情，学习者不需要太过紧张，拥有轻松的心情更有助于顿悟。他说“深山有宝，无心于宝得之”，读书时的恬静从容，就会“焕然冰释，怡然顺理”【44】，最终会达到一通百通的顿悟境界。陆九渊为了使学生在读书时能够心情舒畅，减缓精神压力，提出了“减担”的学习方式，他认为书经中许多人为的传注大大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因此他主张去除这些繁冗之物，提出“六经皆吾脚注”、“六经皆在吾心之中”。陆九渊的这些教学方法与朱熹严谨治学大不一样，朱熹反对学生过多地娱乐，而陆九渊则提倡学生弹琴作诗，还经常带领学生亲近自然，登山观瀑吟诗作赋，关切学生“近日日用常行觉精健否？心中快活否”【45】。由此可见，陆九渊重视顿悟教学的方法，更注重保持愉悦的心情在顿悟教学法的运用。明朝的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就非常推崇陆九渊的顿悟教学法，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46】这就是强调学习过程中重视人的本心，感受人的心灵，一旦顿悟便会自然融通。
6.循序教学法
循序教学法是指按照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地依据次序渐进地进行教学的一种方式。宋人特别关注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所以认为教育要及早进行，并认为孕妇的言谈举止和外在环境都会对胎儿产生影响，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胎教。朱熹提出胎教的方法，要求孕妇注意“一寝一室，一立一食，一视一听”等，在生活中各个方面可以做到使胎儿“气秉正而天理全”，小孩出生后要选择乳母喂养，要注重以各种道德修为，还要教以数目方名等知识。南宋医学家陈自明，在他的《妇人大全良方》中的“胎教门”一章中详细描述了妊娠各个时期胎儿的发育变化，根据胎儿的生长孕妇也要不断地改善作息。他主张，“子在腹中，随母听闻，自妊娠之后，则须行坐端严，性情和悦，常处静室，多听美言，令人讲读诗书，陈礼说乐，耳不闻非言，目不观恶事，如此则生男女福寿敦厚，忠孝贤明”【47】。由此可见宋人对儿童早期教育的关注。而在受教育的蒙养时期，宋人特别注重儿童的道德启蒙教育，主张对儿童要抓住时机，及时教育，这样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就会不断地进步并能够及早避免一些不良的干扰。宋人李邦献说“父善教子者，教于孩提”【48】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善于教育孩子的父亲应从孩子的蒙养阶段开始对儿童进行教育。在培养学童方面，最初是从基础学习，学习最基本的常识，认字认音，只有识字以后才能进行更深层的教育。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认同性本善的理念，所以非常注重对儿童天性的保养。北宋著名学者杨亿在《家训》中指出：“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49】这就是强调在儿童的启蒙教育中要渐渐启发儿童善的良知。著名理学家张载就说：“教者但观蒙者时之所及则道之，此事以亨行时中也，当时道之使不失其正，则是教者之功也，养其蒙使其正者，圣人之功也。”【50】可见对儿童早期教育阶段的重视，并认为教学过程是知识积累的过程，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深化才能掌握事物的根本规律。他说：”教人当以次，守得定，不委施。”【51】“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尽可物之性。”【52】朱熹根据教学中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主张读书要“当循序而有常”。首先，“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他曾排列出攻读各类书籍的顺序：先《近思录》，次“四书”后“六经”。读“四书”的顺序是：先《大学》，再《论语》、《孟子》，后《中庸》。他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53】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南宋后的学校教育中“四书”地位居于“五书”之上。可见朱熹循序教学法的影响广泛。朱熹还要求读书要严谨扎实，稳步前进，指出：“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后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54】并且要根据个人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水平来学习，反对好高骛远的超越自身水平做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提出“量力所至而谨守之”。
7.实践教学法
在宋代私学中，许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工艺技能等知识都需要老师通过口授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传授。老师在实践中手把手地传授知识和技艺，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并深化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在实践教学中还要采用观测、试验、演示、游历等多种具体的方法，例如天文学老师不仅要向学生讲授天文学基础知识，还要经常带领学生观测天体天象，收集天体的各种信息，以培养学生观察和实测的能力；名医带徒往往是师徒一同出行，游历四方，送医治病，采药集方，并在实际的行医诊疗过程中教授学生医学技术和总结医疗经验；武学老师除了要给学生讲授历代兵事的史实外，还要不断演示武术技艺，以供学生进行实际的战法学习和操练；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更是要在实际的农业生产试验过程中得以总结和传授。宋人认为真正的才能不仅仅依靠课堂的讲习培养，更要到实地考察中去磨练，只有将书本知识和实际见闻并自己的积极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将书本的知识内化为有用的才能。胡瑗认为，学者必须游历四方增长自己的见识，扩大自己的眼界，若只耽在一个地方会使自己见识浅陋，眼界狭小，所以他说，“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方有益成才”【55】。在胡瑗任教的时候，他就曾带领自己的弟子，从吴兴出发至陕西潼关进行实地考察，尽情游览华山、中条山和黄河，并畅谈锦绣河山以此辅助教学。王安石也非常注重在教学中锻炼学生的实践才能。他建立武学、医学和律学，都配之与其相应的操练程序。武学除了讲授历代兵事的史实概要，更注重实际的战法操练、演习，并且在武学的考核中也要将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结合起来。法律学生一边学习法律知识，一边强调学生的实际断案操作能力。医学生也要游历四方增加临床诊断的实际课程，以验证学生的实际医疗才能。王安石的讲学也多结合自身的游历经历，据陆佃《书王荆公游钟山图后》记载：“荆公退居金陵，多骑驴游山。每令一人提经，一仆抱《学说》前导，一人负木虎子随之。”
南宋的事功学派强调应遵循向外求索的路径，坚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在现实中磨练培养人才，主张学生把当前的政治和历代的兴衰成败得失以及历朝的典章制度加以详细的考究探究，务实古今之变，用以服务于当今的现实社会。他们要求积累实际锻炼才能，历练事实，明晓事理，增进实利。这种注重耳目之实、崇尚直接经验的教学方法与理学家所倡导的“专心以为总主”的教学方法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理学家“以心为宗主，虚义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之交相成之道废矣”。【56】心学教育家强调人要保存本心、复明良知，发展善行，重视内省的教育，但是同时也非常重视学、行一致，主张躬行实践。如陆九渊就认为学习就应运用实际，学生要“明事理，做实事”，“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由此可见，他认为人的知识要通过实践的锻炼得以凸显，否则知识就不能作为真知。他反对朱熹学派唯诵书本的“字求其训，句索其旨”的教学方法，认为这是与实际完全脱离的。他要求弟子注重直接经验的学习，要努力躬行实践。朱熹也承认这种方法的效果，说道“子静之门，……躬行皆有可观”。【57】
实践是学习和巩固知识与技能的有效方法。因此，实践教学法是在私学的技能、技艺传授中被广泛采用的教学方法。
8.榜样示范法
榜样示范是以正面人物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的品德的方法。大部分学生是热爱学习、追求上进、善于模仿的，所以通过榜样的示范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通过榜样的言行举止把高深的思想伦理道德转化为具体的人格化的行为，让学生在富有感染性的榜样中受到教育。宋代的教育特别重视德行修身，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社会、学校、家庭三者并重的教育，尤其在私学教育中，不仅要求塾师学识渊博，还要力行仁义，具有高尚的品德，强调为人师表。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基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人格，这就必然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只有自己的德行高尚才可以使学生随而自化。张载认为“天理者时义而已。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时措之也”，“己德性充实，人自化矣，正己而正物也”【58】。这就是强调在道德教育中教师榜样示范的作用。在乡村教育中，塾师被乡民当做是知识的精英和道德的表率，塾师要按照道德师表来要求自己，除了自己严谨治学、自律修身、躬行实践外，还要教导乡民规范礼仪，维系社会风俗。可以说，塾师的以身示范为维护乡村的伦理道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家庭教育中，宋人十分重视长者垂范，言传身教，尤其是具有绝对权威的家中长者对家庭管理和家庭子弟的教育作用非凡，而血缘亲情使得这种教育形式是无时无刻贯穿在子女的学习生活之中，这就使得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子女的教育影响力举足轻重，因此这样的教育效果是显著而深远的。宋人吕公著就认为，“人生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少矣。”【59】这就强调长者的垂范榜样对后生的影响。宋人在家庭教育中，为了树立长者的权威，对子女的教育是十分严厉的，他们对孩子的爱不能喜形于色，应严肃地教导，让他们懂得人生的道理和处事的学问。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应是协调一致的，不能有太大的分歧，这样会对子女造成不好的影响，宋祁强调“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并突出说明“父否母然，子无适从”意在说明要以身作则，而父母意见不一致就会让孩子无所适从，就必然造成教育效果的下降。【60】在家学教育中，长者对子弟是严厉的，但又是将爱蕴藏其中的，可以说是一种将慈训并用的严爱教育，长者时刻以身示范教育子弟，这种做法不仅仅受到了晚辈的尊重，稳固自身的家庭地位，更有利于家庭的和睦团结，形成良好的家风。
9.听读写诵教学法
听读写诵在中国古代教育中被广泛采用的教学方法，也是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之一。听读写诵教学法最适合对基础文化知识的传授，所以，蒙养阶段的教育教学活动都采用这种教学方法。蒙养阶段的学习以识字、写字、背书为主。在识字方面，先由老师读出字的正确发音，学生认真聆听之后，对老师的发音进行模仿，经过多次反复之后，学生逐步掌握了字的读法，从而达到认字的目的。在写字方面，写字与识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认读什么就学写什么，这样可能收到互相巩固的效果。在背书方面，老师先读，学童随之跟读，反复跟读数遍后，学童自读数遍，进而开始背诵。教新书不忘温书，是蒙学教育遵循的一个原则，所以老师经常要求学生对已学的书文进行反复的熟读与背诵，这样不仅能达到深刻牢记的目的，还能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因此，蒙学阶段要求对基本知识熟读牢记的教学目的，就是通过老师对学生进行反复的读写背诵训练而完成的。
宋人注重听读写诵教学法的主要原因是宋代蒙学教材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适合儿童需要、具有时代性和稳定性的教材。蒙学体裁也呈现多样化，分类专写的教材也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专门化的倾向，就内容而言就可以分为综合性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传授伦理道德的教材，如《弟子规》、《童蒙训》、《童蒙须知》、《小学》；介绍历史类的教材，如《十七史蒙求》、《史学提要》等。其中宋人编纂的著名的有《百家姓》、《千家诗》、《蒙求》、《神童诗》，这些蒙学教材不仅在当时流传广泛，更成为当今小学教育的经典诵读书目。宋代的蒙学教材内容丰富、结构精巧、形式精妙，看起来形式整齐，读起来铿锵有力，听起来也十分悦耳，非常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兴趣。在宋代多运用诗歌教学，不仅因为这些诗歌朗朗上口易于记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很强的复合功能，诗歌教学是启蒙教学中的一个小结，学诗读书时基础性阶段的学习是识字，而这些诗歌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古代文化知识也能在诵读中理解和领会，诗中的四声平仄，韵律偶句，也是进一步加深对学习知识的巩固。宋人对于蒙学教育阶段，多注重学事而不过问理，他们认为教不切实际的超出学生能力的学习是没有益处的。朱熹特别强调“天命，非所以教小儿”、“教小儿，只能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61】，其意思就是说只要蒙童依照规范，把尊敬长者，待人接物的礼节掌握了，那么小学阶段的任务就完成了。而蒙学阶段的任务通过这些蒙学教材内容的学习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对于启蒙教学的目的，通过听读写诵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在现阶段的基础教育中，听读写诵仍是基本的教学方法，而且千百年来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
10.立志教学法
立志教学从儒家孔孟开始就尤为重视，并将立志作为修身养性的关键，认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五暴其气”。【62】儒家重视立志的学说影响了后代的教育，到了宋代理学教育发展时期，将立志教学发展得更为充分，并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方法。
宋代理学教育的本质是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理学家特别重视立志在激励个人品行方面的作用。张载认为教人的方法就要以立志为根本，认为立志是学道的前提条件，他说：“学者不论天资美恶，亦不专在勤苦，但观其趋向著心处何如。”【63】“有志于学者都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学者不能坚勇。”【64】其意思是说人的天资不聪颖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用心不勤奋也不值得畏惧，但是人最怕的是没有志气，一个人若没有志气，那对求学根本不会用心，就不会有多大的成就。张载认为立志对修身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因为人只有具备了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才能够激发不断向上奋发图强的学习动力，养成高度自觉的精神，所以他把立志看做是衡量学者的首要标准，认为学者不仅仅要立志还要立大志，并强调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要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然后终身努力不懈奋斗，所谓“志大则才大事业大”；“逊其志仁则得仁，逊其志于义则得义”【65】，强调学者有了高尚的志趣就会在道德上严于律己，反之就是“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66】，“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说明一个人志趣狭小，就会很容易自满自足就会进步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立志以后就需要养气。养气是气质变化的意思，经过不断地修身养气，才智才能发挥到极致，若是在道德修养方面“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谓之贤人，况可为之圣人乎！”【67】所以张载自己也以“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趣自勉勉人。
朱熹也认为学者要把树立高远的志向放在首位，立志就是要以尧舜这一类圣人为修身的目标，“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68】。他不仅认为学习要志向高远，不断地激励学习，也需要付出实际行动。在实践中“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反之，若是没有给自己设置宏远的目标，就会得过且过，一无所获。可见，立志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程颢、程颐也将立志作为求学的根本。他们认为“志立则有本。譬如艺术，由毫末拱把，至今合抢而干云者，有本故也”【69】，将立志比作树木，只有根扎得深才能长得高大茂盛；认为“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这其实是让学生要以圣人为自己学习的楷模，要以天道为自己不断进步的目标，一个人的志向不仅要高远而且需要长久地忍耐坚持，一旦确立了目标就要鼓足勇气和耐力不断地坚持下去，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并把这种过程比作登山，如果“以俊男而遂止”，“以难而稍缓”，就会退缩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只有不畏艰险，奋力前行，才能达到顶峰。二程强调求学要笃志力行，激昂自进，表明“不至于成德，不敢安也”。【70】由此可见，立志对学习的基础性和终身性作用。
11.居敬教学法
居敬就是持身恭敬，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论语·雍也》里的记载：“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冉雍主张“居敬行简”的治民方式，孔子非常赞同。理学家非常提倡这种道德修养的方式，认为这是“存天理，灭人欲”收敛肃心的有效方式。
程颐对于“敬”的解释是：“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主，所以一者，无所之谓一。”【71】意思是说敬就在于心志专一，心无杂物。“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知彼，如是则只是内。村此，则自然天理明白。”【72】旨在说明人在修养时只有内心呈现出一种安定和谐的状态，就会心如止水，才能有所作为；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作为主宰，若自己不能成为主宰，则就经常受到外物的侵扰。他用瓷瓶做举例子，说将瓷瓶中装满水，放入江海中也不能使之侵入，如里面没有装水，那就算沟渠的水也可以侵入，所以作为学者一定要在“敬”上多下工夫，只有将自己内心修炼得心志专一，外邪才不能侵入，就不会为外物所纷扰，才能集中注意力，才能取得成功。程颢也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伦。敬而已矣，便是约处。”【73】他认为“敬”的核心是正心，心正则能包容外在的一切。敬在内心的表现是警觉内省，外在的表现是举止恭敬端庄。可见二程的学说都是以敬为始，以敬为本的，入德、入道都不离开“敬”的原则。
朱熹认为二程对人类最有益的学说就是提倡居敬的教学，这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成为每一个人修身的道德要求。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段”【74】，“敬不是万虑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尔。非专是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然后为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75】，“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只此便是敬”“敬非别是一事，常唤醒此心便是”【76】。可见，朱熹强调修身时要心绪专一，不散漫，不走作，专一就意味着从一事一物、一点一滴的具体入手，要长久坚持才能“铢积寸累，工夫到后，自然贯通”。【77】敬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谨畏”，这就要求学者内外兼修，要反复熟悉严肃、严格做事，整齐合礼，收敛身心，使精神长驻不驰，才能使人的全部心灵摒弃妄念杂虑，长此以往养成这种修身的习惯，自会重理轻欲。朱熹主张将“敬”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始终，要求从小学开始，蒙童就要以“敬”作为学习修身的指导原则，在大学阶段的“敬德修业”、“明德亲民”也必由此乎。所以他说：“格物致知也须敬，诚意正心也须敬，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须敬。敬者，一心之主宰，万物之根本。”【78】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把居敬放在教育、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一言以蔽之，就是：敬而已矣！
12.规范训练法
规范训练法是指学生要遵守严格的规范来训练自己的方法，包括教师对学生的严格教导。这一点在朱熹的教育思想中体现得格外明显，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忠臣孝子，而是要培养一个完人，“完人”就是能“明完事而奉天职”。他经常将荀子的一句话来告诫学生：“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9】朱熹是以圣人的目标来要求学生，他心中的完人是“学者先置身于法度规矩之中，使持于此者足以胜彼乎，则自然有进步”【80】，这是在说明做一个完人首先要守规矩；“自古无不晓事的圣贤，亦无关门独坐的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81】，这是说做一个完人的条件是要有所作为。朱熹还制定了严格的训学斋规，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物之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以上教规大部分都是关于训练学生方面的，主要向学生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原则，这其中体现了浓厚的儒家思想，用教规的方式体现出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书院教育理论体系，更成为后世学规的范本和办学准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朱熹也对儿童制定了相应严格的训练方法，在他的《训学斋规》中，对儿童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范，其中内容共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是关于衣冠穿戴的规范；第二是关于言行举止的规范；第三是关于打扫清洁的规范。第四是关于读书写字的规范；第五是关于其他杂细的规范。由此可见朱熹的严谨治学方式。
朱熹教学方法十分严格，但都采用正面积极的教导，采取感化的自发活动。其所有的训练主要关注学生的行为方面，要求学生要训练好的行为消除不良的行为。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方式，他认为消灭不好的就是在割除人的欲望，而培养好的就是在复明天理，但若是培养好的性情而革除欲望则是积极的，若日日为革除欲望而没有复明天理则是消极的行为，所以他说：“但只于这个道理发现处当下认取，打合零星渐成片段，到得自家好的意思日长月盛，则天理固然纯固，向之所谓私欲者自然消灭退散，久之不复萌动矣。若专务克己私欲，而不能充长善端，则吾心与所谓私欲者日相斗敌，安伏得下，又当复矣。”【82】
在读书规范方面，朱熹最著名的就是“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深思、虚心涵脉、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就是指读书时要精神专心收敛身心，立志高远，持久坚持。朱熹主张“闭门绝户”“专静纯一”，“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83】，意在强调精神集中的重要性。朱熹认为“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84】意在说明立志是读书成功的关键。这种方式宋代理学家读书的基本方式，读书与立志、居敬相互融合，形成宋代理学教育方式的整体。“循序渐进”就是主张读书要“循序而有常”，“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后乎；未通此乎，则不敢志乎彼”，【85】就是要学生按照自己的实际水平由浅入深地有序读书。“熟读精思”就是将书本知识读得烂熟成诵并且反复玩味把握文章的脉络，“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义皆若出于吾之心”【86】，强调只有在熟读和精思的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学习才能够更加深入。“虚心涵脉”之的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要虚怀若谷，静心思考，朱熹说：“以书观书，以物观物，不可立先己见。”【87】其强调读书要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切不可以先入为主，穿凿附会。“切己体察”意在说明读书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心领神会，要躬行实践，唯有“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88】“着紧用力”是指争分夺秒，毫不松懈地学习，主张读书要有紧迫感，奋发前进不可有一刻地懈怠。
注释：
【1】[宋]欧阳修：《欧阳永叔集·居士外集·卷八》，《州名急就章并序·国学基本丛书本》。
【2】[宋]陈抟：《心相编》中国古代蒙书精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3】[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卷二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2页。
【4】[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震泽学案》卷二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2页。
【5】[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汉上学案》卷三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46页。
【6】[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学案》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6页。
【7】[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和靖学案》卷二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06页。
【8】[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紫微学案》卷三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1页。
【9】[宋]朱熹：《学规类编》。
【10】[宋]王铚：《默记》卷中，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零《孟水部诗集序》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宋]文同：《丹渊集》卷三八《荣州杨处士墓志铭》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中华书局出版，第35页。
【14】[元]脱脱：《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之《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五《二先生语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
【16】[宋]朱熹：《晦庵文集》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17】[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震泽学案》卷二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4页。
【18】[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卷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6页。
【19】[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卷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20】[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景迂学案》卷二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3页。
【21】[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紫微学案》卷三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1页。
【2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二五《列传第18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676页。
【23】[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页。
【24】[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和靖学案》卷二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2页。
【25】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上蔡学案卷二四中华书局年版，第917页。
【26】[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版，第1页。
【27】[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濂溪学案》卷一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2页。
【28】[元]脱脱：《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29】洛阳市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洛阳市志通讯》1982年第3期，第53页。
【30】[宋]岳珂：《金佗续编》卷二八，《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32】[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
【33】张惠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4】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出版社1998年版。
【35】朱世杰：《朱子全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
【37】《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38】《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五，《语录》。
【39】邓洪波等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出版社1998年版。
【40】《象山全集》卷三二。
【41】《象山全集》·语录。
【42】[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
【43】[宋]陆九渊：《象山全集》语录。
【44】同上。
【45】同上。
【46】[宋]陆九渊：《阳明全集·传习录》。
【47】陈自明、田代华、宋咏梅、何咏点校：《妇人大全良方》，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
【48】《中国历代家训大观·省心杂言》（上）。
【49】李国均、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0】[宋]张载：《横渠易说·上经·蒙》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51】[宋]张载：《张载集·语录上》，中华书局1978年版。
【52】同上。
【5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54】[宋]朱熹：《读书之要》。
【55】《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附录》。
【56】《叶适集·习学记言》，中华书局1961年版。
【57】[宋]陆九渊：《象山全集·年谱》，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58】《张载集·正蒙·减明》。
【59】《宋名臣言行录》。
【60】《宋史·宋庠传附宋祁》。
【61】《朱子语录》卷七。
【62】《孟子·公孙丑上》。
【63】《横渠理窟·大学原》。
【64】《横渠语录》。
【65】《正蒙·中正篇》。
【66】《性理拾遗》。
【67】《横渠易说·系辞上》。
【68】《朱子语录·卷十三》。
【69】[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粹言·论学》。
【70】[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粹言》。
【71】《伊川语录》。
【72】《伊川语录》。
【73】《宋元学案·明道学案》。
【74】《朱子语录》。
【75】同上。
【76】同上。
【77】《朱子语类》卷九。
【78】《北溪字义》。
【79】《晦庵文集》卷七四《笔问》。
【80】《答潘叔昌》。
【81】《朱子语录》。
【82】《朱子语录》。
【83】《朱子语录》卷十。
【84】《性理精义》卷七。
【85】《读书之要》。
【86】《近思录》。
【87】《朱子语类》卷一一。
【88】《学规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