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王伟国
采访者：杨乘虎
本次接受采访的电视艺术理论名家是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伟国教授。他曾经出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致力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其后又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的身份直接指导、参与几十部重要剧作的创作生产，在推动中国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和艺术转向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多年来专注于中国电视剧的“影像化”研究，是中国电视艺术理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人物。
市场化：四种力量和四种影响
杨乘虎（以下简称“杨”）：关于中国电视剧的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种种争论，尘埃落定，都会归结到艺术和市场的关系。显然，我们对于这两者的认识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中国电视剧的生产日渐繁盛的今天，相比于艺术话题的喧闹，中国电视剧的生产格局和市场化道路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清晰地展现，而这无疑是极为迫切和重要的。
王伟国（以下简称“王”）：现在电视剧的生产力量已经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每家电视台都设有电视剧部，还有部队、国家机关下属的电视剧部，甚至电影制片厂也都有电视剧部。这些基本上都是国家体制下的电视剧生产机构。20世纪的90年代，特别是1995年以后，这个体制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电视剧生产的四种力量。
国家体制的生产模式依然存在，主要是以中央电视台为主体，包括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以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的一些制作体系，还有一部分省级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机构。
第二种力量，我觉得是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民营电视剧制作企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民营影视公司、广告公司可能有一千多家在制作电视剧。经过十年的发展，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剧生产的一支生力军和主力军，产量非常高。当然，这里面也良莠不齐，发展程度不一样。
第三种力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电视剧制作机构，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力量，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佳作不少，像《红十字方队》、《DA师》、《归途如虹》、《济南战役》、《驱逐舰长》、《壮志凌云》、《突出重围》、《沙场点兵》等等，几乎都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八套播出，对全国观众的影响非常广泛。这两年制作体制、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改变，从过去部队自行投资，转向从社会上融资，与一些文化传播公司合作。主题也从一些宏大叙事转向关注部队官兵的日常生活，题材更丰富、表现也更深入，出现了像《我们的连队》、《炊事班的故事》、《红领章》、《水兵俱乐部》等这样的一些好作品。
第四种力量就是有一些国家机关下属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和一些文化团体的制作力量，作品虽然不多，但是也构成中国电视剧生产格局的一种力量。
上面这四种力量就构成了当今中国电视剧的四大创作体系，支撑着目前中国电视剧的生产，每年的产量是20000多集，播出的大约有15000集。
杨：不同的制作力量，必然基于一定的文化立场上，其产品也就标榜了一定的文化身份。虽然主流的、精英的、大众的这三种文化立场存在着冲突和对立，但是在电视剧的生产格局中却或隐或显地彼此互相包容、渗透。可以说正是民营文化企业的参与，使得这种文化形态的多元化特点分外鲜明。
王：而恰恰就是民营文化企业电视剧创作的多种文化形态的存在，才对中国电视剧生产格局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第一，题材拓宽了。1000多家民营企业，他们选择的题材、类型，无疑就更加丰富，更加多样。那肯定比原先国家体制下以在中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中占有一席之地为目标要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而现在这些民营企业既要得奖，也要有很好的市场优势，争取市场和社会两种效益的双赢。这使得中国电视剧题材的选择、作品的生产及播出丰富了很多。
第二，一些民营企业已经成熟。成熟的标志就是了解了一些电视剧生产的规律，强强联合，他愿意寻找优秀的剧作家、导演、创作班底来强强联合。其结果是中国电视剧优秀的作品明显增多，而且是电视化的，影像化的艺术特色表现得更加鲜明。像最近播出的《亮剑》就是国家体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和民营企业的多个联合体共同打造的，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和经济效益，还有像《乔家大院》这样优秀的作品在不断出现。
第三，因为民营企业参与了对中国电视剧生产和市场竞争，把过去在国家体制下被分割的创作、播出和市场多个环节打通，将电视剧的生产联接成电视剧的策划、融资、制作，资金回收，这样“一条龙”的创作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流程，构成了较为完全意义上的市场性质的电视剧生产、传播流程。尽管现在还不够成熟，但意义是重大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杨：过去在国家体制下，优秀的编剧、导演、创作班底也是强强联合，但是它是以主导的宣传意图为核心。如今民营企业的强强联合，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优势资源整合，而且是在市场机制下的商业运作。虽然这是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但是也会对整个电视剧的市场化的培育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王：这也正是我要提到的第四点。目前有两种情况并存，一种是制播合一的，一种是制播分离的。这两种情况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符合当前我国电视剧生产和播出实际情况的。但是在市场培育逐步成熟过程中，逐步地会使电视剧的播出和制作形成真正的分离，这种分离的结果会促进并逐渐完善电视剧的市场化。电视剧市场化的整体成熟必然促进电视剧的法制化管理，因为进入市场就必须有管理，而管理必然是法制化的。而电视剧的法制化管理又会促进市场化的良性循环。过去这种良性循环没有，而民营企业的进入、快速的发展促使国家行政部门要思考这个问题，如何通过法制来完善市场，运营市场？所以说，不要小看民营企业，现在分散，彼此孤立地看是小力量，但是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大力量。
杨：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电视剧的生产中那些泡沫和垃圾也是拜他们所赐。电视剧是中国人的文化正餐、大餐，一些民营企业对利益的极力追逐而滋生的恶俗之风已经对国人的审美情趣和娱乐品位产生了不少负面的影响，严重阻滞了中国电视剧的品格提升。这完全靠市场的一只手是难以消弭的，必然还需要社会的文化规范和中国电视剧自身发展潮流的合力制衡。
王：民营企业的发展程度很不平均，有的刚刚起步，有的比较成熟，但是整体上，民营企业还是追寻了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潮流，他们未必是站在潮头，引领潮流，却总是很积极地顺应潮流而动。当然，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时代特点，这个潮流有多种性质。
其实对于电视剧的价值取向、文化道德的判断，民营企业家还是很聪明的，并不糊涂。第一，他们知道，中国所有的电视剧生产、播出都要通过国家主管部门的审查系统，背离了这个规则就不可能进入市场，损失受害最大的还是企业自己。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不少民营企业家还是有社会责任心的。他们通过自我拼打，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深知这和国家的稳定、政府的支持分不开，而且他还会想到电视剧的产品形象与企业形象之间的关联，所以他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是真心诚意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远见，是责任心。这既是在追求尽可能的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考虑到了社会效益，这种思考是完整的。
杨：商机也包含了顺势而动，顺应民意，顺乎民情。
王：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现实主义：2005年电视剧的重要转向和回归
杨：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具体的年份：2005年。回望2005年电视剧的生产状况，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亮剑》为代表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播出的几部作品，像《吕梁英雄传》、《记忆的证明》、《抗日名将左权》等等，都有不俗的收视效果。
王：2005年是个特殊的年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氛围。应该说，中国制作的这些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视剧作，已经超越了一般军事意义上的谁胜谁败，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这场战争，重新审视这场战争，既是纪念，又超越了纪念。这些作品的播出取得了比较好的收视效果，像《亮剑》收视率达到11％，《吕梁英雄传》收视率达到6％，《八路军》是7％。
杨：在特定的社会氛围和历史背景之外，这些作品的令人瞩目必然还有其在艺术创作上的不凡之处。
王：为什么这些片子老百姓喜欢看？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大概有这几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些电视剧里面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张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个老百姓看了解气。第二，英雄主义的弘扬。《亮剑》是以八路军正面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取得重大胜利的英雄主义叙事，而《吕梁英雄传》是以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农民的整体英雄形象表现的，是一种整体的英雄主义。第三，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回归，这对于中国电视剧特别重要。以前的一些电视剧远离现实主义，解构现实主义，甚至对现实主义有一种不太恭敬的说法。这一点在2005年得到了纠正，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关注现实，用现实主义精神关注历史，用现实主义精神关注现实中的人，人的价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和回归。第四点，有一些电视剧是从比较成功的文学作品改编的，《亮剑》的小说销售就非常可观，30万册。包括《吕梁英雄传》也是从优秀的小说改编的。最后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这些优秀的电视剧真正是按照美的规律在创造，按照电视剧艺术的创作规律来创作，特别是《记忆的证明》和《吕梁英雄传》。
杨：应该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中国历经了一个世纪的积淀，在文学、戏剧、影视艺术等各种艺术门类中得到丰富的应用，已经形成了深厚而稳定的创作理念。在理论上现实主义要求创作者按照生活的逻辑真实地、逼真地反映客观世界，而这恰恰是电视艺术的优势所在。同时电视剧对生活的强烈干预和介入，又和现实主义对生活的强烈批判色彩形成对应关系。但是为什么在电视艺术学的研究中，学者更倾向于从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中接续思维方式，从各种新潮的西方流派中嫁接理论范式，对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有意回避和跨越呢？
王：从新中国建立后的文艺历程来看，在走现实主义道路的时候确实出现过一些偏差，单一地偏向于“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个方向和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艺术本体的独立性，自为性。但我觉得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持简单否定的态度，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面临着强大外部敌对势力的包围、制裁。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于团结人民群众、统一思想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当时，也的确拍出了一些好的片子，比如说《羊城暗哨》、《林则徐》、《小兵张嘎》、《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等。这些影片今天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回放的时候，观众还是觉得不错，这恐怕不只是简单的童年影像记忆在起作用。所以历史有它的特殊性，简单否定现实主义的道路，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历史的。
至于屡屡被诟病的“样板戏”，也并不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产物。样板戏的特点，就是强调“三突出”原则，主题单一，人物完全没有现实的丰富多样性，它不是典型，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类型。样板戏的创作与现实主义背道而驰。
杨：其实，现实主义从来没有淡出理论界，一方面，它不断被进行新的阐释和推衍，例如新现实主义、历史现实主义，等等；另一方面，没有哪个创作者自认为走的就是现实主义道路，优秀作品也是到了评论家那里才被标明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现实主义似乎成了一个学术标签，一个理论旗帜，常常被别人滥用、误用。
王：的确现在有一些作品是伪现实主义，比如说反腐题材电视剧，在前些时候实际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纯暴露，认为这是真实的。第二种是借暴露之名，言外有意。第三种就是我认为有现实主义品格的，即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让观众看到希望，理想的前途。曾有一段时期热衷于前两点，这时候出来一个《大雪无痕》，才真正为现实主义的反腐题材正名。再比如说警匪片，本来是类型片的一种，但是却被用来展示暴力、血腥、色情，成为感官刺激来赢得市场的手段，将警匪片那种“以正压邪、以正抗邪、正义必胜”的根本特点给抹掉了，那些作品也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不得不指出，有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电视剧深受消费文化的影响，它像毒瘤一样侵害人们的肌体，伤害社会公德和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