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中国电视出现的急功近利、浮躁现象跟我们的电视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每一家电视台都有为数不少的各类频道，每个频道都是独立的制作单位和播出机构，都在想方设法完成自己的节目生产，可以说，中国电视人生产的节目总量是惊人的。这样本来有限的收入大部分都消耗在了节目成本上，并且是以很低的成本去生产大量的节目，使得我们的节目投入比国外电视少得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电视剧投入大约是200万美元一集，中国是8万—10万人民币。现在，美国优质电视剧的成本已经达到了1000万美元，中国电视剧达到四五十万人民币一集就很高了，比值依然没有改变。美国以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一年生产的电视剧非常少，但是就凭着这么有限的产品多次销售，获取了很高的经济效益。
这归结于美国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商业电视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确立了少数商业电视网发展的原则。电视是自由产业，不能垄断，不能损害公众利益，但是也不应该极端分散，所以美国电视早期是三大电视网，目前发展成六大商业电视网竞争。这样的竞争格局使得美国电视网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一方面存在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分散的竞争很少。美国现有1500多家电视台，其中1200家电视台分属于ABC、NBC、CBS、FOX、华纳兄弟、联合派拉蒙、公共电视网等七大电视网，这1200家电视台播出的核心节目是一样的。剩下的那些300多家独立电视台，它们播出的节目主要是首轮辛迪加节目。这样，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主流电视中看到的节目都是一样的，每天的播出量中类似当地新闻这样的自制节目只占很小的比例，其他的时间都是播放电视网的节目。
杨：从管理角度来说，扁平式管理是比较有效的，而垂直型管理的线性方式使得资源配置叠加、管理成本加大，这是结构上的设计问题。这也相应的带来另一种局面，每一级电视台都在努力维持一种平衡，在主流意识形态、社会需求、市场利益之间寻找一种结合与调和。
苗：中国电视最大的一个结构性缺点就是过于分散，因为它是按照一定的行政规划设置的，而不是按照市场的需要来构建，我们的各级部门都需要有自己的声音，所以各级电视台必然首先是一级党委宣传部门的服务机构。但是，现在电视台又要面对经营，频道变成了有利可图的资源，于是频道越来越多。这样其实是把我们的资源大大地消耗掉了，特别不利于节目的良性发展，导致节目生产长期保持在一个超低成本的大规模制作层面上，这对于电视整体质量的提升显然是不利的。目前主要城市的有线电视频道大概有50—60套，大多品质低下，同质化严重，从制作与播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电视都没有形成一个既丰富多彩、又集中精力打造精品的局面。
杨：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实现电视的有效传播，但欧美国家寄希望于传播能带来良好的经济回报，我们则希望能够将正面、积极健康的信息传达给大众，然而目前这一目标常常会受到利益的冲动和驱使，使得电视的媒介属性与文化主导价值追求两者之间的边界一直在移动。
苗：欧洲电视一直是以公共电视为主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理念和操作方式，通过收取观众的牌照费来保证电视台的收入和运转。这样一种公共电视体制，曾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最好的电视体制，因为公共电视既不是只表达政府的声音，又不是垄断的和商业的，它是属于公众的，为公众服务的，它的传播要有利于教益，有利于提高公众总体文化水平和满足人们信息需求。事实上，公共电视体制在发展中也遭遇到了很多困难，虽然英国的BBC一台、二台至今坚持着不播广告，相对而言维持得还不错，但是“我们也应该播广告”的声音不绝于耳。所以，如何在体制上寻找到一个兼顾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的电视体制，一直是世界各国电视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杨：就电视的内容生产而言，如何合理有效地理解与运用中外电视在生产体制、交换机制、类型化、模式化生产等方面的多种差异性，取长补短，保障中国电视的本土化创新，提升竞争力？中国电视体制的调整和设计将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时代课题。
苗：最近几年也有学者在提，公共电视体制恰恰是中国需要的一部分，虽然牌照费的模式恐怕在中国不适合，但是这种理念可以借鉴。作为传播影响力巨大的媒介，电视应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提高公众的文化教育知识水平，这是公共电视的责任和义务。现在中国的电视台一方面是党的喉舌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需要盈利的企业，实际上是人格分裂。我们应该对中国电视的功能加以更明确的区分，把喉舌功能和市场功能分清楚，恰恰是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我们最有可能运行公共频道。我们电视台的综合频道拥有这么多的广告收入，完全可以拿出一部分钱出来，办一个干干净净、不播广告，不抓收视率，真正为公众服务的频道，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高雅文化的角度、教育的角度直接为观众提供一个免费的公共频道。
杨：德国的电视体制转型值得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后，它从单一的公共体制向公共电视台与商业电视台并行的双轨制转型。双轨制全面引入了竞争机制，明确了二元分割、并立的盈利模式，有效地解决了社会责任和企业盈利之间的矛盾，比较好地调和了电视在国家、公众、市场三者之间的功能分布、利益分配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性需求。
苗：在全世界来看，电视始终被两种力量纠缠着。一种是商业利益。它直接导致了电视的媚俗，诱惑着电视走向下流。大众会不自觉地倾向于低俗，毕竟高级趣味只有少数人有，低级趣味世人皆有，包括高级趣味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低级趣味比较容易受到更多人的关注。所以，单从感官欲望的层面而言，如果电视没有种种限制，那它会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力量、大众的舆论、政府的调控形成合力，引导电视向上。全世界电视都是这样的。从整体来看，电视并没有真的恶俗，还是保持着一个基本干净的状态，但是距离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要求也还相距甚远，这是电视的整体状况。如果说电视的体制还不能脱离依靠广告挣钱，依靠商业利益盈利，恐怕这种情况还会相当长的时间延续下去。
毕竟，中国究其经济实力，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电视文化、电视产业只能称得上是一种行政规划上的庞大。走中国特色，这是在中国独特国情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电视产业的必然之路，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产生世界影响，在结构上能够优化组合，在资源上能够具有生长性的节目类型，生产模版？这不是单单一种声音、一种视野、一种思路就行了，一定是立足本土，扩大交流，在比较借鉴中成长壮大。
结语
向外看，我们看到了中国电视自身的不足和希望，看到了中外电视存在着的体制的、文化的、受众的多种差异，一种始终处于变动，又隐含着博弈与竞争的差异。向世界进军，这是正在和平崛起的国家赋予中国电视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向内看，打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是中国电视本土创造力的时代表述。面向世界，如何不让差异变成差距，中国电视需要制定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视野的生产与传播战略，需要积聚，需要激发，需要寻找方向和爆发的突破口。这也正是进行中外电视比较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两种视野融汇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电视的本土化道路；我们相信，这一道路将是中国电视参与全球传媒竞争的现实选择与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