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结果，出生性别比在130以上的省份有5个，这5个女人奇缺、大闹“女荒”、被称为“光棍大省”的省份，它们的性别比是：江西省140.00，河南省137.14，安徽省136.41，海南省131.23，湖南省130.60。人口性别比在120~130的省份有7个，它们是：广东省129.56，湖北省129.13，贵州省127.01，陕西省126.58，江苏省123.46，广西壮族自治区121.93，河北省121_65。
这12个缺女大省，不论它们在物质生产上发达和先进与否，在人口本身的再生产上是失衡的，对于其建设小康社会、构筑和谐社会是非常不利的。
“缺女”不仅影响本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给社会关系和民族延续造成困境，是影响地区发展和国家崛起的不利因素。
这12个“光棍大省”，如何解决女性奇缺，如何实现“婚姻脱贫”，可以说是政府的一大难题。
早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就显示，广东省的出生性别比超过130，进入“光棍大省”的行列。2009年2月11日，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j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在省“两会”上又发出警告：“如果对人口性别比例不加以控制，2020年广东将有500万光棍！”
500万光棍在广东，广东怎么办？
“总有一个人在等着你”——千年铁律已过时
古希腊伟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中提出，人本来是雌雄同体的，只是由于人所犯下的罪孽，所以上帝就把人分成了两部分，有了男人和女人的分别。从此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苍茫的人海中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爱情的实质，就是每个人都在渴求和寻找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只有找到和找对另一半，才能够修复身上和心上所有的缺口，两个孤单的灵魂才能够最终合二为一。而寻觅自己的另一半的过程，难免孤独和寂寞，难免失望和痛苦。
按照柏拉图的爱情公式，每个人在寻找自己另一半的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三种结果：有的人找对了自己的那一半，也有的人找错了那一半，还有的人一直没有遇到自己的那一半，孤单地走着自己的路。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这是女作家张爱玲被奉为经典的一句名言，也成为人们在婚姻上的一个信念。
遗憾的是，在中国女性严重缺乏的今天，总有几千万中国男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等待和寻找多长时间，是注定找不到另一半的。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
二、是谁“消灭”了中国女孩？
联合国开发署发布研究报告说，亚洲妇女生存面临严重挑战。缺医少药、缺乏营养、选择性堕胎等因素，导致亚洲妇女人口减少9600万，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在这9600万减少的妇女人口中，中国和印度各占4260万。联合国开发署的报告把由于没有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而死亡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出生的女性称为“消失的女性人口”。
最近30年来，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有三点：一、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导致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观念原因；二、计划生育重视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结构的失误，是导致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政策原因；三、B超技术被滥用，是导致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技术原因。
重男轻女——7个村庄3年没生一个女孩
纵观当今世界，凡是重男轻女的国家，必然是男多女少。印度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国度，儿子不仅肩负着家族传宗接代的重任，而且还被认为能使父母的灵魂在死后进入天堂。印度人普遍不想要女孩，导致了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在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造成了高水平的女婴死亡率及溺弃女婴现象。有专家指出，海南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其原因有代表性。部分城镇和农村的家庭，因为没生男孩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因此，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大行其道。女人生不出男孩导致对女性的歧视。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在县以下的农村地区尤其突出，以陕西省为例，岐山县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高达253.5：100，这个县内青化镇的南阳村、焦六村、孙家村，蒲村镇的鲁家庄村，凤鸣镇的陵头村，雍川镇的脱家原村、小营村等7个村庄，自2001年起连续3年间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然没有一个女孩。
计划生育——男女比例缺乏“计划”
中国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计划生育不仅是“生多生少”的一个数量问题，而且是“生男生女”的一个结构问题。计划生育的核心是“计划”，这个“计划”应该是对于国家人口再生产体系的计划，而不是对于生育体系某个部分的局部计划。作为对一个国家人口体系建设的系统的计划和设计，不仅要计划人口数量，而且要计划两性比例，预防男女失衡。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恰恰在男女比例上没有计划，在两性平衡上缺乏管理或者重视不够管理不严，导致中国男多女少的严重危机。
多年来，中国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严防死守“一胎化”，但是忽视抓性别比，结果使“一胎化”变成了“男性化”，在相当程度上使“独生子女”政策演变成了“独生子”政策。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7：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多的是“独生子”，少的是“独生女”。造成中国两性比例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强制实行一胎政策的过程中，忽视抓男女比例而造成的。
中国男女比例失调若持续下去，将对未来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造成冲击，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婚配失当、人口拐卖、性行为错乱等。因此，应该将男女比例问题纳入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
中国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数量上态度很硬，所以收到成效；但是在控制人口性别比例上措施偏软，所以导致性别比例失衡。一手硬一手软，按下葫芦起来瓢。
B超技术——消灭了多少中国女孩？
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已经几千年了，为什么近30年才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不能不追究到一项新技术——“B超”的滥用。正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与“B超”这种现代技术的结合，剥夺了几千万中国女孩的出生权。
“光棍论”的两位作者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分别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和英国肯特大学从事政治学研究。他们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胎儿性别的技术在亚洲广为普及，越来越多的父母利用这项技术在胎儿出生之前就把女孩打掉，这导致亚洲国家年轻一代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自从B超在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之后，预先知道胎儿的性别成为很容易的事情。由于对B超技术缺乏有效监管，导致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是男性就生下来，是女性就终止妊娠，后果严重。海南省有关部门对2000年海口市、三亚市12家医院人工引产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其中女婴占68%，男婴占32%。1994一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母婴保健法》，禁止违法鉴定胎儿性别。
后来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明确规定： “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但是，由于执法力度不够，由于在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选择时，权力、金钱与生物学技术进行了交换，使这方面的法律难以落实，效果一直不理想。
保卫女婴——印度奖励生女孩
人口统计学家指出，按照自然出生规律，男女婴出生比例应为1000：960。但是在2005~2007年，印度新德里女婴出生比例明显低于这个标准，不少女婴刚出生，甚至还未出生，就惨遭毒手。这导致新德里在2005~2007年男女婴出生比例只有1000：87l，造成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
据统计，在过去20年里，由于采取性别选择性堕胎，印度至少有600万女婴被扼杀，印度全国平均男女比例是1000：927。首都新德里的男女比例为1000：819，而名流荟萃、富人云集的新德里南部地区，男女出生性别比达到了1000：762。印度政府1994年通过了《出生前诊断技术的滥用和预防措施》法案，严禁滥用性别检测技术，凡是寻求胎儿性别检测的人，都有可能面临3年监禁。提供帮助的医生将被吊销执照。2003年12月又颁布《禁止性别检测法案》。
印度在女婴问题上，一方面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实行奖励生育女婴的政策。《泰晤士报》2009年8月17日报道，印度为了遏制扼杀女婴的现象，给每个诞生女婴的家庭提供125美元的现金补助。对于生女婴实行奖励政策以后，2008年新德里女婴的成活率首次高于男婴。2008年新德里男女婴出生比例为1000：1004。虽然这一转变很突然，有的家庭可能会把别人的女婴借来赚取奖金，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好的转折。
中国是否也应该尽快设立一项“生育女孩奖”呢？
三、中国开展“反拐打拐”持久战
世界上有“水资源”之争，有“油资源”之战。而在中国一些严重缺乏妇女的地区，也有“女资源”之战。这种“女资源”争夺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围绕拐卖妇女所进行的博弈。1997年冬，一位采访拐卖妇女问题的青年作家，恰巧遇到了公安人员在黄河岸边一个偏僻山村为解救一位四川籍被拐妇女的斗争场面。他看到参与解救的公安人员遭到买主及其亲属和不明真相村民的长时间围攻，村民企图将解救车辆推下山崖，甚至还将一名公安干警扣为人质。他在后来的写作中，黄河岸边“妇女争夺战”的场景经常浮现在眼前。
“女人太少”、“女人太贵”——拐卖妇女“市场”大
中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开始蔓延，范围从内地贫困山区发展扩大到全国。近年来，拐卖妇女和儿童的犯罪活动由农村向城镇蔓延，被拐卖的妇女从事色情服务的增多。被拐卖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农村妇女和儿童，被卖往地点主要是在农村，被拐卖妇女多数被迫为人妻，被拐卖的儿童多数是被没有生育男孩的家庭非法收养。中国公安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1991年记录在案的因为拐卖女性被逮捕的，就有65236起，2002年9月广西一个农民因为拐卖了100多名妇女而被处以极刑。
中国妇女的总体奇缺和需求的迫切，必然滋生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问题。正是男女比例失衡的土壤，滋生了拐卖妇女的罪恶市场。
地处苏北的泗阳县来安乡的姜集村，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不少大龄男青年找不上对象。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人贩子瞄准了泗阳县这个女性大市场。泗阳县来安乡姜集村堪称“苏北人口批发市场”，其规模之大、拐卖人口数量之多，实属罕见，涉案犯罪嫌疑人多达210名，拐骗地涉及云、贵、川三省，收买地涉及苏、鲁、皖、鄂、新疆等。姜集村作为苏北最大的“人口批发市场”，全村100余户人家，除了一户开商店和一户教师，家家都有家庭成员参与拐卖妇女，有的一家多达两到三人。
当中国男性规模超越女性但难以找到配偶的矛盾愈益尖锐和突出时，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将日趋严重。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农村，男人们无不抱怨“女人太少，女人太贵，没钱娶不起媳妇”，有的男人省吃俭用花钱买老婆，这无疑为贩卖妇女儿童提供了广阔市场。在某些地方，一个新娘的价格大约是5万~8万元（缅甸来的可以打五折），由此也应运而生了一个庞大的骗婚产业。不少农民到处借债，买了个挺漂亮的“便宜”老婆回家，不久之后老婆就逃跑了，弄得人财两空。
浙江省公安厅统计资料显示，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来的妇女达3.6万人，她们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欠发达地区。
“群众运动”、“人民战争”——“反拐打拐”持久战
当今世界，拐卖人口犯罪，是继毒品犯罪、武器走私之后的全球第三大非法贸易，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坚决打击的重点。联合国在2007年发起“打击人口贩运全球倡议”，在2009年发布了全球人口贩运报告，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当前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仍处于高发时期，此类犯罪活动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中国反拐工作任重道远。
从2009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全国反拐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有20多次，要求全国各地相互配合，有关部门相互支持，采取综合措施，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