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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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结束语

就像进化论生物学家那样,职业历史学家并不把历史研究视为用以预测未来的工具。尽管如此,在回顾了技术的成就之后,还是按捺不住地想知道,未来是将继续得到此类廉价午餐,还是像若干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所预计的那样长期担心的静止状态终将到来。熊彼特(Schumpeter,1942)对这个问题确信无疑,“技术的潜力是一片未知的海洋,”他坚持认为,“期望经由技术潜力的枯竭来减缓技术产出的速度是没有道理的。” (同上,p.118)可是在10年前,熊彼特的一个信徒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美国正在接近类似于技术成熟的状态,技术潜力正逐渐枯竭(Scher1984,pp.261—69)。对于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而非美国一国,我丝毫没有看到这种枯竭的证据。在过去的10年里,在极为广阔的领域里,从基因工程到消费类电子产品,一场真正的革命发生了。技术进步的本质正在于其不可预知性。历史记录中似乎没有任何东西预示,新的技术潜力——同其利用相对照——的创造以报酬递减、衰退、行将就木或者枯竭为归宿。我不是在暗示这种枯竭不可能会发生,只是意指历史记录完全没有让人们想到这种枯竭为什么应该发生,或者应该怎样发生。

但是,如果说从本次对技术进步原因的探索中汲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这就是不应当把技术进步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卡德韦尔规律可以外推到未来的话,那么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应该指望自己能永远处于技术的最前列。或许同经济学逻辑的推论正好相反,大多数社会过去并没有特别负担起把新思想应用到生产上的责任。正如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进步的大敌不是缺乏有用的新思想,而是那些出于种种原因力图保持现状的社会势力。这些势力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例如,环保游说团体、工会、“泥足”巨型公司、专业协会以及反动的或者无能的官僚,他们全都或许以种种方式设法阻碍那种曾经发生在19、20世纪的无情和进取的推进力。

西方可能远在其思想枯竭之前就耗尽了持久力。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例外中。技术创造力的社会在历史上不同寻常。我们的时代独一无二:西方社会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成功地使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超越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让西方卓有成就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科学,更不是诸如有利的地理位置之类的历史偶然属性。相反,政治和智力的多样性共同创造了一幅不断变化的技术创造力社会的大全景。从西欧的修道院、雨水浸泡的田地和森林等朴实的肇始,西方的技术创造力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唯物实用主义和各政治实体为争取政治和经济霸权而进行的持续竞争。这种唯物实用主义依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为了服务于经济福利而利用自然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许的行为。持续的技术进步所必需的制度和激励结构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但是结构现在是而且将始终是不牢靠的。对于技术创造力而言,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存在充分条件。正因为如此,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多样性是至关紧要的。如果技术进步短暂而罕见,那么,增加使试验得以进行的社会的数量以及允许在各社会之问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就会改善那些使持续进步得以实现的机会。只要某些社会保持创造力,其他社会最终将被拖着前进。

看来几乎不可避免的是,20世纪的历史评论本应反对这样的想法:技术进步其实就是“进步”,即,社会里所产生的技术进步改善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命运。被波拉德称之为怀疑者和悲观主义者”的人将始终存在。针对这些怀疑有两个回答。其一,只要指出,技术变革使得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不会降低长期的平均生活水平。例如,柴尔德(Childe,[1936]1965,pp.13—14)写道: “[在1750年以后]人口倍增,这是自撒克逊人到达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根据生物学标准来判断……工业革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促进了人种的生存状态和人口增长。还有人对于1850年以后人均收人事实上得到了改善表示怀疑。约翰·克拉彭(John(apham)爵士在半个世纪以前给出的回应是经济史学家能够给予的最彻底、最有说服力的回答,除了克拉彭爵士,很少有人被赋予了如此的口才。克拉彭写道,悲观主义者倾向于主张,尽管拥有所有这些发明,[在现代工业时代的]人丝毫不比其他时代的人更明智、更快乐、目光更敏锐,而且可能不那么正直。 “经济史学家本身也许不会公开声明要谈到正直、明智和目光敏锐。相反,他会在商品和舒适度这个更低的平面上活动,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当前]时期同其有利时期作一番对比——不仅同工业时代的其他时期比较,而且同他确切知道的任何时期比较。”

物质产品这一“较低水平”不只包括舒适度。后工业社会的财富意味着活得更长寿、更健康,从饥饿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对婴儿高死亡率的担忧中解放出来,从严峻的匮乏中解放出来。这种匮乏在史前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面对当今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可以得到的食物、舒适度和娱乐,中世纪社会大富大贵者所享用的奢侈和铺张就黯然失色了。

当然,准确地说,技术进步并不是一剂适合人类欲望的普适良药。有些愿望和需要就是发明创造能力也不能满足的。社会声望、政治影响和个人服务都是由其他人给予的,这些也不是技术所能轻易提高的。赫什(Hirsch,1957)把这些产品称为“地位”物品。在地位物品基于对个人排位的范围内,它们的供给是固定的,其分配是一场最典型的零和游戏。任何技术进步都不能提高它们的供给。可是,我们不应该低估技术满足需要的能力,这些需要支撑着个人的需求。伺候型服务也许可以由机器人提供;摆布他人这样的需要可能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满足。尽管如此,只要野心和嫉妒是人性的一部分,技术所给予的免费午餐将永远不足以“填补”人类的“欲壑”。

让我们回到技术进步作为成功故事的问题上。卡尔(E.H.carr)曾经写道,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记载了人们做过的事情,而不是没有做的事情。技术史更是如此:人们没有做过的完全没有记录下来。从技术的真正本质来看,我们很少会遗漏没有发明过的东西。我们似乎古怪地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来“谴责”罗马人没有发明马颈轭或者中国人没有发明机械钟。尽管如此,当中世纪欧洲产生了这些和类似的思想而其他社会却没有的时候,当今世界经济地图的轮廓就已经被绘制了。恰恰是由于西欧在过去1000年里的经历,使得非西方国家,从日本到毛里塔尼亚,都想方设法地效法西方技术,以便同西方一决高下。到目前为止,经济上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是那些仿效西方最好的国家。韩国和日本之类的国家能够创造新技术,而不仅仅是复制新技术。但是在本质上,今天远东国家在研究实验室里获得的发明都是最典型的西方式发明。在这些社会中,尽管有些社会保持了本身大量的文化和传统,但在技术领域,西方这个遗产还没有受到挑战。

因此,长期预言的西方衰落还远远没有出现。虽然不再派遣炮舰到外国港口,但是,由于它在过去拥有的技术创造力,西方将继续繁荣兴旺。西方就是受到威胁,也是由那些看来能够在西方自己的游戏里击败西方的非西方国家造成的。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这种威胁是有利的。如果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服从卡德韦尔规律,创造力火炬将会被其他选手接过去。只要世界经济的某个部分具有创造力,人类就不会在技术上陷于停滞,经济增长最终就不会结束。在当今政治竞争的世界里,各国必将争先而恐后。在前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发射升空后,西方上空被恐惧的“阴云”所笼罩。发明受到压制的社会在过去所充斥的自鸣得意和自以为是,在前苏联卫星升空(Sputnik)事件这样的心理震撼面前,必然会“偃旗息鼓”了。

如果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能够理解这个要点,他们定然会研究经济的技术变革史。让我重述卡尔的另外一句话: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这个信念。

译后记

本书由当今美国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所著,主要内容是讲述和分析技术创新。该书视角独到、有趣,对于像我这样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而言别具启迪意义。因此,我愿意付出努力并花费大量的时间将原著翻译出来与国内读者共享。

在通读本书之前,我同大多数读者一样,非常自然地认为“某个国家富裕其实就是说该国在过去经历了经济增长”,而莫基尔却说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有解释。莫基尔认为,技术创新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地位,经济进步之所以是历史上最为有效的力量之一,是因为经济进步为社会提供了经济学家所称的“免费午餐”,即,产出的增长大于为了得到这一成果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和成本。

本书书名《富裕的杠杆》中的“杠杆”就是指技术创新,意思是技术创新是人类财富的杠杆,是经济进步的源泉。本书旁征博引,仅参考书目就多达40页,可见作者为了支持这个观点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来潜心研究。

据我了解,还有很多经济史学家也同莫基尔一样,认为技术创新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比如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华夏出版社出版,2006年)和罗森伯格,他们通过对技术创新的细致研究得出,不仅技术创新对于现代工业的形成不可或缺,而且技术塑造经济活动的过程在长时期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跨越几十年的主要技术的开发和传播的突出例子包括蒸汽机——它提供了可依赖的能量来源,以及发电机——它使得制造工厂通过使用电力实现灵活制造。

在现代社会,我们更不可否认技术进步是一种新的自然法则。人造卫星不断地成功发射;微软公司总是在开发视窗的更好版本;今天的手机使昨天的手机变得过时;今天的电脑、数码相机甚至吉列剃须刀的情况也是如此。诚如莫基尔所说,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我们全都将度过艰辛而短暂的一生。

从全球观点来看,目前这个世界还处于西方制定的竞争游戏规则之下。只要存在竞争,各国都将争先而恐后,技术创新将永远是人类前进的永不枯竭的驱动力,正如作者援引卡尔的话说:“不再关心自己既往进步的社会将很快失去在未来进步的能力的信心。”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部著作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要特别感谢华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本书翻译过程中,以下诸位朋友——范龙英、罗志军、潘刘庆、宋成强、韩卫华、苏远强、丁杨、张博——对本书部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的名词和句子给予了及时的查找、指导和帮助。正是他们无私的帮助,本书才得以如期面世,请允许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自己由衷的感激之情。

陈小白

2007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