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邓小平外交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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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出奇制胜——邓小平外交谋略的经典之作(3)

第五,“一国两制”的科学性。作为一种和平统一祖国和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的长远的战略构想,“一国两制”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利于解决好不同经济体制在一国中共存发展的矛盾。“一国两制”产生于人类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转折时期。在这种时期里,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现行制度上的差异,应该而且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在一定时期内采取适合于各自生产力发展的方式。不同制度的两个部分(几个不同地区)之所以能够统一为一个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并不是以社会制度来划分的,“两制”通行的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作为共性而融合于一国。二是有利于大陆和各地区的平稳发展。目前我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相比较,无论在经济状况、人民收入、生活水平等方面都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表现。显然,提高内地的经济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解决这种不平衡的根本办法。马克思早就指出,一种社会制度在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由于现在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主义还有其生命力,如果急于用强力办法去改变这种制度,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同时,已经习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也会不适应社会生活方式的突然变化,反而会影响到那里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而这样的局面自然亦不利于内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我们所不希望出现的。“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承认和不急于去改变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而是让这几个小地区、小范围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包容于“一国”之内,使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合作、交流、竞赛和竞争,以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这正是自觉尊重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并用来尽快解决这种不平衡状况的科学设想。三是有利于尊重各自的客观现实。从根本上说,“一国两制”的科学性在于,这一构想充分尊重了客观实际,完全从实际出发,它一方面符合和平统一祖国、相互合作和共同振兴中华的总体战略要求;另一方面,对未来发展则不作强行规定。******在一次谈话中强调“五十年以后也不变”。但是经过50年或上百年以后,“一国两制”的未来会怎样?这一点不作具体设想,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去考虑,相信他们能够解决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总的历史趋势来看,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社会制度会永世长存,最后都要走向终结。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制度将不断完善和前进,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旧的制度终究会衰退,在经过漫长的历史行进之后,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无疑的。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代替”,决不是社会主义从外部用武力进行“世界革命”即“输出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并取而代之,而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按照它自己的发展规律逐步地最终走向衰亡,被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这个过程要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来完成的。而在这种“代替”没有到来之前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际范围内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在对立中相互并存、共处和竞争的关系。就一国内部的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而言,亦同样如此。

(三)“一国两制”是实事求是的典范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草签《联合声明》之后,当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赞扬******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造时,******说:“这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构想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而这个构想也只有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才能提出。”可见,实事求是乃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方法论基础,是这一伟大创见的灵魂;同时,“一国两制”的提出又是应用实事求是原则的光辉典范。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构想形成、发展的轨迹同我们党的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程是完全一致的。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在粉碎‘******’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关于“一国两制”提出的背景,******在1984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不久,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他又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完备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际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精神实质进行了生动而高度概括,这就是“实事求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坚持用它来指导党的各项工作,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动脑筋,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要求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个重新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制定的。毫无疑问,解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构想和方针,也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提出和制定的。

在国家统一问题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存在着的“实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港澳台地区已实行了很长时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于大陆;中国大陆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在同一个地球上长期共存下去;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实事”,中国共产党人“求”出的“是”就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这个构想的提出,正如******自己所说,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出来的,而是经过深入研究各方面的现实得出的结果。就******本人来说,他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时,他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在统一问题上也是“一国一制”的思路。那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曾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设想的还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1974年10月,******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华侨时说,解放台湾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该考虑进去。首先我们做工作,希望一个阶段内能够用和平方式。希望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工作,使台湾人民了解我们祖国的面貌,了解我们祖国的情况,了解我们的政策。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在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上的一套马上搬过去,当然,最后台湾人民总是要在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下生活,但速度要放慢,需要一个过渡时间,让大家有一个准备,有一个习惯过程,慢慢接受。这是******当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认识,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识。

******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不固守旧的框框和教条,并且能够实事求是地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提出新的思路。这就逐步形成了我们对港澳台的政策“将根据现实来处理”的认识。随后,又明确指出:在解决港澳台问题时,我们会尊重这些地区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可见,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工作的深入展开,******对解决祖国统一和主权归属问题的思路已有了重大调整,“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已经产生。再后来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构想:祖国统一要从实际出发,对港澳台地区,我们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可以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直到这时,******“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

从上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提出的过程可以看出,******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基本遵循的。一切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拘泥于已有的成见、概念和原则,不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现成的答案。他自己最常用的、最能生动体现实事求是精神实质的一句名言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的原则就是:不管一制还是两制,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就是良策。

在“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形成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可以说,******的外交谋略中所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实事求是”。正如他在表明自己在“改革”与“保守”上的立场时所说的:“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四)“一国两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7年4月16日,******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这就深刻地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构成了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早的观点,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而且应该首先产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来,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他们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胜利。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并不等于生产社会化这一现代化经济必经之路也可以超越。经济落后国家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就像******所说的:“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更需要快速发展经济,尽快赶上世界先进行列。为此,我们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条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谈及坚持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时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