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种服装，后来人们把这种服装叫做洋垃圾。胖子说，有时候，他们会开着车去陆丰，从海边的小渔村里拉一车装在塑料袋里的衣服，每个塑料袋里装着几十条五颜六色的旧衣服。这些衣服都是从国外的垃圾堆和火葬场、医院捡来的，有的衣服上有破洞，有的上面有血渍，当然也有些衣服完好，但都是陈旧的，有人穿过的。胖子说，有人将很多国家的破旧衣服都用轮船拉到了那里，然后又从那里分散到全国各地。这些破衣服在海边的小渔村是论斤卖的，而拉到别的地方，就按件卖。“你想想就知道生意会有多好。”胖子说。
大卡车只是运输，西北和东南沿海的老板联系到货源后，就会通知车老板，车老板和司机就上路了。车厢里有时候也会夹带点私货，比如那两个装着苍鹰的铁笼，私货的运费就比正常货物的运费要高很多。
那天，我问胖子，那个小渔村叫什么名字？胖子说，他认识路，但是名字忘记了。我没有再追问。
黄昏来临了，大卡车驶离高速公路，沿着一条简陋的柏油路面行驶。路面很窄，仅仅能够容两辆汽车并排驶过。路面上少有行车，雪亮的车灯打在路边黑魆魆的树林里，显得异常阴森。
胖子说，他们要去一个村子里拉芦柑。
胖子问我做什么生意，我说我是贩蛇的。我把我在暗访盗猎团伙中学到的知识全部贩卖给了胖子。我讲了如何捕蛇，如何贩卖，谁在购买，谁在消费……胖子说：“毒蛇你也敢抓，你真厉害。”我的现学现卖博得了胖子的信任。
大卡车转过一道弯，突然看到前面有几个人站在路中间，向着大卡车招手。地面上还躺着一个人，身上脸上都是血迹。相距二三十米远，胖子就停了下来，紧张地望着前面的那群人。我惊讶地说：“啊呀，发生车祸了。”胖子一言不发，我听见他呼呼的喘气声。
那几个人跑向了大卡车，边跑边招手，脸上写满了焦虑。胖子突然脚踩油门，大卡车像一条猛兽一样，轰鸣着冲向前方，那几个人赶紧闪躲在道路两边。我看到他们扭曲的脸上是咒骂的口型，还有人捡起路边的石子砸向大卡车。胖子那边的玻璃碎了，他不管不顾，紧握方向盘。大卡车冲到了那名伤者的跟前，那名伤者惊惶万状，一骨碌滚到了路边。大卡车呼啸而过。
一直开过了几公里后，胖子才将大卡车停在了路边。这时候，车老板也睡醒了，他连声地问：“啥事？啥事？”胖子转过身来。我看到他的脸上淌着鲜血，一滴一滴掉落在衣服上，衣服前襟一片殷红。
车老板从后座拿出一卷卫生纸，塞给胖子。胖子撕下一把，捂在了头上的伤口上。然后，车老板开车，胖子躺在了后座上。
我看得胆战心惊。
我帮胖子擦拭干净脸上的血迹后，问他：“你怎么知道那伙人就是劫贼？”
胖子说：“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半天也没有一辆车来，咋个就有人被车撞了？就算不是被车撞的，是在家里受伤的，早就拉到医院去了，傻瓜才会在这里等车。我一看就知道这些家伙是劫贼。”胖子脸上带着笑容，他为自己的正确判断而得意。
我惭愧地说：“我刚才一直以为那是受伤要送医院的人。”
胖子说：“这种事情，一路上都能碰到，运气差的话，要能碰到好几拨。我也是吃亏后才长了心眼。”
胖子刚开始跑车的时候，有一次被人拦住了，说是要送一个孕妇，而路边确实就躺着一个孕妇，哎呀哎呀一直在呻吟，好像是快要生了。胖子动了恻隐之心，可是，他刚刚下车，脖子上就被架了一把刀子。最后，他的钱被抢光了，还挨了一顿打。
胖子说，这是最好的结局，还有人被抢了车，有人被劫贼杀了。
胖子说，此后，即使看到有人马上就要死在路边，他也不会停车的。现在的劫贼和骗子太多了，你根本就分辨不清。
我心中一阵悲凉。
几年后，南京出了“彭宇案”。彭宇因为搀扶倒地的老太太，被老太太的家人告上法庭，说彭宇撞倒老太太，致使老太太骨折。后来，法庭判处彭宇赔偿老太太医疗费等各种费用数万元。上海出了“钓鱼执法”，执法人员串通“钩子”，装着病人搭乘私家车，到了目的地后，“钩子”拔掉车钥匙，执法人员现身，好心的私家车主因为让“病人”搭乘，而成为了非法营运，遭受巨额罚款。
拦路劫贼、“彭宇案”、钓鱼执法……比起以前我写到的那些骗子，这类人更为可憎。他们欺骗的是人类的同情和善良，他们挑战的是人类的道德底线。当这类人的阴谋一再得逞，当好心人的善良一再被践踏和蹂躏，谁还再会做好事？人人都对别人的困难漠不关心，这个社会还有良心和正义吗？
我口中娴熟的捕蛇技艺和贩蛇渠道，还有弟弟也是从事长途货运的职业，让胖子和车老板对我不再提防。西北汉子本来天生憨厚朴实，较少有防人之心，这下他们更把我不当外人。
我们在一座小城市吃饭，饭店是一个西北人开的。他的顾客主要就是这些来往于南方和西北的车老板和司机。饭店经营肉加馍、面皮和各种面食，都是西北的吃食。我曾经听弟弟说过，他们长途货运的司机，每到一座城市，就到定点饭店和定点招待所。这些也都是西北人开办的。在这样的饭店和招待所吃饭住宿，一是安全，二是饭菜可口。
西北以面食为主，所以饭菜都很便宜，3个人放开肚皮吃，才花了不到40元钱。我抢先一步把钱交给了饭店老板，这让车老板和胖子都感到很难为情。
那天晚上，车子停在镇子旁边的一个村庄里装芦柑，我们3人睡在招待所里。
司机是一种孤独的职业，每天除了开车就是睡觉，极少有机会和人交谈。所以，司机一般都很健谈，因为和人交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机会。
胖子问我：“你捉蛇卖能挣多少钱？”
我说：“没有多少。从贵州到南方沿海城市，装上几十条蛇，担惊受怕的，这一趟还挣不到1000块钱。”
胖子说：“捉蛇太危险了，弄不好叫毒蛇咬一口，就没命了。你还不如逮鹰卖。”
我说：“鹰挣钱啊，一只鹰就要卖1000块钱，可是咱摸不着门路。”
胖子张开嘴巴，刚想说什么，车老板嗯嗯了两声，好像是被痰堵住了喉咙。胖子看了看车老板，把快要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第二天凌晨五点，大卡车装满了芦柑，我们就驶离了小镇。
车子沿着狭窄的柏油路面行驶着，我问为什么不走高速路。车老板说，这一趟如果都走高速路，就要花很多钱，能省就省点，省下的就是挣下的。
柏油路面的尽头，是一条炭渣路，路面上铺的是炉坑里的煤灰。这样的道路被人们称为简易公路。这是一条几乎被废弃了的路面，路面上少有行人。
大卡车继续向前行驶，突然看到路面被挖断了。没奈何，大卡车只好开进旁边的包谷地里，沿着田间小埂慢慢地向前行驶。小埂上还有别的车辙，显然此前也有别的车辆如法炮制。
田埂边坐着几个小青年，叼着香烟，嬉皮笑脸地斜睨着渐渐驶近的大卡车。车老板也看到了那几个小青年，他满脸都是紧张的神情。他已经意识到了，今天掉进了圈套里。
胖子说：“让我来开。”
胖子和车老板在驾驶室里更换了座位，车子像蜗牛一样缓慢地向前爬行，路边的包谷秆擦着车身。车子开过后，摇晃几下，又站直了。我看到那几个小青年脸上露出了不悦。
车子小心翼翼地驶出了包谷地，那几个小青年突然跑过来了。他们拍打着车门，将我们都拉了下来。我回头望去，有几颗包谷秆被撞倒在地。
一个年龄稍大的头领模样的青年要车老板赔偿1000元钱。
车老板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容，他说：“撞倒了包谷，我们赔偿。可是你这啥包谷嘛，咋就要1000块钱。”
头领扬起手臂，作势要打车老板，车老板吓得缩成一团。旁边一个小青年说：“啥包谷？这是中国科学院的试验田，1000块钱都向你少要了。”
我拦住头领模样的人，心平气和地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们谈谈。”然后，拉着头领向旁边走。
头领梗着脖子说：“什么事就在这里说。”
我笑着说：“大哥，这里说真的不方便，我们还是到一边去吧。”其实，他看起来比我还小。
头领被我连推带拉地离开了大卡车十几米。我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他的脸上始终布满狐疑。我看到我们的说话那边再也听不到了，这才把手从头领的肩膀拿开。我说：“大哥，行个方便，这车是我搭乘人家的。我有紧急采访任务，要采访你们一位县长。”我从身上掏出了工作证让他看。那时候，我没有记者证，报社管理计划生育的、起草通知公告的都有记者证，而我却没有。
头领把我的工作证拿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上面有报社的印章。他的脸上露出了迟疑的神情。
他问：“你采访哪个县长？”
我胡乱说了一个名字，一个县一般有7个正副县长，多的会达到9至11个正副县长，一个小混混怎么能全部记得所有正副县长的名字？
头领相信了我的话，他不言语。
我趁机说：“大哥，你看这样行吧。你们种地也不容易，撞倒了包谷秆，是要赔偿的，少陪点吧。这钱肯定是我要出的。”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百元，递给他。他犹犹豫豫地接过了。
我走向大卡车，头领跟在后面。我一挥手，车老板和胖子都回到了大卡车里。大卡车向前行驶，车下撂上来了一句话：“记者？记者有什么了不起！”
车老板警惕地看着我：“你是记者？”
我说：“我哪里是记者，我给他们说我认识很多记者。他们不让走，我就要打电话叫记者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