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这是制度和政策的威力所在。但从经济结构来说，它仍然是以小规模家庭经济为基础，这种制度必然有其发展的极限。近十年来，农民从切身的体验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目前全国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18万多个，将近有四千万农民在这种组织中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今年全国人大正式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对这一新动向的法律肯定，必将加速农村组织结构的深远变革。
5.农村产业结构的加速转型。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社会消费结构、消费者的消费模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此，也促进了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传统以粮食生产为主导的农业生产模式，已逐步以市场需求导向的多类型、多层次、多品种的大农业转变，已经开始出现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安全农业、观光农业。种植业的特色化、养殖业的规模化、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农业服务的社会化，也在加速形成。传统的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生产节奏性规律正在淡化与逐渐消失之中。
6.农村经济循环方式的调整。在上述变化的同时，农村经济加速朝向大农业、大市场、大分工、大循环的方向发展，多少年来所期待的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将变成现实。传统农业中，农民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单位，以国家收购为依托的产品流通，而且是一年看一年、一年盼一年。现在，农民的资源链、生产链、产品链、流通链、资金融链、信息链都在延伸，尤其是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是困扰农民的几个关口，一家一户的农民难以抗衡、不得不穷于应付。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经济潜力十分巨大。
7.农业风险因素日益复杂。传统的农业只偏重于关注旱、涝、虫、雪、风等自然灾害，农民家庭也只愁婚丧嫁娶、天灾病孽。现在的农民面对着多方位、多层次的风险，近在眼前、远在天涯，诸多风险随时可能落到农民的头上。如果美国出台一项贸易政策，就可能把一大批中国农民打晕；突发而来的畜禽病毒，可能把一批农民搞垮；城市外排的“三废”可能导致千百家农民受损，轻则减产、重则丧命。经济学家常说的市场风险、货币风险、价格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道德风险，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农民的身上来，脆弱的农民难以承受其重。
8.市场导向与政府导向的交替与磨擦。经济市场化以后，农民对市场还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农民对市场规则知之甚少、知之甚迟。农民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他们没有条件通晓天下大事。市场功能失灵时，必须有政府的适应干预。农民对于国家的行政管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当农民求助于行政管理部门的难事，往往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救助；而农民上街卖一点农产品，则有一拨又一拨的执法官员来干预，所以农民说，“七八个大盖帽管一顶大草帽。”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也导致农民苦不堪言。
9.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意识的觉醒。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大课堂之中，大多数农民的维权意识、决策意识和经营理念有了很大进步，农民对社会事务也有了较强的参与意识，他们开始要求知情权、话语权。凡是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最终会受到农民的抵制。今天的农民，逐渐从单个的和封闭的小农圈圈中走出来，正在向有组织的农民、群体的农民、社会化的农民转变。
10.农村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只能淡化不能消失。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农村经济社会的二元化结构，短期内不会在明显的收敛。处于社会最低端的贫困县和贫困农民，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国家目前正在下力气扶贫的县还有592个，贫困县的人口达2.3亿人；按国家目前设定的贫困标准，贫困人口平均年收入693元人民币计算，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148万人；如果按照联合国设定的贫困标准，以每天平均消费低于两美元计算的贫困人口，则贫困人口的数量还要翻上几番。假定贫困地区人均收入每年增长率可以达到10%，即达到目前农村居民年平均收入4631元的水平，至少还得二十年以上。
以上十个方面的变化趋势，有的已经洞如观火，有的正在悄然兴起，出现这些变革因素有其必然性，变革中蕴藏着发展机遇，但也蕴含着变革的成本。发展的机遇能不能转化为农民的直接收益，变革的成本能不能得到公平的分摊，则是对农村经济制度的检验。
三、中国农村需要进行综合性经济金融改革
农村的大变革只是已经呈现出来的变革动向，变革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目前远没没有达到预期变革的结果。这种变革有它的客观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样也不能否定有某种逆转的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终将变成活生生的现实。金融业集合着社会庞大的资源，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大变革，理应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场大变革中，农民是创造变革奇迹的主体，真正的财富是靠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早日建成富裕、文明、和谐的新农村，他们有内在的强烈的变革意志和力量。尊重和相信农民的创造力，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政策基点。
建设现代农业，建成新农村，除了有这种思想基础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投入。据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的计算，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大约20万亿元，如果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内实现，每年的投入需要10000亿元到8000亿元。这样一笔巨大的投资，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农民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是事先就准备了足额的资本投入，而且同样数额的投入也不是等额的成果。在高效的经济体制中，资本运动可以产生多倍以至几十倍的增值效应。这种资本倍增效应能否实现，就决定于农村投融资体制构造的协调性和体制运行的高效性。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年度投资完成额，由6695亿元上升到13678亿元，从投资总量和增长率来说都是可观的。但从投资结构来看，用于农业的投资只占10%左右，大部份投资是用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加大投入的是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公共建设投资和农村科技推广投资。目前这方面的投资还相当有限。近几年来，国家预算用于支持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额逐年上升。2007年国家预算中，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的各项支出达到3913多亿元，比上年增长15.3%，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安排，显示了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决心和支持的强度。各地金融机构投入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从2000年的10950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19430亿元，每年平均增长1500亿元左右，也可以证明金融业的支农力度也在加强，其中大部份新增的贷款是由农村信用社提供的，农村信用社已成为事实上的支持“三农”的主力军。
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投资需求十分庞大，但目前的投资水平以及“以工补家、以城带乡”等政策的贯彻实施，我们国家还是有相当雄厚的实力，逐渐扩大对农业的投入。投资规模固然重要，但更紧迫的是如何加强投资的规划和管理，提高投融资的使用效率，避免资本的流失和无效投资。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投资渠道过于分散。财政用于农村的投资渠道将近30余项，分别由不同的管理部门和不同的方式与程序进行管理。多渠道投资，极易导致资金的截留、设租和财力分散，形成不了整体有序推进。二是缺少正向激励机制。多种投资由政府部门控制，“跑部向钱”成为一种获取资金的常规，能跑能叫的就可能得的最多，偏远实干的地方就可能落入被遗忘的角落，形成不了正向激励的机制。这方面，韩国新村建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三是财政投资与金融机构融资形成不了合力。两种不同的资金渠道信息不通；两种不同的资金缺乏资金联动、风险互换的机制，难以发挥财政杠杆的作用。结果是财政资金紧张不够用，金融资金富裕不敢用。四是产业规划与财政金融政策缺乏协调。从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长期建设来考虑，“三农”急需要办的事情，没有足够的财力配合；许多资金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大量流入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重复建设，甚至劳民伤财、误国误民。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权利垄断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原有的痼疾，在某些环节甚至还有所强化。新农村建设中的主要障碍，不是资金的绝短缺，真正的障碍，在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综合性的经济金融配套改革。
四、准确地估量农村经济（县域经济）的承载能力
中国农村的大变革，一方面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动员亿万农民为改变自己的处境而艰苦创业。没有农民的自主自动参与，依靠外来的救助和恩赐，永远也不会有积极的效果。南方某地的村村通工程中，政府机构派车把水泥送到村边，通知村委会派人卸车并搬运进库保管，但村子里谁也不出工，结果水泥在路边遭雨淋后硬化。这种事例虽然有一定偶然性，但也说明了内在的哲理。政府再好的愿望，如果不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结果事与愿违。多少年的扶贫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得到了同样的验证。
凝聚民心、动员民智、珍惜民力，这是一切经济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则。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有多大的承载能力，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估量，才能量力而为、聚力而为、为必所成、为必所期。中国农村地域宽阔，差别悬殊，进行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步调整齐、口令一致。只有承认差别，才会有正确的选择和可行的政策。各地区县一级的社会经济基本状况的差异程度，我们可以下面的经济社会数据作出比较：
县一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当明显，享受的金融服务水平差距更为突出，况且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低于平均数。在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总体的承受能力不能估计过高；在不同地区之间更需要注意现实存在的巨大差异。
——从财政收入来说，在一个区域中，以县为单位，县级财政收入平均超过10亿元的只有长江三角洲的75个县，财政收入平均超过4个亿的县只有环渤海区的82个县，而山区、民族区、陆地边境区、牧区半牧区的县，一个县的平均年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而且所有的县级财政当年财政支大于收，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
——在县以下的乡村就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所取得的人均增加值，总体水平也不高。最高的是环渤海地区也只不过是3675元，最低的是山区只有1990元，高低差为1.8倍。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均衡，边际收益率接近临界点，如果按传统方式加大对第一产业的要素投入，不会获得超额收益。
——县一级的金融服务水平方面相关悬殊。金融业在发挥吸储功能上比较充分，为城乡居民提供的储蓄服务差异并不大，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以长三角区域最高，人均16355元，民族地区比较低，人均只有3953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4.1倍。而金融业为县级经济提供融资服务功能上，差别极大。金融机构为县域经济提供的贷款规模，以县为单位进行平均，最高的是长三角区域的县，平均146.7亿元，最低的是陆地边境县，平均是7.12亿元，高低差为20.6倍。
——农村的大变革和大发展需要全社会的扶植。我们知道，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全社会的富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繁荣、稳定与和谐，也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全面繁荣、稳定与和谐。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必须要发挥农民、农业和农村内在驱动力，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有两点：一是仅仅依靠农村经济社会的自身积累，不可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二是仅仅依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同样也不可能达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