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井来说，还差162万日元的抵押物，大掌柜三野村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无奈之下，三野村玩起了捣糨糊，把第一国立银行价值100万日元的股份拿出来充数。原本大隈重信对第一国立银行的股份作抵押是不认可的，这就如同拿政府的左手为政府的右手提供担保，不能作数。三野村当然知道大隈财长是个难对付的主，不拿点实质性的表示出来，这一关肯定过不去。
大藏省在英国东洋银行有一笔150万美元的借款，这笔政府借款是由三井出面借的。三野村非常清楚这帮维新改革派的要害在哪里。他告诉大藏省的一把手，这笔借款中的80万美元日后将由三井负责偿还，条件是三井能够先通过这场“淘汰赛”。
此招果然管用。三井在如此危难的情况下还能顾大局识大体，为政府免除债务，大隈重信不可能不为之动容。况且，大隈财长的本意并不想把金融政商全都逼死，这对明治政府的经济重振计划来说绝无好处。去劣存优，全额抵押令在保全政府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自然淘汰掉了一批不合格的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是日本奔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劣质品，倒闭不足为惜。能顽强存活下来的，才是政府需要真正扶植的大商业资本。到这个份儿上，大隈重信也就没有必要再为难三井了。
大隈重信的洗牌可谓辣手无情。好在三井再度惊险过关，从而得以继续搭乘日本近代化的便车。
银行开张，功臣倒下
小野倒闭了，三井幸存了下来，成了第一国立银行唯一的大股东。三井被迫搁浅的银行梦因此重现生机。
三野村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将第一国立银行纳为三井独立掌控的方案，不料却遭到了政府派驻银行的代表涩泽荣一的激烈反对。终点回到起点，折腾了一年多，最后还是要回到当初允许三井独办银行的状态。对这一点，涩泽荣一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僵持不下的结果是，涩泽荣一开始着手对第一国立银行进行改革，逐步削减和排挤三井在第一国立银行的势力。另一方面，三野村也不甘就此放弃，继续暗中酝酿自办银行的事宜。此时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大久保利通掌握了实权，并与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形成“维新三驾马车”，试图修改日本面临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让西方列强吐回他们的既得权益是那样地难！大久保利通痛感当务之急是要先使日本富强起来，才能有条件与欧美列强讨价还价。在大久保利通的一手推动下，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出笼了。
所谓“殖产兴业”，简言之就是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以国家的力量扶持资本主义的快速成长，最终实现日本与西方列强比肩。在权力需要资本的大政方针下，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就成了政府的“分内事”。三菱、安田等一批新兴财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崛起。
这样的政策恩惠，当然也少不了三井。几年间，明治政府先后成立的四家国立银行，都因种种原因陷入了经营困境。已经当上大藏卿的大隈重信力图激活金融政策，不得不考虑银行私营化的问题。尽管根据当时颁布的银行条例，除国立银行外的一切金融机构都禁止称“银行”，但显然，官办不如民办，放手民间金融资本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野村敏锐地嗅到了政府风向的转变。1875年7月，也就是三井刚刚从全额抵押令中挺过来的次年，三野村便再度向政府提交了成立三井银行的申请。此时的日本民间金融领域中，三井已然一家独大。半年之后，大藏省批复，同意创办三井银行。
这一次没有朝令夕改。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的燃眉之急下，终于下决心对银行私营化松绑。
1876年7月1日，三井银行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日本历史上第一家民营银行就此诞生。此时距离三井最初提出独办银行的申请，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5年圆一梦。虽然这一刻来得有些迟，但后发制人的实力不容小觑。三井银行总资本达200万日元，2万股股份中，总领家八郎右卫门占去一半，5000股由三井族人分配，其余则由三井雇员认购。三井银行在东京设立总行，大阪、京都、横滨、神户设分行，并在全国其他26处开设办事处。虽说只是一家民营银行，但是三井银行的实力规模却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大部分国立银行，排在所有银行的第二位。显然，三井百余年经营钱庄的积淀，在此时发挥出了威力。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大掌柜三野村利左卫门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如果没有这个出身贫贱的三野村，很难想象三井能够渡过重重危机，屡屡逢凶化吉。在三井银行的开业大典上，三井族人和高级雇员们谈笑风生，却唯独不见这位大功臣的踪影。
此刻的三野村正躺在病榻上，连看一眼三井银行开业风光的力气都没有了。
从1866年为三井减免巨额御用金罚金，到1876年三井银行创立，整整10年间，三野村率领三井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再没有人嘲笑他贫苦低贱的过去，再没有人嘲笑他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野路子，只记得他唯一的身份：三井大掌柜。
正是从三野村开始，三井的族人开始逐步退居幕后，外姓雇员逐渐掌握了管理和决策的实权。无论是公开支持倒幕派的决定，还是割弃吴服业的决定，无一例外都是三野村的决断。正是基于这种数度拯救三井于危难之际而树立起来的权威，三野村得以对三井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其核心就是排除三井家族对经营事务的过多干涉，提高外姓雇员的权利地位。三井银行成立时，25%的股权由雇员认购，把三井银行的权益分给那些为三井打拼的雇员，就是三野村改革的典型举措。
对他本人而言，则是成了地位仅次于总领家八郎右卫门的三井实权人物。1873年，三野村更是一跃坐上了三井大元方的交椅，而此前该职位一直由三井总领家兼任，从未由外姓人掌控。
三井家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雷厉风行的三野村却已奄奄一息。病榻上的三野村没能出席三井银行的开业典礼。他得的是胃癌。这位苦行僧式的人物，每天早晚以豆腐果腹，只穿粗布衣服，生活节俭到近乎抠门儿，是人称的“明治三大小气鬼”之一。经历了在三井叱咤风云的人生10年之后，最终竟不能亲眼看一看自己一手缔造的辉煌。个中苦涩，不言而喻。
就在此时，三野村的伯乐，当年力荐他的齐藤专藏的养子，领着一帮三井高级雇员前来看望病榻上的三野村。他们带来了一份由三井十一家的户主联合签名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三井家族感谢了三野村为创建三井银行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表达了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感恩之情，并一致同意把三井八郎右卫门名下的一处土地和房产赠与三野村。
这处位于深川高砂町的房地产对三井家族来说意义不同一般。在江户时代，三井族人大都居住在京都，在江户没有安家。所以每到江户后，都是住在深川的这处房子里。这里相当于三井家族在江户时代的“驻京办”，历史由来已久。附近隔着不远，就是三菱家的别墅，所以这处房地产的品质绝对不低。
除去三井银行的股份不算，在三野村病重弥留之际，三井家族一致决定把本属于家族的私产赠与三野村，不能不让人动容。尽管三野村曾亲手削弱了三井家族对三井事业的控制权，但三井家族还是给予了三野村最高规格的奖赏。对三野村个人而言，足以死而瞑目。
更重要的是，这份奖励不是由三井族人私下授予的，而是由三井的高级雇员集体代授的。如此兴师动众，无外是要传递一个讯息：只要是为三井做事，只要是为三井的利益，都会得到最公正的评价。
三井家的这招“临终关怀”，可谓一石二鸟。
1877年初，未满56周岁的三野村英年早逝。但三野村的命运，却开启了无数雇员的“三井梦”——不论高低贵贱，贫富美丑，只要有才华，就都能够在三井找到一席之地。
所以在三野村死后，三井反而愈发人才辈出。正是这些外姓人，书写了日本近代史上属于三井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