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晚期，商业和高利贷已非常盛行，成为当时罗马统治阶级的致富源泉。因此，著名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虽然也颂扬大土地所有制，但并不否定大商业，甚至认为大商业优于小商业了。
1世纪，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及其领地广泛传播。313年，罗马政府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92年，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崩解后，欧洲成立了许多“蛮族国家”，先后都信奉了基督教。因此，基督教的“为人之道”、经济观念，特别是金钱观，对于这些国家的前进路向，包括货币金融的发展，自有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宗教革命返本开新，“入世制欲”居功厥伟
中世纪罗马教廷权势日隆，走向腐化，基督教教义遭受曲解，欧洲陷于思想禁锢、发展滞缓的黑暗时期。
由于基督教西部文化区恪守“凡圣两立”亦即“政教分离”，有着深厚的草根群众基础，没有沦为为****统治者愚民的“社会控制论”，却能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浴火重生。宗教改革催生了新教，对基督教教义不但拨乱反正，而且做出了与时俱进、富有积极意义的重新解说，也促进了旧教的革新除弊。
基督教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神。因此，钱财是上帝所赐，所以要替上帝当好钱财的好管家。
基督教不歧视有钱的人，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财主”（参太27：57）。所斥责的，并不是拥有钱财，而是“贪爱钱财”（参路16：14）。使徒保罗也警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
把金钱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基督徒的美德。《雅各布书》告诫道，我们要照顾贫穷的人（参雅2：14-17）。《箴言》十九章十七节也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基督教是保护弱者的“被压迫者的运动”（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反对投机、垄断和暴利盘剥，要求人们做到诚信，遵守商业法规，保证价格的公允，按时支付借贷、工资，保护弱者的经济利益。
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在回答该不该给恺撒纳税的问题时，曾拿起一个钱币，钱币上有恺撒或其继任者的头像人像，说道：“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Render therefore 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and 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马太福音22：17—21）这句话后来成为经典。教会一直用耶稣上述关于纳税的通俗比喻作为基督徒应对世俗律法态度的依据。一方面基督徒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有义务侍奉上帝，遵行教义；另一方面基督徒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同时遵守法纪，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基督教新教的著名教派领袖，法国神学家加尔文将旧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制欲主义”。借此发展出了明确的进步职业观，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为实业家追逐利润的行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当理由，又因倡导虔敬和勤勉限制了过度消费和奢华，鼓励回馈社会大众，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再投资。
因此，钱财若是人的奴隶，它就是最好的奴隶，但如钱财成为人的主人，它就是最坏的主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首先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路轨上的转辙器”——“心态文化”的调控作用联系起来，相信基督教宗教改革造就的新教文化精神特质居功厥伟。
如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性那样，世界上率先“自行”从封建的农业社会发展进步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部坐落在欧洲和后来的北美基督教文化区，其中成就最为卓著的是基督教新教文化区。
今天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仍能相当清楚地看到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做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居世界前列。
货币经济学开山立派，西方经济学六次革命
综观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从近代崇尚重商主义学说以来，大约一共经历了六次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1.1776年亚当·斯密经典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的产生，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
2.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
3.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4.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论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5.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进行了批判。
6.20世纪70年代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据此，“理性预期学派”（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各种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自行加以调节，最终使经济达到自然率的水准。
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多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近现代货币理论
在经济学领域，货币理论林林总总，众说纷纭，远欠成熟。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的话说：“货币理论还是待开垦的处女地，甚至还不能给学生一本系统的全面的著作。”
近现代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历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称为“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被誉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1776年他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认为“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会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意谓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受自己的利益追求驱使，但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容许生产力快速增长，市场的茁壮刺激了分工，而这又反过来加强生产力。他的学说为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在货币理论方面，亚当·斯密尽管也看到了货币的储藏、支付、价值尺度等功能，但是他强调的是货币的基本功能：流通功能。
亚当·斯密基于人性自然规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曾经促使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年）在19世纪中叶，提出了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创立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当时主要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为起点，其中包括了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与大卫·李嘉图。马克思在其重要著作《资本论》中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是实行计划经济。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货币的产生、货币的职能到货币的本质，逐步展示出一个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关系为分析基础的货币理论体系。
他指出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其关系式为：
M＝Y/V
M：货币需求量
Y：商品价格总额（社会总产出水平）
V：货币流通速度（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马克思在讨论货币产生与货币形式发展的基础上，为当时的金本位制纸币归纳了五项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马克思批评了只是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即交易媒介职能，而忽视或否认货币其他职能的观点。他以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货币不仅是资本的前提条件，而且是资本追逐的唯一目标。因此，正是货币贮藏与信用功能所产生的市场价格和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导致了现实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变动。所以，货币的贮藏和支付（信用）职能在马克思货币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
19世纪后期，信用纸币开始广泛流行。那时货币的信用基础还是黄金，黄金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国际收支平衡波动导致黄金的流动，会影响国内的货币供给。人们仍然认为经济可以按照自发的力量，即根据收入、就业、产出和价格，特别是黄金的流动，理所当然地进行自我调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统”货币思想继续控制着国际思潮，各国急于恢复金本位制。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里，新的货币观逐渐占了上风，从金本位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在不考虑收支平衡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内在稳定和充分就业计划。
1931年的德国、英国，1933年的美国，1936年的法国等相继在国内放弃了金本位制。至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政府也宣布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至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金本位制纸币时代结束。
信用货币取消贵金属本位制后，货币供给不再是市场自发的均衡过程，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经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商业银行放大功能调节货币的供应量。
在信用货币体制中，整个货币由“现金货币”和“存款货币”两部分组成。银行在存贷过程中对“存款货币”有一种放大能力，其放大的倍数为“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货币政策可通过控制“存款准备金率”控制银行的货币放大倍数。此时货币供给量可表示为：
M＝H/r
M：货币供给量
H：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或基础货币量
R：存款准备金率
因此，信用货币体制使政府掌握有极大的货币供给权力，政府不但可以通过基础货币的发行，而且可以通过“存款准备金率”调控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这种货币供给机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历经了一系列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一百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1929年，由美国开始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1933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临危受命，不得不扭转传统的自由放任，实行一系列旨在加强政府干预的新政。然而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凯恩斯精辟的理论概括和说明，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内的政府干预，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应急措施，而不会成为此后各国政府长时间的经济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