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但是中国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与那数千家外资洋行和数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
1757年，清朝再下锁国令，仅保留广州一地与外商交易。1782年，美国商船经理在广州设立了第一家洋行柯克斯·理德行，专业从事代客买卖。此后，各国洋行陆续进入广州营业，白银、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与农产品成为主要商品，当然也有鸦片贸易。
洋行初期的主要交易对象是集中在广州的所谓“十三行”，即得到政府特许经营外贸业务的中国商行。尽管中国长期与世隔绝，但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官办民营贸易垄断集团在从事国际贸易中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与清朝最有财势的山西晋商和两淮盐商成为民商的鼎立三足。其中，伍秉鉴的怡和行富可敌国，以拥资2600万银圆成为当时世界十大首富之一。
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十三行的职责包括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款，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政府曾于乾隆十年（1745）从广州20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5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因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享有优先的权利，所以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十三行的专营权也被废止，洋行纷纷入华。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了香港、华记等大洋行，几乎既经营货运，又兼营银行与保险业务。到1860年，洋行已经有200多家，控制了国际市场的对华贸易。而广州是在1858年出现的地区性专业轮船公司——枣省港小轮公司。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尽管少数洋行已经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垄断地位，但投资仍主要限于贸易和船运等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未取得大的进展。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无论已开口岸还是新开口岸，都出现竞设行号的高潮。在全部洋行中，英商最多，这些洋行已开始从商品贸易转向经营轮船、船舶修造、码头仓栈、保险、银行以及为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等各种行业。
各个企业行号大都由多家洋行联合集资创办，独资创办者很少。竞争导致联合，交叉投资促进垄断，垄断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在一些大洋行资本的支持下，有些企业一开始就是在兼并其他企业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有的则是在创办以后从事兼并活动，从而形成若干洋行资本集团。与此同时，提供结算和汇兑服务的外资银行也陆续进入中国经营，这种完全不同于票号和钱庄的现代融资业务开启了中国官方和民间对金融业的理解。
第一家进入中国的是英国的丽如银行，它在1845年进入香港和广州，1847年进入上海营业。此后，以英国系为主体的银行主导了第一波银行建立潮。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有11家银行进入上海，10家属于英国。这与当时英国在全球的经济、产业和贸易的地位相关。不过，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英国纺织业严重过剩引发了首次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参与金融投机的在华银行纷纷倒闭，包括汇隆、呵加剌、利华、汇川和利生等银行机构。只有丽如、有利、渣打、法兰西和汇丰犹存。
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及贸易方式的变革，以及对华贸易难以全面大幅度增长的情况，在华洋行特别是资力雄厚的老牌大行，开始实行代理华商经营制度，调整原有的经营方向。到7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洋行都把各自的力量从商品贸易的投资及收取佣金的代理业务转移到加工制造、航运、保险、金融等贸易的辅助业务上去。所谓代理经营，就是既不承担风险又可自营，并以代理华商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华商或出资购买轮船由洋行代理经营，或置货由洋行代理订购运销。在这个阶段，轮船运输业仍然是洋行商人扩张势力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洋行商人向生产领域增加投资。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55年中，洋行商人投资创办的各类工厂企业共计191家，其中1870年以后创办的有116家。
在清廷启动洋务运动的30年间，洋行商人多以天津为跳板，与北京的大清政府打交道，通过安排政府借款来获取铁路、邮政、水电、海防、市政等建设项目的投资权。
辛亥革命前，进入中国经营的外商洋行已经接近3000家，英商和日商占据了主导地位，投资领域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实业领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总资本额近1亿元。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有的企业资本则超过了千万元，获得了一些地区和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同时，在中国铁路权益的争夺中，一些洋行还参与了外国在华铁路投资，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洋行势力的扩张达到了巅峰，并且已经从贸易服务过渡到项目投资，与大清政府建立合资企业进入长期经营的新阶段。
同样，外资银行也开始规模化进入中国。基于早期开放和江浙民间资本活跃等因素，上海一直是外资银行的首选之地。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上海有外资银行27家，同期武汉有19家，天津8家，广州7家。不过，到1936年，外资银行的重心已经有所调整，上海外资银行27家不变，而天津也有了总、分行21家。外资银行最初北上天津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想参与政府的融资和银团贷款项目。袁世凯和历届北洋军政府也是依赖外资银行融资来安排财政运转和军事作战计划的。同时，现代产业投资的银团贷款也多在与政府部门往来方便的天津进行。
早期的外资银行基本业务是汇兑、头寸融通、商户担保、货物抵押等贸易融资，基本是依赖为外商客户提供与中国洋行贸易的金融服务。面对外资银行的渗入，中国传统金融业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大清政府和北洋军政府，积极筹划应对。长期操控中国海关系统的英国人赫德提出建议，希望能借助海关贸易融资的市场筹备一家海关银行，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直接推动了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在上海建立中国通商银行（1897）。
考虑到大清对财政的控制和力图主导中国金融格局的设想，大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户部银行（1905年设立，后改名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1908），在全国各个行政辖区建立了分支机构，除了公款存储、汇解等财政性金融业务外，还承担发币、对外国债、对内公债和长期产业项目的融资等大宗金融业务。从该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也是在洋行和外资银行的步步进逼中诞生的，而且中国早期银行的几乎所有业务都与外资银行接口，两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合作多于竞争。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英资汇丰银行（HSBC）1864年在香港发起，1865年同时在香港、上海、广州和伦敦开始营业，2010年总资产超过5万亿港元，居全球金融500强之首。汇丰银行创始人汤马士·修打兰是长期活跃于中外贸易的洋行商人，他敏锐地感受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洋务派要求改革和开放的大趋势，特别体验到金融当地化服务在提升效率和把握需求方面的优势，执意在中国建立一个专门从事汇兑结算和贸易融资的现代银行，从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外商服务逐步调整到为中国商人和政府服务。
汇丰银行决策委员会中的14名发起人，都是当时香港主要洋行的老板，是对华贸易的主要操手。很快，汇丰成为香港地区政府往来账户的官方代理银行，同时得到了在香港的发钞权，并成为第一家大规模给清政府直接放贷的国际银行。清末淞沪铁路、开平煤矿等项目都曾向汇丰贷款。汇丰银行也一度取得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至于甲午战争赔款、大清西征、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等各项重大项目也都少不了汇丰的身影。到20世纪初，汇丰已经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大银行。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即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汇丰银行也是少数几家维持中国与全球联系的国际银行之一。在香港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空前的金融危机局面下，汇丰银行运筹帷幄，稳定了局面，得到了历届政府的高度评价。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洋行介入中国传统经济，催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买办。买办意义众多，鸦片战争后，洋行时期的买办多指帮助欧美国家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这类被外商雇用的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帮助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间形成双向沟通。而且，此类型商人还可自营商铺。买办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买办最初产生时，社会地位低下，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涌入和国家对经济的日益看重，买办的地位迅速提升。他们既盘剥中国的本土商人，也从外国商人身上渔利。买办是中国最先直接接触到西方资本市场和商品贸易的一群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洋行和外资银行在过去百年里都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的大患。价格剥削和市场压榨自不必言，互相勾结掠夺中国核心产业的利益、长期压制并扼杀民族产业发展更是延续到今天的罪状，特别是从事鸦片贸易的历史，更是让沉迷于阴谋论和民粹主义的人士理直气壮地谴责国际势力的万恶不赦。尽管最近30年来，洋行和外资银行已经成为创造中国财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但历史的客观评价依然，很少有机会得到正视。
洋行和外资银行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现代企业，他们借助军事霸权和产业技术优势残酷地打碎了大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和自然经济的全部屏障，用西方殖民霸权和市场经济的规则对孱弱的经济体系和民生格局进行洗牌。
的确，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但不应该忽视的是，近代的铁路、桥梁、公路、电力、纺织、水泥、矿山、钢铁、制造、城市建设等硬件，邮政、教育、法律、金融、财务等软件，甚至科学、民主、自由、革命、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些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都与早期的几千家洋行和几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洋行和外资银行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是不能因掠夺和剥削而矢口否认的。
笔者特别举出汇丰从洋行到外资银行，再到今天全球金融巨头的经历，希望表达一个历史的逻辑：商品贸易和观念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和文化传递机制。文明的进步是有代价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也是有成本的，商业与金融作为进步的杠杆远远比武力和垄断更为有利、有益。清末上海买办的一次聚会（买办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这一并不光彩的角色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动辄几百年历史的全球金融集团相比，汇丰能够从一个小小的洋行迅速成长为全球牛耳的金融大鳄，说明其不仅是中国经济历史崛起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商业和金融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