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企业的经济行为受到其外部结构的制约。企业经济行为的外部结构在不同种类的行政区域经济板块中存在差异，但最共同的基本要求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地方政府不再是企业的“婆婆”或“主管”。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大不一样。在前一种体制下，地方政府是地方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如果说有什么综合平衡（不同于宏观调控），主要也靠运用指令性计划，给出的是计划信号；在后一种体制下，地方政府是地方市场（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的调控者，而调控手段既不是指令性计划，主要也不是任何行政规定，却是靠运用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给出的是适应市场运行的多种信号。”
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予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的规定性，是江苏经济中企业经济行为的基本外部环境。因此，江苏区域合作必须有一个好的企业经济行为的经济体制“环境”。这个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江苏企业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推动着江苏经济增长。企业的经济行为是江苏区域合作的微观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不仅是影响江苏经济中企业经济行为的基本要素，而且利润最大化是江苏经济中企业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支配江苏经济中企业经济行为的重要经济规律。所谓利润最大化规律，就是指企业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即在一定成本耗费条件下，实现最大量的产值，或者在一定产值量下耗费最少量的成本（成本最小化）。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济行为的本质特征，也是企业参与江苏区域合作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利润最大化规律制约着江苏企业经济行为，决定着企业在江苏区域合作中的活力。
首先，利润最大化规律有效配置江苏经济中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强化经济管理和采用先进技术，才能在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利润。在江苏经济中，企业在产量既定条件下实际成本最小化，或在成本既定条件下达到产值最大化的过程，不仅使企业有效地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而且使得江苏经济中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因此，利润最大化规律在江苏区域合作中的资源有效配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在利润最大化规律作用下企业能承担其担负的经济责任。企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或经济实体，具有重要的经济责任，即它必须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商品和服务，必须保证在利润增长的基础上不断使国家的税收增长和实现企业的积累和发展，必须在利润增长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逐步增长企业职工的集体福利和个人收入。因此，企业要担负起这些经济责任，就必须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否则它就不可能担负起应有的经济责任；如果江苏企业追求并实现利润最大化，那它的经济行为的直接结果必然是推动江苏经济增长。
第三，利润最大化规律促进企业增强活力。企业活力是企业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一般说来，企业利润增加是技术进步从而成本降低和产量增加的结果，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掌握的先进技术越多，它获得的利润就越多，企业也就越有活力。相反，企业没有赢利，那它就不可能有活力。因此，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江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企业增强活力的必然选择；相应地，营建好的经济环境，让企业获得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江苏经济良好运行和增长的必然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企业赢利不仅是企业的事，它还是地方政府和江苏经济整体运行所关注的事，企业利润及其获利程度是江苏经济不同种类板块运行状况的“晴雨表”。
企业是江苏经济的细胞，企业经济行为是江苏区域合作的基本内容。实际上，企业经济行为包括的内容很多，如企业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分配行为、投资行为、寻租行为等。相应地，企业经济行为理论的内容也十分宽泛，限于篇幅本书仅能从企业与江苏区域合作的关系的角度，分析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基本因素和企业经济行为的目的对江苏区域合作的影响。研究江苏区域合作，必须聚焦江苏区域合作中的企业经济行为。没有企业经济行为，就没有江苏区域合作；没有企业经济行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没有江苏经济增长。
应该指出，江苏企业经济行为没有行政区域界限，在利润最大化规律作用下，企业经济行为跨行政区域甚至跨国界是非常普遍的事。从这种意义上说，企业经济行为的空间移动推动着江苏经济增长。但是，在江苏行政区域经济中，企业经济行为具有明显的行政地域特征或行政区域空间区位，从而与地方政府发生着程度不同的方方面面的联系，“行政影子关系”和寻租活动在市场经济中也就是再所难免的事情。
2.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中的江苏居民
居民是江苏区域合作的重要行为主体。居民是以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商品出卖者和消费资料购买者的双重身份参与江苏区域合作过程的。没有居民行为，企业行为就不可能发生，也就不可能有江苏区域合作。可以说，居民行为对江苏区域合作具有能动的推进作用。例如，居民就业率和劳动收入或收益增长率是江苏区域合作状况的重要衡量指标，而这些指标又恰恰是居民行为状况的直接反映。因此，居民是江苏区域合作的又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
居民是江苏经济中的个人或家庭，是江苏区域合作过程中的重要行为主体。国民经济中的最基本经济单位的居民被称为家庭。企业的经济行为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影响，正如前面的论述是显而易见的，但居民对江苏区域合作的影响则往往被忽略。在江苏区域合作过程中，居民的经济行为具有多重性：它“既有消费的职能，又有储蓄、投资和获取收入的职能。作为消费者，家庭行为的基本目的是效用最大化，用最少的花费获取最大数量的享乐和满足；作为劳动者，家庭又追求收入最大化，用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多的报酬；作为投资者，家庭也必须考虑如何将扣除消费后的收入剩余用在能生更多钱的地方”。“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家庭预算中用作储蓄和投资的份额越来越大，投资愈来愈成为家庭经济行为中不可忽视的行为。”因此，研究江苏区域合作，必须分析居民的经济行为，“即要注意到它的收入和消费行为，又要注意到它的储蓄和投资行为”。因此，必须分析居民经济行为与江苏区域合作的关系。居民经济行为主要包括就业行为、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居民的这些经济行为对江苏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影响。
（1）作为劳动主体的居民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经济行为，推动着江苏经济快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权即劳动力所有权以个人所有制为基本特征。“伴随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劳动者及其家庭作为市场主体的形象将会日益鲜明，他（它）们将不再依附于政府或企业。其市场主体地位的实在性和充分性集中地体现在劳权上。这主要表现在：劳权主体身份的独立性，劳权行使——劳动或职业选择的自主性，劳权实现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的对应性，劳动主体发展——劳动力培养和再生产费用的自负性”。
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是影响居民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江苏经济中作为劳动主体的居民最基本的要求是就业和收入最大化，从而对江苏区域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居民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构成了江苏经济中的劳动力流动。
劳动者的就业既是居民的经济行为，又是江苏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就业是居民从事一定量的社会劳动并获得劳动收入或经营收入的经济活动。由于劳动力的供求市场化，市场机制对就业起调节作用。在江苏区域合作中存在着失业，即劳动力供求的实际变动和信息的不完整性使一部分居民以一定比率游离于就业之外。此外，因经济波动也会产生失业。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下的失业都会使居民失去收入。作为劳动主体居民的失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负面效应”，是江苏经济良好运行必须解决的重要经济问题，是江苏区域合作中另一重要行为主体——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职能的重要内容。因此，居民的就业状况从根本上影响着江苏区域合作。
劳动者收入最大化是居民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也是江苏区域合作的最终目的。劳动者收入最大化“常常促使居民在休闲和劳动时间进行选择。工资收入越高，闲暇愈昂贵，便更多地投入工作。所以高工资所带来的高收入会产生刺激增加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居民行为的基本属性是其为获取最大收益而表现出能动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因此，作为劳动者居民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过程，就是江苏区域合作的过程；居民的劳动收入越高，江苏经济的运行态势越好；从这种意义上说，提高居民的劳动收入是江苏经济良好运行的内在要求，或者说居民的劳动收入不断增加，江苏经济增长就有了强劲的内动力。
（2）作为投资主体的居民追求投资收入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着江苏区域合作。居民的投资经济行为是指居民直接或间接参加各种生产、服务活动并由此取得收入的经济活动。居民的投资经济行为一般有两类；第一类是居民用自己收入中的货币购买生产要素，直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如个体经营者、私营业主、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联产承包制中的农户等的投资经营行为。第二类是居民购买各种有价证券以及其他资产的经济行为，如银行存款，购买政府债券或企业债券、股票或在股份合伙制企业中参股入股、购买住宅等不动产并将其出租，购买稀缺的古董、艺术品等保值品和价值品等的投资赢利行为。实际上，第一类居民投资经营行为已拥有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它属于直接投资行为，具有企业经济行为性质。企业经济行为对江苏区域合作的关系前面已叙述，这里分析第二类居民投资赢利行为及其对江苏区域合作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居民投资赢利行为将成为居民的重要经济行为。居民投资赢利行为实质上属于间接投资行为。居民的间接投资行为主要是指居民将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货币转化为货币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以期将来获得与所承租的风险相应的经常性收入，以实现货币资金增值的经济活动。投资是资产选择行为。居民间接投资行为主要是对银行存款、外汇、国库券、公司债券、股票等金融资本的选择。居民选择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进行投资受到收益（不同金融资产收益率差别）、风险（不同金融资产的风险程度）、期限（金融资产的期限）和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流动性）等因素影响。居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的间接投资行为是一种追求收益的经济行为，但它有风险。通常，居民为了把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并使收益最大化，坚持资产分散化原则即人们常说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居民对金融资产种类的选择与不同种类的江苏经济板块有一定联系：在行政等级顺次降低的江苏经济的不同行政区域经济板块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的部分的比重增大，用于购买其他如股票、外汇等金融资产的比重下降；相反，用于购买股票、外汇等金融资产的比重增加。这是江苏不同种类的行政区域经济板块中居民间接投资行为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居民的间接投资行为既影响着江苏区域合作，也受到江苏区域合作调节。居民选择金融资产投资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对现实消费的“节约”。因此，居民间接投资追求投资收入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对江苏区域合作有着直接影响，尤其是欠发达苏北经济板块的增长需要居民的这种经济行为。当然，江苏区域合作中的经济周期、利率水平、物价水平等变化，也会对居民的间接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3）作为消费主体的居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参与江苏区域合作。消费是居民经济行为的最终目标。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到居民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消费动机支配。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即居民的消费随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减而增减，当可支配收入增加时，消费水平会提高；商品的价格，即商品的绝对价格（如商品的价格水平）和相对价格（如不同商品的比价）变化，消费量和消费结构也会变化，通常消费量随商品绝对价格升降成反方向变化，随商品相对价格升降而同方向变化（随替代商品价格升降而升降）或反方向变化（随互补商品价格升降而降升）；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即居民预期收入增加而增加消费，预期收入减少而减少消费；此外，风俗习惯和社会风尚也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
居民消费的经济行为是江苏区域合作中的最基本经济活动和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中的市场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卖方市场转化成买方市场，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但市场上的商品“难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内需泛力。内需泛力是不利于江苏经济良好运行的。因此，积极的居民消费，或者说，扩大内需，是江苏经济良好运用的动力；顺应江苏区域合作的内在要求，积极引导和鼓励居民消费行为，是江苏区域合作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