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货运列车从的里雅斯特海滨穿行，这里的铁路线北端连接南方铁路线，两站分别采用不同的系统。现在南站已改造成铁路博物馆，火车也改为经由地下隧道到达工业区和穆贾湾的码头，但废弃的路轨仍保留至今。我十分怀念那些破旧而噪音巨大的老式机车。在轰鸣声中，蒸汽机牵引着叮当作响的车厢缓缓驶过海港，经常有工人坐在车厢平顶上搭顺风车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入住城市酒店时，曾抱怨这座商业城市永无止息的喧嚣。也许是窗外火车的轰隆声和尖厉的鸣笛吵得他彻夜难眠吧。
即使在春天，飞驰而过的列车上也时常覆盖着积雪，这些积雪在我看来象征着某种哀伤。我很好奇，它们究竟来自哪里，卡帕西亚、波西米亚还是维也纳的森林？当它们乘列车一路颠簸抵达的里雅斯特时，曾经的冰清玉洁早已污秽不堪，给人无尽的伤感。这些雪，像流亡者一样颠沛流离，它们本该飘洒在清冷的高原，而不应像现在这样被放逐于这片海洋环绕的荒芜之地。
飞驰而过的列车，总令我萌生流亡之感。世间再没有什么比站台催发的汽笛更能勾起离情别意了。在机场送别朋友时，你尚能确定，只需短短几个小时的飞行，他们即可回到温暖的家，这样就唯有国际列车出发的月台上那最后的吻别令人无限感伤了。在我看来，《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的作者俄国作家伊凡·蒲宁【1】，堪称流亡者的典型代表。他在异乡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0个年头，但直到弥留之际，他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意象仍然是火车。飞驰的列车，总令他想起故国铁路交织的广袤原野，以及在出发与到达、分别与重聚之间令人黯然销魂的离愁别绪。
蒲宁在的里雅斯特一定不会缺少朋友，因为这里本就是流亡者的城市。很多流亡者是在迫不得已、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来到的里雅斯特，但我想也有一部分人厌倦了原来千篇一律的生活，间或也会突然萌发移居他乡的想法，的里雅斯特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去处——隐秘而暧昧，它也委实成了许多自愿或不自愿的海外流亡客的第二故乡，很多人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的光阴，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渴慕着他处，这对于的里雅斯特而言不啻巨大的讽刺。这里既充满吸引力，又令人哀伤。每个来到的里雅斯特的人，无不赞叹它旖旎的自然风光：深邃而蔚蓝的海湾，梦幻般的观海城堡。穿行在伊斯特里亚半岛时，远远望去荒凉的喀斯特山脉似乎近在咫尺，然而载着积雪的火车飞驰而过，你才意识到那山脉看似近在眼前，实则远在天边。
何谓流亡？流亡本质上不外乎去国离乡，然而形式却多种多样。流亡感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当我们在幼儿时期因断乳被迫离开母亲的怀抱时就已经产生流亡感，有的人则认为流亡感产生于孩提时代因吃相不佳而被父母逐离饭桌之时，或是第一次儿童聚会结束，众人散去时的独自怅惘。年长之后的我也曾在旅途中邂逅许多流亡者。他们大多为早期英国殖民者，在拥挤不堪的郊区半独立式房子内靠养老金度日。在密西西比河畔，我曾遇见过一位老人，他住在美国南部一处修建于内战前的公寓内，只有一名黑人妇女看护，不过她的身份已并不是奴隶，原来的众多黑奴在废奴运动后都已成为自由民，这位老人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惯，一边在床上吃着炸鸡，一边和你大谈汽船、舞会和英国纯血马；在斯大林时代的列宁格勒，曾有位女士彻底改变了我对克格勃的固有看法，她气质高贵优雅，感觉仿佛刚从圣彼得堡沙皇的舞会归来；在英属印度，我也曾偶遇一对老年英国夫妇。这对夫妇均为甘地的拥趸，他们决意在赛马场的马厩里度过余生，一边从残损的茶杯里饮着茶，一边回味多年前的风云际会。
我认为，离开某地就意味着流亡。第一次离开家到寄宿学校去，我就体会到了这种苦涩。第二天清晨醒来，看到周围全是陌生的摆设，掀起盖在身上的劣质毛毯，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看到窗外也是完全异样的街道和风景，我心头顿生孤苦伶仃的流亡感。流放途中蒲宁最为魂牵梦系的是俄罗斯这片土地，而并非那里的生活方式。离开挚爱的故土，有时比离开挚爱的人更为令人伤怀。19世纪，英女王派遣某位大臣到爱奥尼亚群岛中最大的塞弗洛尼亚岛任职，后来，这位仁兄躺在床上哀叹道：“上帝啊，我究竟做了什么错事，犯下了怎样的罪孽，以至于女王陛下要惩罚我，将我流放至此？”当故国之思不可遏止地涌上心头，的里雅斯特的流亡者们也一定发出过同样的嗟叹，他们一定也曾辗转反侧，内心倍受煎熬。
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在内的成千上万不知名的异乡人来到的里雅斯特港，并在此安居乐业。他们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没有固定居所，他们干脆就住在船上；但是流亡到的里雅斯特的许多知名人士则不同，他们很快就产生了厌倦之感。这其中就有瓦伦，瓦伦的原型其实是后来曾任新西兰总理的阿尔弗雷德·多梅特（Alfred Domett）。根据传说，狮心王理查德从圣地返回途中曾被囚禁于的里雅斯特，但实际上狮心王也许从来就没来过这里。我们在圣朱斯托山上路过的那座半圆型拱门据说就是以狮心王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学者们对这种说法则嗤之以鼻。1772至1774年间，卡萨诺瓦【2】（Casanova）曾住在的里雅斯特，根据他留下的文字记录推断，他应该过得很快活，但是威尼斯的禁令一解除，一周之内他就火速离开了。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在短暂监禁之后来此散心，不过还没来得及创作几幅以海港为主题的水彩画就又急匆匆地返回了维也纳。人称“新古典主义之父”的德国艺术史学家兼考古学家约翰·温克尔曼【3】（Johann Winckelmann）更是只待了短短的8天。从1768年6月1日抵达，到1768年6月8日遇害，他的悲惨经历成为的里雅斯特流亡故事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一章。
没人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学者到底因何被害。他原本计划从罗马返乡回德国，现在看来，这个愿望似乎已永无实现的可能了。途经维也纳时，奥地利女皇玛丽娅·特雷莎接见了他，并授予了他两枚金质奖章。他到达的里雅斯特之后，打算乘船去往安科纳（Ancona）。他就下榻在统一广场靠海方向的酒店，并在那里结识了住在隔壁的年轻人弗兰西斯科·阿卡基立（Francesco Arcangeli），两人在一周之内结伴同游，逛遍了的里雅斯特的大街小巷，然而就在第八天，阿卡基立杀害了他。
凶手被捕后，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后被判死刑，他受刑的方式也很独特，在二人下榻的酒店门前被车轮碾死。昔人已逝，他的杀人动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或许，他只不过想偷走那两枚金质奖章？也许，他还有着其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或者他们之间萌生了断背之情？温克尔曼一向推崇希腊男性雕像的身体之美，认为这些雕像一如上帝的本体，衣袂之间散发着永恒的活力。毕竟，再豪华的酒店也抵不过自家的舒适，再兼同伴粗俗难耐，也许他因某事和他吵了一架，孰料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没有谁比温克尔曼更悲惨了！被恶棍谋杀在返乡的路上，再也没能回到心爱的书斋，没能回到梵蒂冈舒适的家。虽然身为古典主义者，但是温克尔曼一向坚持认为《尤利西斯》象征着对祖国的怀念。在弥留之际，他一定十分思念故土。当时，整个欧洲都因他的遇害而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歌德描述当时的场景可谓“举世哀悼”。随着时间的流逝，温克尔曼的悲情故事已逐渐成为的里雅斯特的旅游资源。后来经多梅尼科·罗塞蒂（Domenico Rosseti）提议，人们修建了珍宝花园（Lapidary Garden）纪念温克尔曼。珍宝花园的遗址就在大教堂不远处，现已沦落为掩没在杂草丛中的几片破石板和一堆碎石。温克尔曼的衣冠冢由一位皇帝、三位国王和一位大公出资建造，至今还静静地矗立在珍宝花园的角落，衣冠冢上用大理石精心雕刻了温克尔曼博士的头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半身雕塑像、躯干雕塑像、沉思的缪斯女神和他所钟情的男性雕像。
除了极个别的饱学之士，游客大多从未听说过温克尔曼的名字，但是他们都会在导游的带领下来瞻仰他的纪念碑。温克尔曼的雕像宽袍大袖，气宇轩昂，一副学者模样，对面就是掌管建筑、批评、历史、哲学和雕塑的希腊诸女神手牵手的雕像，这样的安排或许代表了的里雅斯特人对他深深的歉疚和崇敬？那人叫什么来着？温克勒？还是瓦格曼？就是那个被小偷杀害的学者？应该叫温克尔曼，对，就是温克尔曼！成群的游客就这样走马观花地从他身边走过，谁也没有真正记住过他的名字。
相对于知名人士，流亡的皇室成员在这座边陲小城可能感觉更好一些，他们把这里当成了微缩版的帝都。在这里，他们可以实现隐居的梦想，出入亦无须仆从跟随。这里不仅有大量可供租售的别墅，更有便捷的通信条件，保证了他们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外界信息，还可以保持与罗利塔尼亚国内拥护者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无论你是世袭贵胄还是一夕暴富的新贵——尤其是如果你很富有（流亡的皇室成员一般都很富有）——都会受到尊崇和礼遇。
为了躲避法国大革命的风潮，1797年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两位公主玛丽·阿德莱德与维多丽·路易丝来到的里雅斯特。二十一响礼炮声中，两位公主在随从的簇拥下离船上岸。在这里她们被尊称为高贵的法兰西女士（Les Mesdames de France），并在逝世后被隆重地安葬于大教堂内。流亡到这里的西班牙卡洛斯皇帝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死后被安葬在大教堂的附属礼拜堂内。卡洛斯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利，败给了波旁王朝，为了躲避刺杀和寻求避难所，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得不聚集到了的里雅斯特这座以忠心著称的小城。穿过市镇的卡洛斯拥护者的队伍一定甚为壮观，龙子龙孙们的泱泱气度，令这座商贸城市蓬荜生辉，他们在拉扎雷托老街的王座室内接待来宾，一丝不苟地恪守着严谨的西班牙皇室礼仪。
1922年，伊万·蒲宁从他居住的格拉斯山上昏暗的小屋里出来，下山到安替贝（Antibes）去凭吊已故沙皇的弟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大公的灵柩前，香烛燃起，唱诗班唱起圣歌，军官们身着统一的戎装，有那么一刹那蒲宁甚至感觉到自己并非流亡海外，而是仍在俄国。卡洛斯下葬仪式上，他的追随者一定也产生过同样的幻觉。在飘扬的西班牙国旗下，在低回的哀乐声中，他们将这位早已徒有虚名的西班牙国王按照庄严神圣的国葬礼遇葬于圣朱斯托山上，绿树掩映的礼拜堂中，墓碑上仍刻着“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之墓”字样。1901年，卡洛斯家族最后一名成员——自封的卡洛斯七世，寿终正寝身着西班牙总督的盛装入殓，也葬在了圣朱斯托山上。
拿破仑时代的几位名人曾流亡至此。1797年，占领的里雅斯特期间，拿破仑本人来过这里，不过他只待了一晚，拿破仑的追随者们则待得更久些。他们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比如曾经短暂担任过的里雅斯特总督的利·贝特朗伯爵。拿破仑去世之前，他的妹妹埃利萨·波拿巴就住在的里雅斯特，后来另一个妹妹卡洛琳·波拿巴也带着女儿来到这里，卡洛琳的女儿还曾当过皇后约瑟芬孩子的家庭教师。当然这座城市最有名的流亡者当属拿破仑的幼弟，性格活泼的热罗姆王子，即后来的威斯特伐里亚王国国王。他习惯了四海为家，曾在纽约小住，并在那里邂逅了他的妻子。拿破仑先任命他为将军，后任命他为国王，并棒打鸳鸯拆散了他与美国妻子的婚姻，撮合他与符腾堡公主结了婚。拿破仑于巴黎退位之后，1814年，热罗姆王子带着54名朝臣来到的里雅斯特。在他逗留期间，威斯特法利亚国土崩瓦解，于是他不得已而改称哈兹伯爵。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后，他也参加了滑铁卢之战，并因指挥失误直接导致了战争失败。后来热罗姆重返的里雅斯特，自称蒙特福特王子。
他住在距海滨不远的一栋豪华别墅内。这座别墅曾是被戏称为法老的卡西斯的住所，但却有个众所周知的名字——拿破仑别墅（Villa Napoleone）。现在这座别墅已易名为奈克别墅，成为意大利军队在的里雅斯特市的军事指挥中枢，附带军官俱乐部。别墅后还有一座树木葱茏的花园。当年，热罗姆住在这座别墅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三个孩子相继降生，他还购进了多处房产作为投资。后来，当他的外甥拿破仑三世登基时，他去了巴黎再也没有回来。在巴黎他被册封为法国元帅、荣军院院长和参议院院长。他的儿子小热罗姆，人称普隆-普隆（Plon-Plon），就出生于的里雅斯特。据说热罗姆曾特意敦促他的女婿意大利国王翁贝尔托，在奈克别墅外的铭牌上写下如下文字，“难忘的里雅斯特——我出生的地方”，以表达他对这座城市的款曲深情。这位威斯特伐里亚王国准国王与他的美籍前妻所生的儿子，后来又为拿破仑家族添丁进口，生下了孙子查尔斯，后来这个查尔斯还当上了美国的司法部长。
许多因工作原因而来到的里雅斯特的国外知名人士，对这座城市的感觉常常毁誉参半。亨利·贝尔（Henry Beyle），1830年任法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受命之时，他已47岁了，公开宣扬政治自由主义等种种行为注定了他在的里雅斯特的日子不会好过，的里雅斯特独裁政府自然不欢迎他的到来。下车伊始，他对这里的异国情调还颇感新奇。在市郊找到住所安顿下来后，不时徜徉于海边的林荫大道，或者到灯光璀璨的大剧院观看演出，或者常流连于风光旖旎的海滨——他称之为“友善的野人”的斯拉夫人和黎凡特人频繁光顾的地方。他聆听他们的谈话，认为那声音优美得如同“行云流水般的诗行”。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失望了，这里的食物难以下咽，这里的农夫锱铢必较，波拉风使他苦不堪言。奥匈帝国当局更是没让他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他们不仅检查朋友写给他的信函，还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最终将他逐出了的里雅斯特，这一切，距他履新尚不满5个月。这就是他在这里的全部遭际，不过，在离开的里雅斯特后不久，他就出版了一本小说——《红与黑》，他还有个大家可能更为熟悉的笔名，那就是司汤达。
爱尔兰裔英国小说家查尔斯·莱夫（Charles Lever），19世纪60年代曾担任英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馆领事，他的经历也相当悲惨。外交部长德贝勋爵力劝他去任职时，告诉他这绝对是个美差，”到了那里，几乎什么事都不用做，却可以每年支取600英镑的薪俸。你就是最佳人选。”对于四处漂泊靠写作为生的作家而言，这无异于一次度假疗养，于是他欣然前往，但很快就发现事实与部长所言大相径庭，“历数我居住过的所有可怕的地方，几乎再也没有比的里雅斯特更令人讨厌的了。”他讨厌这里拘谨的英国侨民，和本地那些无聊乏味的商人。心脏病时常发作，波拉风肆虐，以及爱妻的去世都对他构成了沉重的打击。由于长期沉溺于悲恸之中，他在1872年任期还未届满之时即含恨辞世，葬于新教公墓内。生前，他也曾构思过一部以的里雅斯特为背景的小说，不过他的小说并不叫《红与黑》。谁曾想到，没过几年，他的墓地就已沦为一座“废纸与破旧锡酒壶交错杂陈的垃圾堆”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因其精神分析学说在的里雅斯特拥有大批拥趸，但人们大多不知道成名之前他还曾在的里雅斯特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这段经历令他内心充满挫败之感。那是1876年，经维也纳大学比较解剖学研究中心选派，弗洛伊德搭乘火车从维也纳来到这座城市，研究一个自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生物学难题：鳗鱼的交配。虽然弗洛伊德后来转而研究****以及****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但他当时确实曾孜孜不倦地寻找欧洲鳗鱼的生殖器官。他最终也没有破解这一难题，可以想见他在生物实验室内解剖400条鳗鱼的情景，他的神情是那样地肃穆而专注，可能还留着胡须，戴橡胶手套，围着围裙，一条一条地逐个解剖开那些鳗鱼。然而始终没有什么新发现，于是每晚工作结束时，他都会叹口气，摘下手套，用疲惫的嗓音跟助手道过晚安，返回自己冷清的宿舍，留下助手清理残局。“晚安，阿尔弗雷多。”“晚安，大夫，希望下次解剖成功。”然而，他却从未成功过，这位青年才俊最终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维也纳，但也许正是这段经历激发了他对阉割情结的关注。
的里雅斯特也许是块宝石，但只是流亡者幻想中的宝石，实际上并不存在。1904年10月29日，南方铁路火车站外的方尖碑（这座方尖碑是为纪念奥匈帝国接管的里雅斯特而建的。高耸的方尖碑象征着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崛起的的里雅斯特港，现在那座方尖碑早已灰飞烟灭，伊丽莎白皇后——即茜茜公主——的纪念碑却被重新竖立到了车站进站口对面的花园内）下，出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这个女子形单影只地坐在方尖碑旁苦苦等待心上人的到来。她身材娇小，头戴无檐小帽，身穿破旧的便服，表情孤独而迷茫，不时地抬头看看车站的时钟，然后焦急地朝市中心方向张望。接她的人终于来了，那个男人个头高大，形销骨立，头戴草帽，戴着一副眼镜，身穿斜纹西装，散发着微醺的酒气。他一出现，那个刚刚还忧心忡忡的女子就抓起帽子高兴地向他奔去，眼里还闪着泪花。他就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她就是他的女友诺拉·巴那克（Nora Barnacle）。
看到亲爱的吉姆，她终于放心了。虽然后来的残酷事实证明，在的里雅斯特生活期间，亲爱的吉姆没能让她过上一天舒心日子。由于得到了普利兹语言学校教书的工作机会，乔伊斯决定举家由苏黎世迁来的里雅斯特。诺拉到的当天，乔伊斯正在酒馆与一群水手聚众豪饮，不幸遭警察逮捕，好说歹说英国领事才十分不情愿地将他保释出来，这使得诺拉在火车站等了许久。可怜的诺拉也许已经预感到这不是个好兆头。
这种不祥之兆在随后的日子里一一应验。乔伊斯夫妇在的里雅斯特的生活举步维艰。乔伊斯靠在贝立兹语言学校教习英文、课余做些家教勉强维持生计，他赚的钱远远不够家用，不得不举债度日，乔伊斯夫妇常因付不起房租，为躲避房东的催逼而四处迁徙，他们漂泊的足迹遍及的里雅斯特。乔伊斯夫妇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后，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Stanislaus）来到的里雅斯特，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后，乔伊斯的妹妹伊娃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以及另一个妹妹艾琳也先后来到的里雅斯特。乔伊斯一家的生活一直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家庭成员之间也时常发生口角。他们一度离开的里雅斯特到罗马小住了数月。一战期间，他们也离开过这里。但是正如其他人一样，詹姆斯·乔伊斯住在的里雅斯特时郁郁寡欢，一旦离开却又常常渴望回到这片土地。
在我看来，诺拉在火车站外等候的瘦削身影，形单影只，惹人怜惜，恰恰构成了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生活的最强有力的注脚。乔伊斯在这里完成了《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全部创作、《都柏林人》的大部分章节，以及《尤利西斯》的构思。他与学生和学生家长中的文学爱好者广泛结交，并且成了城中商业富豪府邸的座上宾。他还曾一度涉足商海：他曾设想过在的里雅斯特销售爱尔兰粗毛呢，在都柏林开一家连锁影院。在此之后一双儿女相继降生，为他带来天伦之乐，的里雅斯特城激发出他不竭的创作灵感。他喜欢在的里雅斯特的街头闲逛，流连于各大教堂，尤喜圣尼科洛希腊东正教堂，那里神秘的宗教仪式令他甚为着迷。他还时常出入于咖啡馆、酒吧、勾栏瓦肆，买酒寻欢。总之，乔伊斯尽情地享受着奥匈帝国的风情，认为这里的生活“迷人而欢愉”。
在的里雅斯特，乔伊斯开始动笔创作剧作《流亡者》。虽然夜夜笙歌，但他的内心却异常痛苦，毫无疑问这痛苦有一部分是因为诺拉。诺拉总觉得生活太过沉闷。她曾对乔伊斯说，“你可能觉得我不近人情，但你也不想想，灿烂的阳光和蔚蓝的地中海，这些能当饭吃吗？”她对乔伊斯的艺术创作丝毫不感兴趣，也很少随他登门访友或者到酒馆消闲。年复一年，诺拉绞尽脑汁地盘算着如何以先生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但是乔伊斯一直还把她想成当年火车站旁那个不知愁滋味的爱尔兰少女：当他在酒馆里和一群水手呼酒买醉时，她正坐在火车站纪念碑的行囊旁，焦急地企盼着他的出现，一列列远行的列车在她身后呼啸而过……
的里雅斯特生活后期，乔伊斯曾致函德国慕尼黑的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希望能邮寄自己的一部未命名小说手稿给他，但是沃尔夫拒绝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多年之后因缘际会，沃尔夫竟成了笔者处女作的出版商，我怀疑假若他当年付梓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现在是不是还能看上拙作。
我认为，乔伊斯和的里雅斯特的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是水乳交融的。假使布鲁姆【4】先生不是生长在都柏林，那么他一定是的里雅斯特人。文中提到的桑迪芒特海滩（Sandymount Strand）也许就是观海城堡附近的海滨。与此相反，也有些异乡人与这里格格不入，最为突出的当属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5】（Richard Francis Burton）了。他的个性与的里雅斯特可谓南辕北辙。这位生着一双冷酷的蓝眼睛的家伙，不仅是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探险家，还是个知名学者，出版过若干“名著”。行踪诡秘的他，曾化装去圣城麦加朝过圣，亲赴卡拉奇调查过那里的同性恋问题，研究过******徒的一夫多妻制，对于曾在阿拉伯无情地杀过人的事，他也从不讳言。
1872年，时年51岁的伯顿授命于维多利亚女王，出任大不列颠帝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馆的领事。这座风光旖旎的海港见证了他多舛的命运。这里远不是令他心驰神往热血沸腾的异域。在他看来，理想的异域应是“野兽和野人出没的原始国度，那里的每一座泉眼似乎都在告诫人们，‘饮我的水吧，然后赶快离开！’”。伯顿不仅精通阿拉伯语，且十分熟悉******世界，因此他期待能到大马士革总领事馆去，至少也得是丹吉尔，然而事与愿违，他被发配到了的里雅斯特。在他看来，这个鬼地方俨然食古不化的帝国版图上一潭绝望的死水，充斥着低劣的中产阶级式的乏味无趣、墨守成规，唯有那人声喧闹的“万国码头”还能找到过去风生水起的探险生涯的一丝影子。
他痛恨的里雅斯特的气候，尤其是波拉风（有次，他乘坐的马车险些被波拉风吹进大海，他怒气冲冲地跳下了车，只剩车夫兀自挣扎）。乏味的日常案牍公务也令他精神沮丧，为了调节心情，他开始自学俄语、现代希腊语和翻译阿拉伯色情文学作品。伯顿一家长期居住在南方铁路火车站附近的高层公寓内，这里的楼梯高达120余级，但是伯顿还是喜欢到外面的餐厅吃饭以便“换换空气”。在1878年的述职报告中，他曾写道，“我们一行15人组成了一个小型‘伙食团’，每天在城市酒店里各点一份套餐，然后边吃饭边讨论新鲜事，饭后大家从酒店带咖啡、香烟和樱桃酒回家，一直读书读到睡着，然后第二天周而复始。”
他虽然用的人称是“我们”，但其实只是他自己而已，并不包括他的妻子伊莎贝尔，相反，她对于的里雅斯特的生活心满意足，认为这座城市古老而亲切。她深爱的丈夫总是令她处境尴尬。当地民众对她颇为欢迎，但对她丈夫却避之唯恐不及。还未上任之前，伯顿的恶名便已“享誉”的里雅斯特，然而他却从不为自己辩白。某日，伊莎贝尔在公寓内款待诸位太太，这些女士们一时兴起，想看看大作家最近正在酝酿什么大作，于是她们小心翼翼地翻开伯顿先生的手稿，却发现封面上赫然写着《放屁史》。
正是在的里雅斯特，离经叛道的外交官完成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因附有大量露骨不雅附注而知名的《一千零一夜》。无论伯顿夫妇住在哪里，“只要感觉不适”（伊莎贝尔语）他总要找一处隐居之所，借以远离尘嚣，逃开案牍。结果，年届七十的伯顿先生，大部分时间总是感觉不适。他的藏身之处就在奥比齐纳山上，距离方尖碑不远的一家小酒馆，那家小酒馆是从维也纳至的里雅斯特行旅之人最后歇脚的驿站，每到周末人们也会到山上避暑。彼时的奥比齐纳实际上也只是坐落在喀斯特高原上的一个斯洛文尼亚村落。也许，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使得隐逸的探险家产生如入荒蛮之地的感觉吧。正是在这间小酒馆里伯顿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
这家酒馆依然存在，不过早已荒废，断壁残垣、杂草丛生。酒馆旁的通道直通向地下室，通道入口的铭牌上雕刻着伯顿爵士的浮雕像，题词表明正是在这间酒馆内，理查德爵士引领西方世界的目光投向他笔下充满魅力的《阿拉伯之夜》。我十分愿意在附近流连，低头俯瞰山下浩渺的蔚蓝色海湾，耳边回荡着车来车往的汽笛声以及吹过松林的阵阵风涛，仿佛这位内心交织着郁闷、得意和怨愤的流亡者，依然还在酒馆内奋笔疾书，东方世界是那样地令他心驰神往：那里有着奔腾的骏马、妃嫔如云的后宫（harem）、巫师和哈里发。
对于大多数流亡者而言，的里雅斯特还真是个好地方，因为他们总能找到知音。前任国王和流放王子互相鞠躬致意，失去封地的贵族礼尚往来出席各自举办的沙龙，甚至连伯顿爵士也找到了三五位志趣相投的“异类”。詹姆斯·乔伊斯当然也不例外，某天读到伊塔洛·斯维沃的手稿时，他不由得击节称赞这位年轻商人的文学才华，顿生知己之感，觉得斯维沃和自己一样，也是遭到放逐而隐于市井的优秀作家。
注释：
【1】伊凡·蒲宁（1870—1953），俄罗斯作家。1933年作品《米佳的爱》获诺贝尔文学奖。
【2】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追寻女色的风流才子”。18世纪享誉欧洲的大情圣。文学代表作《我的一生》。
【3】约翰·温克尔曼（1717—1768），18世纪德国新古典主义美学家、古典散文家、欧洲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重要文章有《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对〈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的解释》，重要著作《古代艺术史》。
【4】布鲁姆，乔伊斯著作《尤利西斯》中的主角，为犹太裔爱尔兰人。
【5】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1821—1890），英国军官、探险家、翻译家。据称能讲29种语言，曾翻译过《一千零一夜》《香园》等，且与约翰·汉宁·斯皮克（1827—1864）成为最早到达中部非洲坦噶尼喀湖的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