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沉默、合作与反抗：非体制精英的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精英在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产生了分化，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围绕乡村治理而产生的权力分配，在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的互动、博弈中，会延伸出合作、斗争与妥协。乡村非体制精英处于体制内精英与村民之间的隔离带，他们一方面具有自利性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又代表着部分村民的集体利益，其非正式权威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于乡村治理的效能取决于体制内精英与非体制精英能否取得一致。
人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不同的关系模式，部分的是由于任何一种行为都具有潜在性。在传播学史上，曾有研究者提出以下公理：一个人没法不传播。这条原理强调了任何一种可以感知到的行为都是一种潜在的传播。这并不是说每个行为都是在传播，但它确实意味着，即使你不愿意与他建立任何关系，你也会向他表示这一点——即传播不愿与之建立关系的信息。因此，一旦涉及关系，就会出现“行胜于言”的状况。（36）
在乡村传播中，非体制精英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与乡村干部和普通农民的传播关系如何建立、维持和变化？对乡村治理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节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作为政治后卫的非体制精英：“沉默的大多数”
有学者指出，“乡村经济精英分子是否能够成为村庄权力与权威主体，关键在于他们持有何种政治态度，他们如果积极参与或介入村庄公共事务，那么很容易成为乡村社会权力格局中的重要群体，而若相反，他们就会成为‘独扫门前雪’的经济能人而非公共权威人物”（37）。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大部分的非体制精英（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非村干部的经济能人和文化能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他们的身份、地位不相符合，他们并不热心村庄公共事业，也没有多少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带头作用的意愿和行动，他们大多选择了埋头于自己的事业。在这一表层现象的背后，笔者将其归结于一种特定的非体制精英的传播策略，“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传播，可以称之为主动或被动的政治后卫。在有关中产阶级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38）即热衷于经济，冷漠于政治。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就美国的新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39）；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乡村中的非体制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他们是政治的局外人。他们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动派，他们是逍遥派，置身事外的人”。（40）
“政治后卫”体现出非体制精英与农民、非体制精英与体制精英在这一层面的关系形态。当笔者在访谈中问经济精英分子：“您愿意成为村干部吗？”绝大多数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具有一技之长的精英并不想成为村干部，原因是他们只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政治事务，对他们来说，村干部选谁都无所谓，因为这并不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相反，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当选村干部对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反而存在一定的障碍或风险。
基于笔者的访谈和实证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体制外精英的几种典型的传播心理路径：
其一，在利益权衡上，他们认为村干部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经济待遇、发展空间、名誉、村民的口碑等等，都不如他们现在的角色。或者说，对于“村干部”这一角色，他们既无身份认同感，也无利益优越感和成就感。
[案例]（X镇Z村某私营企业主访谈，2010年1月）
村干部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而我现在每月在城里做生意至少挣1万多，你认为我有必要回来竞选村干部么？？？而且村干部也不是那么好当的，选举也是走个形式，还需要和乡里搞好关系才行，关键是人家愿不愿意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也有可能我当了这个村干部，也能促进我的生意，不过这中间有很多关系需要你去打理，弄不好也会有村民说闲话，干的事情又多又杂，还吃力不讨好，何苦呢？？？
其二，他们认为目前村干部的运作有一套政治“潜规则”，而他们不愿介入或没有资本进入这一权力游戏中。对他们来说，经营“关系网络”的风险成本相对较高。
[案例]（D镇Y村某私营企业主访谈，2010年1月）
村干部呢，在这个小小的职位上，管不好自己的话，也会想着捞油水的？？工资低，又有一定的权力，我不是圣人，没那么大的定力能保证不贪？小的时候在农村遇见个村干部就像看到个好大官似的，现在在外头见了世面，想想真好笑啊，村干部其实芝麻点大的官啊？？不是有个笑话说，以前的大队书记到北京去还特拽，洋洋自得，很显摆，可是北京是什么地方？现在形势变了，要说身份、地位，也根本比不上我们这些乡镇企业的老板？？就是镇上的书记见着我们也是客客气气的啊。我每年要给？？
其三，他们普遍对村里的公共事务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在个人、家庭的价值理想没有实现的前提下，他们不能兼顾自己在乡村社区中的社会责任。由于他们体制外精英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已半脱离农村（长年在城市或城乡接合部），他们对乡村的社区认同感也相应地降低。
[案例]（X镇Z村某私营企业主访谈，2010年1月）
我们每年和北京、上海的客户都有合作，甚至聘请一些外国专家来审核，实在是感到农村的落后、狭隘啊？？我们是穷怕了，人穷没文化，没文化就受愚弄，我这一代也没好好受过教育，还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混着，我现在赚钱就是要好好培养孩子，让他有出息，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线上，把他送到名牌大学，甚至送到国外去？？我现在才三四十岁，肯定不会想要当村干部，发展空间太小了，我当然要去创业、要奋斗，或许等我五六十岁了可以考虑回来当个村干部，为家乡做点贡献，哈哈？？
[案例]（D镇H村私营企业主访谈，2010年1月）
我觉得说起为村里做贡献这种事情，有点不太现实。做贡献，不是一句口号啊，得实实在在地去做啊。而我们村里现在凡是有本事的人，基本都离开农村了，还有一部分是城市村里两头跑，城里也都有房子。像我的孩子都出生在城市，我们家平时都住在城市，在这里我是搞一个加工厂。这地方也只能算是我的老家啊。村里的事情平时我也不太熟悉，现在也既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机会去做。如果我将来都不生活在这里，我怎么可能留在这里当村干部呢？我不当村干部的话，我通过其他途径为乡里做事情，也还是绕不开村干部啊。我可不想出这个风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老想去改变村里的事情，别人还会怀疑你这个人是不是老实，特好事！我又是何苦呢？总之，没这个条件，也没这个意愿来做这个事情。
当然，不排除相当一部分的非体制精英有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愿，但往往又没有将之付诸实践，也就是一种“能人存在却不出山”的现象。（41）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探究这一现象，有必要通过这些非体制精英的内心想法，了解他们的矛盾、犹豫、困惑和期望。
[案例]（X镇Z村某个体经营户访谈，2010年1月）
我很想为村里做点什么，可是我觉得这里面风险太大，我一个人确实不敢承担太多，若是失败了，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乡镇或村里的干部会认为你不安分，做点什么事情，可能会和他们产生一些矛盾，我也不想麻烦。再说，你费心想为村民做点什么，村里人也不一定理解，还会以为你想出什么风头。这年头谁还相信你是要奉献？村民的警觉性都很高的，那又何苦呢？我可不想到最后弄得里外不是人。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每个村都有一批有乡村公共意识的人，他们和我一样想为乡村做点事情，如果政府能够搞一个项目平台，就像阿里巴巴的平台一样，吸纳村里同样有这个意识、想法、能力的人，让这部分有意识的人联合起来，达到双赢的目的？？
[案例]（X镇FD村某手工作坊业主访谈，2010年4月）
我也想过为村里做点什么，但是真要去做的话，哪有那么简单？弄得不好就是瞎折腾。有钱又怎样，有钱没权你办不了事情啊！你说话没用，不算数。中国古话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也不是村干部，我若主动想在村里搞个什么事情，肯定会引起很多麻烦。别人会觉得我有几个钱就想搞事，我也是吃力不讨好。若是得不到村里乡里，有时还要上报到市里领导的同意，很多事情是没法做成的。我哪有那么多闲心去耗这个事啊？做得好，成果是大家的；做得不好呢，黑锅我一个人背。什么公共事务啊，这些你在我们农村说这个都不太现实啊，除非是村里来号召我们来做，很多事情才能比较顺利地进展下去的，大家也会支持你，困难才会小一点。一个人冒险的事情，我不干。
在当前的乡村社会里，一些有意识介入乡村公共事务的精英们仍处于“观望”状态，还需要协调信号，才有可能将个体意志集聚为公共生活的影响力。从中可以看出，体制外的乡村精英们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单纯的公共意识薄弱，也受制于这一公共选择的成本以及与乡土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制度费用。一方面，他们基于对乡村社会现实的认知，对政府和村民的信任程度低，于是合作的预期成本相应增大；另一方面，他们需要给予体制内的制度激励，赋予其某种合法性，才能激励他们将代表公共利益的诉求，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政治的诉求。
此外，借助于村干部的视角，侧面体察非体制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完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总的说来，较为中肯的评价是，他们一方面认为非体制精英不一定热衷于或真正有助于作为公共事业的乡村治理，同时也基本肯定他们对乡村发展显在或潜在的积极意义，并指出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案例]（F镇W村村主任访谈，2010年1月）
现在村干部几乎是青黄不接，村里的年轻人没人想当干部。跟你们说实事求是的话，因为现在村干部没有保障，不像公务员比较有保障，工资医疗什么的都有保障，像我们村干部的工资都是村里面发的，村里面经济好的还可以，就是说每年都能把工资发到位，像我们镇也有一些经济薄弱村，连工资都发不出去，都要养家糊口，谁愿意说有这奉献精神说不要工资就奉献，还没有。像我们村经济在全镇来说还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书记去年两万块钱都不足，一万多，你说人家如果说出去打工一个月说不定两三千，经济划不来。
[案例]（D镇Q村村主任访谈，2009年7月）
市里会启用一些经济能人来当干部，不过在农村的普遍反映是这些人来当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我个人认为，这些人的精力有限，既要忙自己的业务，还要搞好农村的管理工作，是不行的。当然，他们对于劳动力的解决还是有作用的，他们开的公司或企业可以促进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
[案例]（X镇Z村村主任访谈，2010年6月）
唉，我们这里的那些有钱人，一般都是很自私的。你想指望他自己发财，也让大家都发财，那是做梦吧。现在谁能管得了谁啊？我不是说他们不好，这是很现实的事。他们赚钱也不容易，平时忙得根本没得空，哪有时间和精力管得了那么多，就是有钱他们总要攒着钱培养下一代，现在小孩上学都要花很多钱，男孩嘛，还要帮小孩在城里买房结婚，很少会回村子里的啊，赚再多钱手头也还是紧的。什么热心公益事业啊，谈这些都太奢侈了，哪有那么高的觉悟啊。现在都是各顾各的啦，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
虽然以上说法对于经济能人和文化能人对于村治传播所发挥的作用评价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共通的：现在经济能人、文化能人和普通村民之间基本是“各顾各的”，对于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综合以上体制外精英以及体制内精英的视角，对于体制外精英“政治后卫”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引出以下讨论：
首先，乡村社区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城市化逐步推进的环境下遭到削弱，不少乡村精英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流入到城市，这一流动客观上导致了乡村社区的空壳化和原子化趋向，乡村精英的流失使农村精英的数量和质量得不到保证，使社区的内生控制秩序力量难以发展，导致自治组织力量有限。
其次，这种所谓的“自私”并不简单指向道德问题。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需要摒弃简单的二元分立，也不需要加诸非体制精英们无谓的道德包袱。我们希望能在特定的传播情境内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性。在笔者的调查中，不仅经济能人、文化能人和普通村民之间基本上是“各顾各的”，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对村民的访谈中，笔者听到了太多这样的声音，“邻里关系疏远了”，“人情淡漠了”，“现在亲戚朋友串门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忙着赚钱，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虽然这样的话语并不等于说如今的乡村就不再有淳朴真挚的乡土人情，但普遍意义上的人际关系的疏远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若是将视角放宽，显然这也不是一个乡土的命题，城市中邻居之间感情淡漠甚至互不相识的也是普遍现象。“各顾各的”反映了转型期的中国在旧的价值体系消解而新的又尚未确立的过程中的一种断裂感，往日的革命同志式的集体意识在市场化和现代性的浪潮中被冲刷，而新的“社区意识”、“公民意识”又没有很好的形成，价值的失落或者说一种价值的断裂感可以说是当今的中国人所普遍感受的。虽然官方在提倡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间也在呼吁道德重建，但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力量都显然受到了一定的阻滞。这种阻滞来自于一个现实的问题便是多数人自己都在生存线或是奔向更加成功的道路上奋斗挣扎，“我自己都顾不过来，我怎么顾得了别人”。于是笔者感受到了现代性的双刃剑，经济水平上去了，但人却普遍越活越累越来越冷漠孤独。如果把农村非体制精英的“不作为”简单地看成是其个体的冷漠，这个道德包袱未免过于沉重。乡村治理的积极参与，不仅靠乡村精英，也是每个村民的共同责任。因此，我们需要从整体的传播情境上去反思这一现状，重建村民整体的社区意识，并充分调动乡村精英参与村治的积极性，是解决这一现象更为关键更为本质的一环。
此外，具有乡村精英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精英意识。在进入这一现象的讨论之前，我们先要界定所谓“精英”与“精英意识”的本质差异。学者汪丁丁曾对这一组概念做出过精辟的阐释，认为精英是外在的“身份”（social status），精英意识则是内在的“品质”（character）。精英意识的内涵既包括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也就是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问题的敏感性，也包括在足够广泛的公共事务揭示出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时必须具备的表达能力和道德勇气。他还进一步指出：身份的基础可以是任何一类外在于心灵但受到社会成员普遍尊重的社会学特征——身份、权势、名望。这些社会学特征之所以普遍受到尊重，是因为在稳态社会里，它们统计性地或多或少反映了普遍受到尊重的内在品质。然而，外在身份与内在品质之间的显著关系在非稳态社会往往失效，中国转型社会恰好就是这样的非稳态社会。（42）而这种现象在农村社会同样明显，换言之，乡村的经济能人或文化能人，更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本身并不能说明他们具有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能力和精神。
在笔者的访谈中，有村民这样指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有钱人，有钱人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的是贵族。致富已经提倡得够多了，致富的同时，需要加强的是道德教育。现在农村不缺有钱人，致富的机会很多，能盖起小洋楼的越来越多，可他们有为乡村发展做什么贡献么？穷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鸣不平，富了之后才不会想到你呢。为富不仁，当然不会得到大家的尊重。有钱，有品德，有文化，敢为我们村民说话才行。让一批人先富起来，没错。关键先富起来的愿意带动我们后富的吗？”（村民访谈，2010年1月）
最后，乡村非体制精英即使不参与公共事务，仍然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作为被传播的故事文本具有无形的激励力量。比如在致富信息方面，一些经济能人还是会对邻里产生一定的辐射力量。
[案例]（D镇S村村主任访谈，2010年4月）
我觉得指望村里的经济能人带动村民致富不太现实，自己赚钱都顾不过来呢，哪顾得上带动别人？？而且他们也大多在城里做生意，普通村民也是在外地打工啊，都是在外面拼，就是混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了。但是怎么说呢，这些人确实在村民中树立一种表率作用，他们创业致富的故事会在村子里传开，大家也会跟着掂量下什么是致富门道，搞什么容易来钱，到哪里去打工比较好？？这些都是无形的力量，这些经济能人确实也会影响村子的致富氛围。即使他们不为村民做点实质性的事情，也还是有作用的。说白了，这个村子里有几个先富起来的有钱人，对周围邻里刺激和带动作用还是较大的，不出几年，这个村的整体经济水平都会上一个台阶的。
[案例]（X镇H村村民访谈，2010年4月）
看看哪家做什么发了，周围的村民也会跟着学做点什么。我们这里最先有一户做手套自己办起了家庭小作坊，联系生产商，卖到外地工厂去，看起来小，其实赚钱很多。毕竟先闯出去的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且他们先探出了一条路，后来人比他们承担的风险小了很多了。周围的邻居受到启发，也纷纷开起了这样的家庭小作坊，路数差不多。整个村的经济水平也都被带动了。
[案例]（D镇Z村村支书访谈，2010年6月）
在村子里，如果有一户人家靠什么富起来了，他们的一些致富故事也就被传开了，村民们即使不学着他们做事，也总会想办法动脑筋找新的出路。毕竟在一个村大家都挺熟的，人家过得好，你过得太差，面子上过不去。有些人在城里搞了点小生意，发了一笔，底气更足了，人的精神面貌也都不同了。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很拽了”。尽管其中包含着几分羡慕和嫉妒，但“不服气”的心理，总会激发起大家致富的愿望。毕竟周围的这些熟人的致富经历，比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成功故事给大家带来的冲击力大多了，也更有说服力。大家乡里乡亲本来差得不太多，也就有了可比性了。凭什么他能富，我就不能？
可见，体制外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通过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的运作，如人与人之间的面子竞争，成为乡村发展的一种动力。某种意义上，乡村非体制精英扮演的是一种“创新的代理人”角色。（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