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会议如何传播权力？
会议作为一种传播载体，在政府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功能。会议除了可以集中精力、时间、权力、智力、情感、信息等以达成某种目的以外，会议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潜功能，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在会议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能充分彰显一个人在权力体系中所拥有的地位。是否参加会议、是否进行大会发言、或是进行小组发言、发言顺序、发言时间长短、在会议接受表彰、传授经验、或是在会议上被批评（公开的点名批评、或是不点名批评）、或在会议上公开检讨，等等，与会者在会议上扮演什么角色与会议参加者及其所代表的组织、机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问：会议是由谁来主持啊？会议主持人是怎么确定的呢？
答：这就要看是哪个级别领导出席会议了。比如我们农林局开会，如果出席会议职位最高的人是局长，那主持人就是副局长，如果有市长或者副市长参加会议，那主持会议的人当然就是局长了，这是很有讲究的，真的！（资料来源：2010年5月11日访谈资料）
参加高级别的会议理所当然的是一种“政治待遇”，预示着与会者在权力体系中有着向上进步的机遇。党政机关通过会议不仅传达信息，还传达价值，不同历史时期的会议传达不同的政治导向，是政治生活中的“风向标”，也就是说会议本身还起价值导向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乃至社会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几乎都起始于一次次重要的会议。对个人来说，参加会议的频率、级别、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与其在权力体系中地位密切相关，位于权力中枢的人可能会抱怨整天开会，但对于位于权力边缘地位的人来说，参加会议，尤其级别比较高、比较重要的会议，那简直就是奢望。
L科长则向J主任抱怨道：自己在人秘科，杂事多，要整天写材料，能去参加交流、开会的机会太少，上次某主任让他写关于Y镇蔬菜种植情况的报告，他说自己都没去过那个镇，不说外地，就J而言，一年只能下乡镇三四次，回家时每次都路过X镇，但就工作而言，从来没去过X镇政府，在办公室呆得太久了？？L科长说，希望领导多给自己出去开会、交流的机会。（资料来源：2010年5月20日访谈资料）
参加会议不仅仅是政治待遇，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升迁的机会是一种稀缺资源，当升迁变得渺茫时，获得一些“实惠”也是不错的选择。参加会议可以获得旅行观光的机会，可以获得纪念品、土特产，等等。对县、乡级公务人员来说，会议还带来美食、放松的机会，逃避办公室的枯燥、无聊的时光，尤其是“下去”开会、调研，还可以被视为是“上级”来的人而获得尊重，让某种虚荣心理获得短暂的满足。
关于工作的正式谈话结束，大家先行来到“吃顿便饭”的地方——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店（此时才10点半），饭前先“掼蛋”（打扑克牌）。就饭桌上的位置来看，陈书记是正席，地位最高，W科长其次，此后是村支书、农经站站长，最后是司机，C书记和村支书喝的是红酒，其他人（除司机外）喝的是白酒。喝得最多的是W科长和村里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B女士，其他人也互相敬着酒：
“我们村里的来敬市里来的领导——站长敬W科长”，
“我们来敬领导——W科长带众人敬C书记”，
“本家，我来敬你——W科长敬一个站长，应该是同姓”“哥哥，我要跟你喝一个——W科长敬一个站长，称之为哥哥”。
？？（资料来源：2010年5月19日的参与式观察记录）
会议不仅是权力传播的载体，会议本身就是权力，通过会议彰显出来的权力几乎都是单向的，即从上至下的。但下级也不是毫无作为，观摩会、推广会、交流会、现场会、表彰会等这些会议，其本身的形式意义更为重要，会议成为上级、下级、同级之间、与会者与政府媒体之间、与大众之间一个“作秀”的舞台，对于舞台角色的扮演各方都有一套“规则”，当然，有些“规则”是各方都心照不宣的。对于“被观摩”、“被推广”、“被表彰”的“典型”、“亮点”，下级要努力争取，按上级的价值导向去行动，要学会“领会”上级意图，对上级来说，必要时要对下级的努力给予回应，对符合其价值导向的、有可能成为其工作中“亮点”的典型在必要时给予支持，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这种支持是“特殊的政策”，或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下级在成为“典型”后，其本身的意义就会被放大，成为典型的级别越高，其获取的支持越大，其掌握的资源也就越多，与上级博弈的资本也就越大。
当然，会开多了，也会让人厌烦，尤其是一些无关痛痒、与自己工作几乎没有关系的会议，要忍受枯燥、冗长的会议发言，这几乎也是一种“折磨”。对于部门内部召开的一些例行会议，如学习会、总结会、通气会等，其重要性大为下降，与会者都不大会认真对待。
“L坦白了自己的无奈：其实说实话——这是我私下跟你讲啊，我很羡慕国外的会议，感觉非常有效率。像我们开会，各个部门都要去，有没有关系都要去，应该跟哪个部门有关哪个部门参加就可以了，可无关者也要开会。”（资料来源，2010年5月11日访谈资料）
“会议演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反正感觉蛮枯燥的。从现场观察看，虽然现场没有人在会下说话的，可是现场真正能听的人似乎不太多。有的人带了一本杂志在看，有的人在东瞧瞧西望望，很多人都带了个本子，可是没看到有几个人在记东西。”（资料来源：2010年5月20日访谈资料）
对于远离权力中枢的农民来说，由于他们身处社会底层，权力因中间环节太多、耗损太大，很难运用自如，召集他们开会的难度就大得多，这表明国家的权力离开了组织化的渠道，其传播效率就大为下降。
问：那你们这里召集农民开会好不好召集啊？因为我听说有的地方开个会议还需要给村民发5元或10元，要不然会没有人参加的。
答（大学生村官Y）：我们这边还好吧，现在如果开会都是涉及到农民根本利益的事情要讨论，他们也都知道会议对他们自己是有用，不过有些会议本身也是要发钱他们才愿意来的。
问：那你们这里开会多不多？
答：不太多，没什么事的话我们一般不开会的。
问：那您参加上边比如市里或镇上的会议多不多？镇上也经常组织会议不？
答：这个倒挺多的，尤其是镇上的会议蛮多的。（资料来源：2010年5月19日访谈资料）
会议的形式多样，政府内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会经常性地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候是参加上级的会议，有时候是参加下级的会议，当然，也会参加一些看似与本部门无关的“协调会”。
这样看来，大部分会议本身就传承着权力，亦是传播着权力。虽然，参加会议多的人可能会抱怨自己身陷“文山会海”，但那些参加会议少的人也会自己担心自己远离权力中枢、成为所在部门的边缘人。
政府利用其自身的科层制结构，比较方便地组织各种会议，尤其是在权威性政治架构中，会议是日常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权力需要通过会议的形式层层下传。在科层制内部，这种权力传播渠道是畅通的，传播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这种权力传播的主渠道在离开政府自身的科层制结构以后，就难以应用了。比如，乡镇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组织村干部的会议，但村干部就难以组织相关的村民会议，特别是村民认为与自身利益不相干的会议就更难组织了。
权力不仅要在其科层制内部进行传播，权力还要传播到科层制结构以外的领域，因为权力要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同时，在使用权力的过程中获得社会对权力合法性的认同。因此，不能过分依赖通过会议来传播权力，尤其是在权力面对农村、农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