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泛美经社理事会在圣保罗召开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1—M/63决议，决定建立争取进步联盟泛美委员会（Inter‐American Committee of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CIAP）。该决议对CIAP作了这样的定性："CIAP将是泛美经社理事会中一个特别的永久委员会，其宗旨在于多边地代表争取进步联盟，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根据《埃斯特角宪章》来协调和促进联盟的运行，执行本决议的要求和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和泛美经社理事会的其他决定。"【53】该决议规定的12项职责尽管覆盖很多方面，但是仅仅限于研究、估计、评估、协调等。美国和拉美国家争论的焦点是援款的管理和分配问题，决议规定CIAP"对拉美发展实际需要的资金和可以从内外诸渠道获得的资金总额作出年度估算……就各个国家实现联盟目标必需的国内外资源的数额和种类准备和提出方案；准备并提出年度计划，来确定争取进步联盟的公共资金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决议并没有要求美国遵照CIAP的意见来提供援助，而只是说："各成员国同意，在通过自己的机构提供财政、技术援助和向他们在提供此类援助的各种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发出指示时，应该对CIAP关于分配争取进步联盟外部公共资金的建议给予特别关注。"【54】这些规定显然迎合了美国的立场。在主席人选上，美国同意由发展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担任这一职务，但是普雷维什因为CIAP没有实际权力而拒绝，最后由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卡洛斯·萨恩斯·桑塔玛利亚担任此职。从1964年正式成立，到1973年被取消，CIAP存在了十余年。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争取进步联盟的象征，而且也仅仅是象征。和"九贤人委员会"一样，它并没有对美国的援助政策产生重要的实质影响。
争取进步联盟出台以后，美国决策层中的一些人主张强调其在整个对外援助计划中的独特性，单列为独立计划，由较高级别的官员直接主管。肯尼迪政府初期，"拉美工作小组"在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组长阿多夫·伯利（Adolf Berle）就持这种主张。在1961年4月25日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伯利强烈要求集中全力实施联盟计划，尽快任命一位负责西半球事务的高官，在总统直接领导之下，以较高的权威来指导和协调对拉美的经济援助工作。【55】7月7日，伯利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了小组最后一份工作报告，进一步呼吁在******内新设立一个副国务卿，专门负责争取进步联盟的各项事务："这将提供一个可以直接与国务卿联系的高层渠道，通过他可以协调政府在拉美事务上极为分散的行动……西半球事务包括整个大陆和一个准地区联盟，对此进行管理是一项浩大的任务。官僚体制中处于次要的和从属地位的官员很难实施如此宏大的事业。"【56】然而肯尼迪总统一直没有接受伯利的建议。新成立的国际开发署设立了一个地区局专门负责对拉美的经济援助，最高长官是助理国务卿级别。为了显示争取进步联盟与对其他地区的援助略有不同，该局长被赋予一个带有联盟字样的头衔——"争取进步联盟协调员。"【57】来自波多黎各的特奥多罗·莫斯科索出任拉美局局长兼争取进步联盟协调员。莫斯科索在20世纪50年代曾领导了名为"靴带行动"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使波多黎各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主要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肯尼迪视其为主持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最佳人选。但是，肯尼迪总统最终还是决定把争取进步联盟留在国际开发署内部，而不是设立一个独立机构。【58】
这样，从实施的机制上来看，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就是一个普通的援助计划，和对非洲、亚洲的援助相比，并没有实质上的特别之处。"争取进步联盟协调员"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称谓，而且这个称谓也没有扩大拉美局局长的权力。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援助主要被置于国际开发署的框架之内和1961年对外援助法的规定之下。在这种法律和组织框架内，美国必然要使联盟首先服务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理所当然地把推动拉美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的目标放在次要的位置。
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在拉美国家实施中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农业、工业、贸易、科技、教育等方面。
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大地产制以及所导致的拉丁美洲国家农业的落后，争取进步联盟从一开始就对农业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自1961年以来，拉美大多数国家都颁布了农业改革法，其他一些国家也已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解决农业问题。对拉美国家的农业改革，争取进步联盟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改变农村土地结构，一个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改革的有效政策不仅是增加援助资金的投入和采用先进科技的政策，而是包括整个结构调整的问题。这需要改变大多数拉美国家法律中规定的现存的财产地位，以便允许国家征收土地，重新调整土地的租赁制度，改变传统的农业结构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另一方面是合理分配农业收入，通过其他措施（如农业贷款、技术援助、扩大市场、合理税收等）相补充。但是，到约翰逊继任总统时，农村改革并没有取得十分具体的成就，尤其是在土地重新分配方面。"法令的颁布没有产生足够宽度和深度的计划去影响地区农业结构的改革。"【59】因此，约翰逊政府需要进一步要求拉美国家采取深刻的农业改革，并给予了相应的发展援助，"希望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一领域不再仍以这样缓慢的步伐发展。农业发展不断衰落的状况使快速、彻底地解决拉美国家农业结构的转变问题越来越有必要。"【60】
约翰逊政府多次强调提高拉美国家农业和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性。托马斯·曼（Thomas Mann）指出："通过帮助他们增加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整个社会的收入，这是在任何经济体系中的唯一方法"，"帮助农民个人也就是帮助了这个国家。提高人口中占大部分比例的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对于国内工业产品的市场开拓是十分必要的。"【61】曼还对拉美国家农业的技术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的计划：监督农业贷款，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提高土地使用计划，对农民进行技术援助，开展农业研究项目，产品的多样化，广泛运用肥料，更先进的储存设备，农村人口的教育等方面。美洲农业科学机构的美洲农业改革中心对拉丁美洲的农业改革进行了科学研究，还建立了各种关于研究和进行农业改革的国家机构，以支持农业改革领域内的人员培训、科研和具体计划的准备工作。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不断地强调农产品市场化和扩大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除非能有效地促进工农业的非传统领域的出口，拉美国家不能产生它所需要的外汇，……特别要支持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促进工农业产品的出口。"【62】美国要求拉丁美洲有效地把资金用于农产品的工业化，建立中小规模的工厂和促进农产品的出口。
为了改善拉丁美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力，美国政府加大了对拉丁美洲农业的投入。1964年1月1日到6月30日，约翰逊政府为哥伦比亚提供了为期20年的700万美元贷款，这部分贷款是由社会进步信托基金拨款的。1964年下半年，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普通贷款达13502万美元，其中对阿根廷的农业贷款为1500万美元，对哥伦比亚的农业贷款为120万美元，用于巴拿马灌溉系统的资金为850万美元，智利的灌溉业也得到350万美元普通贷款。这些贷款有的为10年期限，有的可延长到20年，利息在5.75%与6%之间。特别贷款项目使墨西哥得到980万美元贷款，尼加拉瓜获得450万美元贷款，其利息均为4%。【63】1965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对拉美国家农业的援助有所减少，美洲开发银行只是对乌拉圭一个国家进行了资助，贷款为70万美元。【64】社会进步信托基金会对委内瑞拉提供了为期20年的1000万美元的贷款，利息较低，为1.25%，主要用于委内瑞拉的农村房屋建设；提供给巴拿马250万美元贷款。在1965年7月1日到1966年6月30日这一年的时间里，约翰逊政府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总额为113930万美元，其中巴西得到美洲开发银行2050万美元的农业贷款，哥斯达黎加得到520万美元农业贷款，哥伦比亚的灌溉项目得到的贷款为970万美元。在提高土地的使用质量方面，美国对秘鲁援助1500万美元，智利为150万美元，厄瓜多尔土地开拓项目为300万美元。【65】普通贷款为15090万美元，特别贷款为12770万美元，社会进步信托基金占8930万美元。
在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这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又进一步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的农业投入，这段时间中美洲开发银行对拉美国家的农业援助涉及的国家很多，普通贷款中哥伦比亚为12220万美元，墨西哥为1310万美元。特别贷款中用于农业的有：阿根廷2220万美元，智利1100万美元，哥斯达黎加40万美元，墨西哥1110万美元和1300万两项贷款，乌拉圭600万美元，秘鲁80万美元。【66】
美国对拉美国家农业的援助当然不是这种简单的数字化的资金输入，还需要协助拉美国家进行农业改革。拉美各国的情况不同，其农业改革的方案也不一样。以智利为例，埃瓜多·佛雷（Eduardofrei）总统1964年上台之前，智利已经有一个农业法案提出建立"农业改革社团"，这一法案要求智利政府对没收的土地进行赔偿，尤其是免除生产量较高的一些土地的税收。但是这一法案没有涉及土地的灌溉权问题，土地价值体系是对地主有利的。因此，这一法案没有获得佛雷的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的同意，佛雷当选为总统以后，基督民主党发动智利900万人实行"自由革命"，这个革命包括一个农业改革计划，即将把近10万农民安置在他们的土地上。土地改革的建议者认为，目前智利的土地体制存在严重的效率不高问题，租地制度剥削着农村劳动力。虽然1965年智利已有1020万亩土地得到了开垦，但是仍不断地需要增加对粮食的进口。在1967年，智利需进口11500万美元的粮食，占整个国家进口总额的20%。佛雷认为："当整个土地制度的基本结构、信贷和市场借贷趋于停滞时，当收入和机会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时，产量和生产率不可能得到提高。"【67】基督教民主党的《农业改革法》要求征收土地超过192亩农业家庭的灌溉地，对土地的购买价格按照传统上地主对土地税收付款的最低价格，把灌溉系统国有化。智利的财政部长揭露，这一农业改革要在10年的时间里安置98000户农民，需要1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一部分投资将由农民付土地贷款的资金来还，剩下的需要农业改革协会每年预算拨款承担。这个法案通过了三年的斗争才得以在国会通过。同时，农业改革协会从愿意卖土地的地主手中购买了土地资产。到1968年7月，农业改革协会组建了279个农业改革组织，安置了9313户农业家庭。
另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农业和牲畜发展协会"和其他一些小农一起，组织了农村劳工联盟。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组织了超过10万农业工人，劳工联盟就农业工人的工资等问题进行了有关劳动协议的谈判，要求农业工人的工资不低于城市无技术工人的工资。"这使10万个农业工人受到协议的保护，这一改革的重要性超过了农业改革本身的重要性。"【68】在1968年，美国赠予智利的粮食为80万个儿童提供了每天的在校午餐，大约有190万人（占智利人口的1/4）通过志愿机构接受了美国的粮食援助。粮食贷款也是补救智利粮食产量不足的一个重要措施。争取进步联盟对智利的农业援助大部分来自于美国每年的8000万美元的贷款项目，包括对农业发展的投资。争取进步联盟对智利农业改革的援助是通过美洲开发银行，它为"农业和牲畜发展协会"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贷款以监督对小农的贷款计划，贷款800万美元给农业改革社团以帮助安置农民。1968年，美洲开发银行还授予1000万美元的救济干旱贷款以帮助智利建设农村公共事业和灌溉系统，这对促进智利农业改革的顺利进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农业援助措施中还包括人才的输入和培养。1966年，美国农业部派遣了21位关于市场、价格、信贷和资源调查的技术专家去巴西，这是美国农业部最大的一次对外援助任务。在美国的资助下，三所巴西大学通过来自美国普鲁敦大学的援助改革了他们的农业学院，普鲁敦大学还派教员去巴西大学授课，并接收巴西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将最终构成巴西现代农业学校的主要师资力量。美国还资助了圣保罗、巴西利亚和东北部的"土壤和植物研究中心"，以促进巴西的农业开发和荒地的开垦。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顺利通过了土地改革和农业改革，但是，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农业援助使拉美大多数国家的大片土地得到了灌溉，农业生产有所增加，缓解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粮食产量不足的压力。而且，拉丁美洲农业机械化发展较快，到20世纪60年代末，该地区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数是农业国，除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有较为发达的工业以外，其他国家的工业起步晚、技术力量薄弱，因而工业发展相当缓慢，基本上没有大型、先进的基础工业。例如，二战以后，海地的工业仍极端落后，除在首都太子港有一些较大的糖厂以外，只有一些小规模造船、纺织和水泥等工厂。洪都拉斯除了木材加工和制糖业以外，只有一些小型的造纸、化工、烟草、纺织和皮革等工业。但是，拉丁美洲国家有丰富的矿藏资源，虽然有些矿产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采，但是这为工业发展特别是采矿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秘鲁就是一个矿产极为丰富的国家，"地下蕴藏着相当多的石油、银、金、铜、铅和锌；银产量居世界前列……铅和锌的产量也很高。稀有金属中铋和矾的蕴藏量，占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一位。"【69】这为大规模地发展矿业提供了广阔的前途。玻利维亚的矿产资源也相当丰富，是矿砂原料的出口国，其锡矿和锑矿的产量居世界前列，还有丰富的钨、石油、锌、铅等矿藏。"智利的国民经济以矿业为主，工矿业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60%。"【70】智利的铜产量很高，被称为"铜的王国"。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没有像对拉丁美洲的农业那样过多地投入精力，而只是直接对拉丁美洲的工业进行资金输入，或是辅助发展一些重工业和矿产开采。
拉丁美洲拥有丰富的矿藏资源，使美国把对拉美的工业领域的援助作为争取进步联盟的一个重要内容。《埃斯特角宪章》强调："加速合理的工业化过程，以便能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充分利用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的人才和能源，运用国内自然资源并为失业工人或兼职工人提供有利益的就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建立和发展资本商品工业。"【71】约翰逊政府时期，争取进步联盟对拉丁美洲工业发展的援助在整个经济援助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其资金分配所涉及的国家也相当多。1964年上半年，约翰逊政府还没有着手对拉美工业进行援助，其援助的重点放在农业和教育上。1964年下半年，约翰逊政府对拉丁美洲工业的援助政策发生了转折，对工业援助的力度很大，分布的国家很广。其中对巴西工业援助的资金最多。1964年，美洲开发银行对巴西的工业援助的资金为7160万美元，其中直接用于工业发展的贷款为2700万美元，用于铁矿砂生产的资金为2880万美元，用于耐熔材料的工业生产为400万美元。【72】美洲开发银行对其他拉美国家的工业援助贷款分别为：委内瑞拉1000万美元，智利140万美元（用于果汁加工业），墨西哥820万美元，巴拉圭400万美元和巴拿马100万美元。同时，美国对乌拉圭的牛奶工业投资360万美元，对洪都拉斯的纸浆研究投资20万美元。1965年上半年，美国对阿根廷的工业发展加大了援助力度，美洲开发银行对拉美工业进行了共477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阿根廷的工业发展得到2550万美元，占了53.5%，其中直接用于促进工业发展的为1500万美元，用于石油化工工厂的是1050万美元。同时，秘鲁得到700万美元贷款，萨尔瓦得到300万美元，其次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得到4%利息的500万美元贷款。【73】
1965年7月1日到1966年6月30日，约翰逊政府对拉美工业和矿业的援助在争取进步联盟的援助项目中数额最多。这一年里，美洲开发银行对拉美工业拨款为37780万美元，普通贷款为31630万美元，特别贷款为6150万美元。【74】哥斯达黎加得到220万美元的工业发展贷款，尼加拉瓜仅有20万美元的工业贷款。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约翰逊政府对拉美工业投资所涉及的国家仍然很多，但每个国家所得到的资金数额不是很多。例如，美洲开发银行的普通贷款给予巴西的工业贷款为600万美元，给予智利的工业贷款为1350万美元，给予厄瓜多尔的为250万美元。特别贷款项目对拉美工业的投资分别为：玻利维亚1080万美元、巴西600万美元、智利250万美元，同时厄瓜多尔和洪都拉斯的工农业贷款分别为200万美元和430万美元。【75】
约翰逊政府除了对拉美的工业和矿业进行援助以外，还积极帮助拉美开发电力资源。1964年，美洲开发银行为了帮助巴西发展电力资源，拨放贷款550万美元，拨给阿根廷450万美元贷款、玻利维亚350万美元贷款。1965年上半年，巴西又得到美洲开发银行35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开发电力。1966年，美洲开发银行共提供12440万美元贷款用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电力资源开发，其中哥伦比亚330万美元。1967年，约翰逊政府对拉美的电力资助进一步增大，其中拨给阿根廷的贷款为2060万美元，拨给巴西的4310万美元贷款中普通贷款为3400万美元、特别贷款为910万美元，这大大超过了约翰逊政府上台之初的援助数额。
美国对拉丁美洲工业、矿业和电力发展的援助与美国国内对拉美矿产资源的需要有很大的关系。它加强了美国对拉美工矿业的垄断和控制，使拉美的工矿业发展更有利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美国对拉美工业的投入和电力的开发也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进步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促进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公平是争取进步联盟除发展经济目标以外的又一大目标。实现社会公平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任务，它涉及拉美国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住房问题是当时拉美社会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争取进步联盟对拉美的住房问题也尤为关注。
拉丁美洲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很高，1950年，拉美有15600万人口，城市人口占39%；到1960年，人口增长到2亿，城市人口的比例增加到46%。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巴西南部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集中的地方，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70%。1950年至1960年，城市人口增长率为55%，许多大城市的人口每年增长6%～7%，然而这一时期的农村人口增长为12%，这些数字表明，农村剩余人口的一半已移居到城市。这些移居到城市的擅自占地者成为拉丁美洲最生动的生活画面，几乎每个大城市的摩天大楼附近都有大量简陋的小木屋。他们把定居点建在陡峭的山坡或河床两边这种不安全和不卫生的地方。这些农村人口一进入城市，便用手头最简单的材料：竹子、稻草、毛毡、旧木板等，通常是一夜之间就迅速地建好了木屋。当有警察或政府雇佣军驱逐他们时，男人、女人和儿童便一起守护他们的居住地。一旦守护成功，他们就用石头、泥砖和水泥等建筑更耐用的房屋。这些房屋反映了农村多余的贫困人口拼命在拉美现代化城市中取得立足点，为生存空间和经济机会而斗争的状况。如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在高层公寓和高速公路两旁，布满了到城市找工作的农村人口居住的木屋，他们大多放弃了委内瑞拉农业改革中给予的土地，成为城市中的小商贩或出租车司机。
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必然引起城市住房的日益紧张。1960年，联合国的一项研究估计，拉丁美洲目前的房屋短缺大约为4000万所。【76】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担忧，古巴就是城市问题引起政治激进主义的例子。国际开发署的官员杰罗姆·列文森（Jerome Levinson）认为，古巴革命并不是如传说所说的那样，根源于愤怒的农民所发动的起义，"运动中最活跃的分子，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在古巴大城市的成长中获得的革命信念。"【77】他还认为，因哈瓦那的腐败和政治暴力、圣地亚哥的慢性失业和政府疏忽而产生的游击力量多于因农民不满而产生的游击力量，这两个城市和圣克拉克是古巴的三个大学教育中心，对学生的政治暴力不仅使学生而且使整个教育阶层都参与到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的斗争中。农民确实参与到运动中了，但是他们没有领导革命。"如果没有城市的连续抵抗，如果没有地下武装对农村军事运动的支持，如果没有城市的政治激进主义，任何运动都不能成功。"【78】因此，拉美国家城市的现状不能不使美国决策者想起古巴的反巴蒂斯塔革命。
拉丁美洲国家的住房问题早在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施行之初就被考虑进去。《埃斯特角宪章》中写道："为低收入的家庭增建低价房屋，以取代房屋的不充分和减少住房短缺；为城市和农村中心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79】在争取进步联盟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建设低价单元房是社会投资的最简单形式。争取进步联盟的第一笔大的贷款是拨给巴拿马的760万美元的住房贷款，其次是给予秘鲁的2280万美元的住房贷款和给予哥伦比亚的1520万美元的贷款。【80】从1961年到1965年，美洲开发银行为拉美14个国家提供了住房贷款，社会进步信托基金的40%以上贷款都用于投资低价房屋工程。国际开发署提供的住房投资担保（包括45000万美元的私人投资）已建设了9万所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在约翰逊政府1964年提供的住房贷款中，哥伦比亚为750万美元，尼加拉瓜为530万美元，哥斯达黎加为360万美元，巴拉圭为340万美元。【81】
1965年，约翰逊政府对争取进步联盟的住房计划进行了冷静的评价和思考，认为美国的住房援助措施并没有给拉美的城市问题带来很大的改善。争取进步联盟的计划只是帮助了那些有固定工作的工薪阶层，而并没有帮助那些擅自占地者和贫民区的居民。计划中每个单元房的价格在1500美元和2000美元之间，一方面，由于那些移居城市的占地者不熟悉住房长期贷款的方式，因而不愿意承担；另一方面，这些擅自占地者不能保证每月有10美元到15美元的支付费，因而也无能力承担。拉美国家的国内外资源决定，拉美城市不可能为每个贫困家庭提供住房。美洲开发银行估计，拉美缺少的住房达1400万户，银行业的专家认为，拉美每年至少要建设30万所新的住房才能赶得上家庭人数的增长。对于渐增的拉美住房短缺，保守地估计也要超过400亿美元资金，过去五年里的10亿美元资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美洲开发银行的这种估计是基于美国人对房屋和建筑材料的标准和概念，还没有考虑到拉美大多数贫困人口的低收入状况。因此，争取进步联盟对拉美住房的援助计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66年4月，华盛顿的一个咨询公司——"地区和城市计划执行"机构（Regional and Urban Planning Implementation，RUPI），重新审查了争取进步联盟的住房计划，对拉美的城市问题政策提出建议，并把这一报告交给了华盛顿的国际开发署。据RUPI的报告所说，如果不对拉美的城市化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拉美的主要城市将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政治紧张，城市人群拥挤在不能忍受的环境里……比不满的农村人口更易引起政治危机……城市贫困群体的政治爆炸点比农村贫困群体的爆炸点更低，尽管后者通常在事实上更贫穷些。"【82】这个报告建议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墨西哥市和利马这样的综合性大都市的发展计划，不仅要尽力协调公有和私人的住房机构，而且要把集体或个人居民有序地带入城市发展中。基于RUPI的报告，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拉美派出指导人员以鼓励对城市居民问题的关注，并同当地政府就城市发展进行研讨。1966年1月，暴雨对里约热内卢的木屋造成了一场灾难，岩石滑动使山坡上的定居者们生命受到威胁，洪水淹没了沿岸两边的擅自占地区，造成400多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这场灾难唤起人们对他们当中存在的死亡、疾病和贫穷因素的积极反映。几个月后，美国国际开发署派由伯纳德·瓦格纳（Bernard Wagner）领导的咨询团前往巴西，巴西的政策制定者们接受了重修或改善现存农村定居者环境的新办法，而不是试图根除他们或是把他们从城市中驱逐出去。美国国际开发署将援助490万美元以帮助当地开展几个擅自占地区的修复工作。巴西国家房屋银行采纳了威格勒的建议，为主要的建设项目调动1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是每年建设40万套住房。【83】同时，1965年对外援助法把可利用的贷款从2.5亿美元增加到4亿美元，并增添了四个新的计划，其中有三个计划是用于住房的。【84】国会为美国在拉美投资的住房项目提供担保基金。到1966年6月30日为止，这些计划已经把共计1.62亿美元的贷款拨给了拉美14个国家，用以提供28500套公寓住宅，其中1.4万套正在建设中，5200套已经住满。【85】1965年上半年，社会进步信托基金分别拨给萨尔瓦多、智利的住房项目600万、200万美元贷款；【86】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美洲开发银行分别拨款270万、900万美元用于洪都拉斯、巴拿马的住房计划。同时，社会进步信托基金拨给秘鲁120万住房贷款。【87】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特别基金分别给予阿根廷1220万美元、巴西2000万美元、洪都拉斯230万美元住房贷款。【88】
但是，约翰逊政府对拉美住房的援助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资金的投入并没有使许多拉美国家完成他们的既定目标。例如，智利于1966年建立了拉美第一个住房和城市化部门，但佛雷总统在任两年后，便认识到他们达不到设定的住房目标，即在1964年到1970年期间建造36万所新的公共集资公寓。不久，住房与城市化部把私人协议建房转变为自助房，其他拉美国家也采取了这种方法。同时，美国用于改善拉美城市问题的长期公共资金越来越少。约翰逊总统发现，拉美国家的大量文盲和不断增加的对粮食进口的需要比住房问题更令人烦恼。因此，白宫要求国际开发署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教育和农业上。美国建筑商除了支持投资有担保的项目以外，住房问题被搁置起来，城市问题仍在争取进步联盟的项目中解决。
教育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也是美国在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时关注的重点领域。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中都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其教育体制仍遵循着传统的欧洲国家的模式，只是为一小部分精英所设计的。虽然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但很少有国家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这种为少数人服务的教育体制在中等教育中更为明显，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中学是私立的，并收取相对较高的费用，只有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学费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才能完成中学课程。因此，中学成为把社会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过滤出教育体制之外的"过滤器"。
文盲是拉丁美洲比较严重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许多国家的成人文盲还很多。巴西的15岁以上的学龄人口中，文盲率为39%，他们不能读懂或书写任何一个简单的符号。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文盲率更高，分别为68%和62%。同时，农村学校中完成小学六年制教育的学生人数只是城市学校里学生人数的一半，边疆地区的辍学现象更为严重，那里的入学既不是义务的，对旷课现象也没有实行严格的限制。而且，65%的拉美教师工作在城市，剩下的35%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专业教师，缺乏专业化和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中学教育设施的不完备和大学教育体制的不完善也是拉美教育存在的问题。拉美教育面临的问题是"缺乏满足迅速增多的大量新生的物质资源，缺乏足够的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学材料，缺乏足够的致力于传播知识的全职教授。"【89】
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对拉美的教育已进行了投资，但拉美的教育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离争取进步联盟的目标还很远。《埃斯特角宪章》宣称："要消除成人文盲情况，或确保到1970年为止达到最低程度，让拉美每个学龄儿童得到六年小学教育；更新和扩大职业的、技术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并培训教员队伍；加强基础的和应用的研究能力；提供迅速发展所需的胜任人员。"【90】要实现争取进步联盟的目标，约翰逊政府面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1967年3月13日，约翰逊总统对国会的致辞中，提到提高拉美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并强调："拉美国家的希望和目标是经济富强。这些国家需要远远超过他们的教室和实验室所能提供的培育人才的数目……越来越多的儿童必须上学，不会写自己名字的成人文盲必须提高到能读写的水平，大学设施必须扩充，必须为不同领域提供不同方式的科技和职业培训。"【91】在约翰逊继任总统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美国为拉美"建造了7000间新的教室，提供了150万册课本，1万名教师得到培训。"【92】当然，这些只是杯水车薪。1964年上半年，社会发展基金分别向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提供了110万美元、200万美元和30万美元贷款。【93】1964年下半年，社会发展基金又分别向智利、秘鲁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了130万美元、250万美元和90万美元的贷款，这些都用于它们的高等教育。【94】
同时，拉美的教育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拉美各国自身的努力。美国的借贷机构要求拉美国家接受的教育贷款要与它们正常的教育投资计划相适应，并对教育事业进行改革。
智利的教育改革影响深远。1964年上台的佛雷总统把教育改革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他组织了一班年轻的管理者，任命帕特斯·罗杰斯（Patricio Rojas），一位31岁的医学院研究生为教育部副部长。1964年10月，智利全国人口调查资料显示，有185000个学龄儿童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因此，政府采取了一项紧急计划，使智利注册入学的人数大大增加。1965年，新注册的小学生人数为175000，这是以前每年增加数的四倍多。智利还建造了6000所教室，能够容纳50万学生。智利政府采取了顾及不发达地区的政策，因而把1000所教室建造在农村地区，那儿是学校入学率最低、文盲人数最高的地区。在1965年到1966年间，6600名小学教师得到正规培训。佛雷政府给学校配备了厨房和用具，为学生提供早餐和午餐，给买不起制服的学生提供了制服。"在中等教育中，1965年智利政府提供了17500项奖学金，1966年提供了2万项奖学金。在大学教育中，1965年提供了2000项学生贷款，1966年是2500项。在这两年中入学的人数从占学龄人数的20%增加到25%。1966年，估计有10万个文盲已达到能熟练读写的水平。"【95】因此，教育费用在智利政府的公共费用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1965年增加了25%，1966年增加了17%，1967年增加了15%。
智利教育界还决定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为这一目标制订了一个五年计划。对于小学教育，这个计划包括一个通过更新课程、介绍指导和测验体系来减少学生辍学的活动。同时，把智利的小学教育逐步从6年制扩大为8年制基础教育，这样使原来会辍学的学生仍能继续在学校中学习。中等教育的目标是把辍学率从75%减少到35%。原来智利的中等教育包括五条路线：一般理论、工业、农业、商业和技术教育，这五者之间没有横向联系。智利教育改革的五年计划摈弃了这种单轨道体制，要求建立双轨制教育体制，一条是培养大学生的基础教育路线，另一条是为促进直接就业而传授中等技术的职业教育路线，并保持两者之间的横向交流。五年计划还要求完全更新三年基础教育以及随后的四年中等专科或职业教育的课程。中等教育的课程要充分使用教学材料。这个计划还要求加强对教职工的培训，提高教师的工作能力，引入考试、指导和评估的新体系。
位于首都圣地亚哥的教育部传统上主宰着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它不能有效地协调小学、中学和职业教育的计划，并进行管理、监督、策划和执行的工作。因此，教育改革要求分散教育行政结构，在1970年之前建立8到10个地区性教育机构。
智利的教育改革得到国际开发署和美国的大力协助，国际开发署拨出总计超过2000万美元的两项贷款用于智利需要5000万到7000万美元的教育改革计划。【96】社会发展基金在1964年下半年拨给智利130万美元的教育贷款。1965年7月到1966年7月，美洲开发银行给智利教育事业分别为120万、250万和500万美元的三次教育贷款援助。【97】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美洲开发银行再次贷款100万美元用于智利的教育改革。【98】这些援助对于促进智利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使智利的教育事业在四至六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否则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美国政府除了支持智利的教育改革以外，对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给予了很多教育资金援助。1965年1月至7月，美国通过社会发展基金分别拨款70万、150万美元，用于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高等教育事业。【99】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美洲开发银行给予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育贷款分别为：阿根廷100万美元、玻利维亚50万美元、哥伦比亚100万美元、墨西哥100万美元、巴拿马70万美元。【100】1966年下半年到1967上半年，约翰逊政府给予拉美的教育援助中，美洲开发银行仍提供了不少贷款：巴西300万美元、哥伦比亚530万美元、哥斯达黎加140万美元、海地130万美元。【101】美国在1961年到1967年期间，直接用于支持拉美教育的费用总共为1.57亿美元。委内瑞拉、秘鲁、智利和哥斯达黎加都把它们国民生产总值中的5%用于教育，拉丁美洲国家对小学教育的投资已经超过它们接受对外援助的资金数目。
美国对拉美教育的援助和拉美国家自身进行的教育改革使拉美的教育事业得到了一定改善和发展。所有拉美国家的入学儿童和青少年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在1960年到1967年间，5岁到14岁的学龄儿童的入学比例从49.8%增长到56.8%，入学人数从2400万人增加到3000万人。【102】初中教育的注册人数增加了23%，高等教育的注册人数增加了50%，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39%。2.8万间教室已经建造起来，16万名教师受到了培训或进修，1400多万册书本被分配给了拉美国家，1300万在校儿童和300万学前儿童享受到学校的午餐。【103】到20世纪60年代末，拉美成人能读写的比率为66.1%，这才使成人文盲不再成为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但无疑的是，拉美国家的教育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初等教育的辍学率还是很高，因而，争取进步联盟的目标在约翰逊政府的末期变得不切实际了。
轰轰烈烈的美国对拉美的援助计划——争取进步联盟，到约翰逊政府后期终于接近尾声了。1966年，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需要对南越政权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越来越多，美国经济援助的重点自然转移到南越政权。1966年以后，美国对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拨款开始减少。1966年，美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形式向拉美提供的经济援助为10.453亿美元，1967年锐减到6.622亿美元，几乎削减了40%；国际开发署提供的开发贷款从5.099亿美元减少到3.949亿美元，几乎削减了20%。【104】1966财政年度，争取进步联盟的实际贷款额为5.93亿美元；按估计，1967财政年度需要的债务拨款额为5.43亿美元。"【105】但是，1967财政年度，争取进步联盟的基金从5.43亿美元减少到5.08亿美元，【106】美国援助资金减少了6%。1968财政年度，争取进步联盟的预算需要是6.43亿美元，而美国的实际拨款为5.40亿美元，削减了1.03亿美元。【107】尼克松执政以后，正式抛弃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1973年，争取进步联盟泛美委员会宣布解散，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结束。在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实施的10余年里，美国基本上履行了在10年之内提供100亿美元经济援助的承诺。拉美国家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改善交通设施、提高教育水平、建设廉价住房，客观上对拉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肯尼迪政府最初提出的争取进步联盟的宏伟目标并没有实现。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经济年增长率没有达到1961年《埃斯特角宪章》所设定的2.5%的目标，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6%，远低于高达6%的人口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拉美有14个国家的农业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108】而且，所取得的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解决拉美的高失业问题，1967年，拉丁美洲国家需要的新的工作岗位至少是1亿400万个。教育、健康和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拉美每年需要建造超过100万套新房屋，17.5万以上的医生需要得到培训才能满足最低需要。【109】虽然巴西的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美国的援助资金并没有使巴西的很多改革计划得以实现。1963年到1967年间，巴西用于教育的费用在整个联邦国家的预算费用中所占的比例从9.2%下降为7.4%，【110】1964—1968年，巴西政府对教育的拨款也不正规了，一些州和大学在两年后才拿到它们每年的教育津贴，教育成为巴西政府预算中一个多余的项目，在必要时可以被省略。
其次，争取进步联盟所推崇的土地改革遭到失败。虽然不少拉美国家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但却没有付诸实施。以巴西的农业改革为例，在古拉特总统执政时，农业部努力地制订农业改革计划，但政府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利用这一计划来征收公路两边的耕地以获得农村保守势力的支持，进而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并最终颠覆古拉特政府。1964年，在卡斯特罗·布兰科总统的军事政府中，最终建立了农业改革机构，并花了两年时间开展地籍调查。调查显示，巴西拥有300万农场资产，其中2/3是耕地，并且管理非常混乱，土壤腐蚀蔓延全国。于是，农业部颁布了税收法以惩治一些大的、严重剥削的农场主，这使巴西的税收大大低于法令颁布前地主交纳的税收，因而政府没有真正敢去没收土地，巴西的土地改革仍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巴西东北部累西斯市周围的甘蔗区，人口密度很大，有40多个糖厂，其周围的农业种植供养着25万人的生计。这一地区具有多年产糖历史，农业耕作的生产率低，大规模的甘蔗种植弥补了农业产量的不足。同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和巴西官员讨论了产糖区的农业改革计划。美国通过咨询公司、夏威夷的农业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东北部每年所产的90万吨糖的价值不到这片土地合理开垦投资所获得的粮食价值的一半。于是，美国和巴西技术人员拟订了把产糖区恢复为耕地的计划，要求把土地变成佃农和无地农民的家庭耕种土地，为糖厂工人和累西斯市的市场生产粮食、牲畜和牛奶。这个计划要求种植园主把他们的土地贡献给农业改革机构以换取对其糖业现代化的资助的报酬。这个计划还建议实施一个社会投资项目，提供文化课程和职业培训。据估计，这一计划将安置10万农民和农户，需要三年的努力并要耗资1.6亿美元，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巴西各付其中一半。
实践证明，这个计划难以实施，种植园主拒绝交出他们的任何一块土地。巴西的封建官员也不愿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去实施这个包括农业、教育和公共事业的计划。美国曾利用对巴西糖的出口数量进行调节，即如果巴西不在产糖区实行有效的农业改革，美国将不以优惠的价格从巴西进口糖；并一度以债务付款的压力来要求巴西实行农业改革计划，但均没有奏效。约翰逊政府后期，美国削减了争取进步联盟的资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逐渐认识到他们不能大规模地资助巴西东北部产糖区的农业改革。因而，这个土地改革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的土地改革计划并未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大量的土地仍掌握在一小部分地主手中。
不可否认，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状况不无关系。拉美国家的农业产量低、工业化薄弱、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土地高度集中、教育和卫生事业落后，这些问题不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可以得到根本解决的。同时，拉美许多国家进行的农业改革、税收改革和教育改革都因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而流产，拉美的封建保守分子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并不真心实意地实施改革。难怪智利总统佛雷感叹："联盟的最终目标——形成公正、稳定、民主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在今天和在五年前一样遥远。"
《埃斯特角宪章》所确定的目标超过了拉美国家实际的承受能力，争取进步联盟的计划充满了美国决策者的理想主义和过分乐观主义的色彩。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思路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战后美国对西欧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但是在争取进步联盟成立的最初几年中，拉美的改革主义因素已表现出远远不像美国支持者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效，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问题远比西欧重建更漫长、更复杂。
争取进步联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实施援助拉丁美洲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其初衷并非为了帮助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发展，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这将在后文中分析，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