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战意识形态发展观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发展援助
入主白宫后，肯尼迪总统将查尔斯河学派的主要人物带进了政府的决策圈子。在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时期，查尔斯河学派的主要人物均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从而使得查尔斯河学派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外援助政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查尔斯河学派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最大影响体现在，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重心和方向。在罗斯托的设计下，肯尼迪总统对对外援助进行了重新的定位："20世纪60年代我国（美国）援外计划的基本任务不是消极地对共产主义作战：其基本任务是帮助完成一个历史业绩，来证明20世纪一如在19世纪——在南半球一如在北半球——经济成长和政治民主是可以得到共同发展的。"【58】肯尼迪总统对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重新定位，预示着民主党政府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其主要目标将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沿着"民主化"的道路发展。这一定位同时也决定了新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取向，而最能反映新政府对外援助价值取向的就是"争取进步联盟"及和平队这两个项目。
肯尼迪政府选择将拉丁美洲作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突破口，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考量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查尔斯河学派理论的影响。如戈登所言："学术界和官员的思想都深受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的影响，包括‘创造前提阶段’和‘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阶段’之类的概念。"在肯尼迪总统的这些政治策士看来，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美的几个大国和墨西哥，正处在罗斯托理论中所说的起飞的起点上。拉丁美洲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建立的工业基础以及对现代化的渴望，使肯尼迪总统的高级智囊认为拉丁美洲已经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大推进的时机已经成熟。"【59】
争取进步联盟的另一位积极推动者、担任总统拉丁美洲事务特别顾问的小阿瑟·施莱辛格也从拉丁美洲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角度，论证了美国对拉丁美洲发展援助的必要性。1961年2月12日—3月3日，施莱辛格前往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巴拿马、委内瑞拉等国访问。访问回来后，3月10日，施莱辛格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了拉美之行的报告。报告指出，拉美当前的动荡实际上是现代化的问题，苏联正在竭力显示其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必须提供经济援助，支持拉美的中产阶级革命，使拉美不致走上苏联的道路。"消费的显著增加和卡斯特罗当家做主的思想的刺激，使整个西半球的期望仍然在上升。与此同时，由于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很多人转向共产主义，把它作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途径和快捷、确定的社会现代化方式。与此同时，苏联竭力鼓噪，大量提供开发贷款，展现出自己作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实现现代化的典范。"施莱辛格提出，为了遏制苏联和古巴扩大影响，美国就必须支持中产阶级革命。"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最有利的途径是中产阶级革命，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把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推向权力，同时带来现代技术社会的必需品例如立宪政府、诚实的公共管理、负责任的政党体系、合理的土地制度、有效的税收体系、大众教育、社会灵活性等等。"这样，才能"扭转拉丁美洲近年来不断下降的经济地位，反击共产党日渐娴熟的、利用这一状况的活动，在中产阶级政党的信用丧失殆尽之前加强它们。"【60】
此外，争取进步联盟之所以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能够得以迅速展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影响的日益扩大。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古巴革命政权稳固以后，立即进行经济社会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59年5月13日，古巴政府宣布对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子公司古巴电报公司实行国有化；17日，古巴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废除大庄园制，禁止外国人占有古巴土地。据此，古巴政府征收了美国人占有的16.2万卡（约合217万公顷）土地。10月，古巴政府颁布石油法和矿业法，废除一切租让地，对外资采矿业一律课以重税。1960年7月，内阁会议通过了征用美国人在古巴的财产的法律。8月，把26家美国公司收归国有。9月，没收了美国银行。10月，古巴又把余下的166家美国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至此，古巴革命政权把400多家美国企业收归国有，总价值15亿美元。
在国际上，古巴革命政权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上的支持。1960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双方签订贸易协定，苏联保证在1960年购买古巴食糖42.5万吨，此后4年每年购买古巴糖100万吨。苏联每年向古巴提供600万吨石油（约占古巴总需求量的1/3到1/2），到岸价格比委内瑞拉石油低33%。苏联还答应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古巴实现工业化。此后不久，双方正式恢复巴蒂斯塔时期中断的外交关系。在苏联的带动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发展与古巴的关系，认购因美国的制裁而滞销的古巴食糖。6月，古巴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承诺向古巴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建设总值8400万美元的33家工厂。7月23日，中国和古巴达成贸易支付协定，中国决定在5年内每年购买古巴食糖50万吨，并以长期贷款的方式向古巴提供设备。9月，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1月8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率团访问中国，中国承诺在1961—1965年间提供2.4亿卢布的无息贷款，帮助古巴发展经济。12月19日，苏联和古巴缔结了新的贸易协定，规定苏联在1961年购买古巴食糖270万吨，并提供一系列经济技术援助。【61】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古巴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也日趋稳定，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对古巴政权的敌视态度。
美国将古巴视为在拉丁美洲最大的威胁，除了担心古巴成为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桥头堡，成为苏联阵营对拉丁美洲渗透的前进基地外，美国更担心的是，苏联为古巴设计出一套解决贫困和落后的方案，以及古巴所采取的革命性的行动，建立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在拉丁美洲树立了一个发展的异类，最终将引导拉丁美洲国家偏离美国所希望的自由主义的、以私有企业制度为基础的渐进发展道路。为防止另一个古巴的出现，仅仅简单地反对共产主义是不够的，美国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向拉丁美洲公众展示：争取进步联盟体现了一种那些正在发展道路上前进的国家普遍需要的根本性变革的理念，这些理念是美国100多年来发展的基础，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普遍使用性，尤其适合于今天拉丁美洲的发展状况。
肯尼迪总统及其政治策士普遍笃信美国社会的发展经验，认为美国的建国经历、美国的开拓和发展经历、美国的民主经历，可以为拉丁美洲邻居提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拉丁美洲国家同样可以沿着美国的发展道路，实现本国的现代化。罗斯托在墨西哥的一次商务会议上说，通过争取进步联盟，拉丁美洲人将很好地学习他们北方邻居现代化的经验。他将现代化的历程与人体的发育做类比，认为"各个国家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像人的发育"，处于现代化"孩提时代"的社会可以模仿世界上更为先进的国家。曾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及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托马斯·曼也认为，尽管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但还是有一些"经过200多年实践检验的广泛的经济原则"，如私有权利、创新的自由和竞争性的经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积极性等，这些原则和经验是美国现代化经验的精华，值得拉丁美洲各国借鉴。【62】
争取进步联盟的另一主要设计者、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担任美国驻巴西大使和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林肯·戈登也认为，争取进步联盟不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而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实施的"新政"，是将罗斯福新政的经验运用到拉丁美洲。在戈登看来，罗斯福新政是现代国家进行"有组织开发"的典范。罗斯福新政通过规范证券市场、提供住房和农业保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以工代赈，从而赋予美国经济以新的结构，并使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逐渐恢复并进入持久稳定的发展轨道。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同时取得经济进步和社会公正这两个重要方面的成就，是拉丁美洲在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基础之上推动社会经济改革与进步的学习榜样。【63】
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实施过程中，争取进步联盟的协调员莫斯科索也希望，不要将争取进步联盟看作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发展援助项目，而是将其视为"十字军"——传播美国价值观念的十字军。即通过争取进步联盟，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教化"南美大陆，使其接受美国社会公认的普遍有效的原则，推动保护拉丁美洲公众的个人尊严，为拉丁美洲社会的进步营造良好的氛围，并最终帮助拉丁美洲完成他们自己的进步事业。这样，"尽管共产主义依然是一个可怕的挑战，但争取进步联盟将向世界证明：美国既没有站在衰落的潮头，也不是消除贫困事业的反动障碍，它依然是一个‘山巅之城’，这个国家将继续为各国的共同利益传播它的经验。"【64】
在帮助拉丁美洲取得经济和社会进步方面，争取进步联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争取进步联盟则是成功的。美国通过实施争取进步联盟，成功地遏制了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传播，遏制了第二个古巴在拉丁美洲的出现。在争取进步联盟实施期间，古巴之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基本上是沿着非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着本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事业。
和平队是查尔斯河学派成功施加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和平队是196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时期的一大亮点，肯尼迪总统建立和平队的初衷是出于冷战的需要，同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加强对第三世界进行价值观念和文化渗透，属于肯尼迪政府的"橄榄枝外交"。同时，和平队也是肯尼迪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政策的调整。
查尔斯河学派对和平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从作为对外援助的内涵看，和平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是教师、工业和农业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这与查尔斯河学派的援助理论不谋而合。前已述及，查尔斯河学派的理论家认为，制约不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瓶颈之一是技术人员的匮乏。曾经受肯尼迪总统委托对和平队进行可行性研究的马克斯·米利肯认为："很多致力于积极计划使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现代化的不发达国家，在超过20甚至30年的时间里将面临缺乏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才的情况……如果他们从发达国家引进相当数量的人才，就可以至少部分弥补利用技术的鸿沟，并加速对他们国家稳定至关重要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由于这种做法是对和平有序的国际社会的一种贡献，所以符合美国的重大利益，这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立场。"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提供受过良好培训的技术工人，美国可以帮助不发达国家越过国家开发的"瓶颈"，使这些国家逐步接近"起飞"的阶段。"如果和平队能够缩短传统社会的侵蚀造成的不稳定时期，它将有助于遏制共产主义颠覆的机会。"米利肯强调："青年队的基本目标就是在世界上不发达的地区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65】1961年3月1日，在向国会递交的成立和平队的特别咨文中，肯尼迪总统强调成立和平队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外国满足对熟练的人力资源的需求"。【66】
与第四点计划不同的是，和平队所提供的不是项目设计者或作为技术指导的专家，而是直接提供发展中国家所急需的技术人员，如工程师、农业技术人员、医生、护士、教师等。这些人在发展中国家不是指手画脚，而是直接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部分地弥补发展中国家对熟练的人力资源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队不同于世界银行或进出口银行，也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国际开发署。它不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或技术、设备支持，因而一般不会直接带动发展中国家GNP的增长。它的视点在于那些被一般发展援助机构所忽视的乡村和小城镇，在于增强那里人们的自立能力，帮助相对弱势的群体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生活条件，等等。所以，和平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或某地这一层面上，和平队所带来的主要是微小的量变。然而，即使是这种微小的量变，同样不可小视。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6年财政预算报告中谈到和平队在拉丁美洲的社区发展工作时说："社区发展工作并不能产生戏剧性的统计数字，但是，它确实在改变人民，而人民在改变国家。"【67】
另一方面，和平队体现了查尔斯河学派通过对外技术援助，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的思想。和平队的直接实施者、第一任队长施莱弗对和平队的这一作用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正在掀起一场社会正义的战争，"这是一场反对无知、贫困、疾病及各种压迫的战争，正在席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变革要求采取切实的行动以解决古老的问题，我们必须展示——并帮助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展示——民主方式是最终的和最成功的解决他们问题的方式。"【68】
和平队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影响最主要体现在，这个组织的一大功能是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平队的首任长官施莱弗认为，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限制了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重新发现和使用一直使我们最强大的力量——美国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我们民主生活的生命力：庞大的私人志愿组织网络，从父母—教师协会到红十字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工作，我们的工会组织，我们的服务俱乐部，我们的商业企业，我们的镇、市、县和州政府的全部力量，我们的联邦项目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个人自由、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这些奠定美国的力量、这些民主行动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或被我们充分介绍。"【69】在另外一个场合，施莱弗又谈道："枪炮并不能改变世界，这是这个血腥的世纪所得出的伟大结论之一。美元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单纯的良好愿望同样不能。今天能够改变世界的与过去已经改变世界的是同样一种事物：一种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承担义务的、具有奉献精神的个体的服务。……和平队就是奉献于这种精神的一个群体。"【70】和平队正是通过人员交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人格化的报道——经验和了解两个方面的交流，从而使得美国有机会向其他国家人民介绍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优越性，让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人对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产生兴趣，并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也能拥有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社会制度等等。这是美国决策者建立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和平队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和平队在美国对外援助中的地位和要发挥的作用，施莱弗毫不避讳。他说，对于那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应有自己明确的目标：美国不仅是要支持这些国家，还要保证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如果这些国家能够顺利地演变为健康的民主社会，就不会对西方自由社会构成威胁。而和平队志愿者正是致力于这一"自由与和平"的事业。如作为学者的志愿者正在教授下一代人如何思考问题；从事社会发展工作的志愿者则在教育东道国的人民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组织工会；从事医生和护士工作的志愿者所展示的是，人道主义是自由与和平的首要原则。所以，尽管和平队志愿者的工作并不是处于冷战的前线，但"和平队国家"拥有10亿多人口，"如果我们同那些人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同那些人中有效的改革力量一起工作，如果那些国家加入到世界充满希望的一方，那么，我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未来、整个世界追求和平的前景将会一片变得光明。"【71】
不仅如此，和平队还在项目设置上，直接介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造，突出体现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和平队在拉丁美洲开展的社区发展项目上。
社区发展计划的最初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认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停滞了几百甚至上千年，使得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在智力上麻木不仁，毫无创新精神。具体表现为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个体对生活没有信心，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不能独立地采取行动以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这种广泛存在的消极和冷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平队的官员科比·琼斯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人的大脑的贫困"。如果和平队要想使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必须首先救治"人的大脑的贫困"。在琼斯看来，和平队志愿者就是完成这一使命的理想工具，因为志愿者代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可以通过展示美国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动摇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传统文化与大众心理的根基。琼斯分析道："正如美国人习惯于主动进取，尊重法律，近乎天真地相信人的无限可能性；拉丁美洲人的习惯则走向另一面，他们倾向于蔑视权威，对未来持听天由命的态度，怀疑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对邻居不信任，渴望任何权力及象征自己地位的东西，不愿意尝试任何新鲜事物，盲目地寄希望发生什么事情或有什么人能够帮他们走出苦海。"【72】
由此，和平队社区发展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弗兰克·曼科耶维茨这样为和平队的社区发展计划做了定位："……我们的使命是本质上的革命，社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一场全面的转变、是天翻地覆——如果你喜欢，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一场我们被授权进行的、在国家社会和经济模式方面的革命……我们谈论发展，但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和物质发展，在美国帮助下或没有美国的帮助，最终将由这个国家自己来实施。然而，一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只能通过灌输和平队所代表的一种革命精神来实现"。【73】按照曼科耶维茨的设想，社区发展计划的实施将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使它们更加接近美国的模式。
显然，和平队社区发展计划的政策制定者笃信美国文化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并希望志愿者能够将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带到世界上欠发达的地区，弥补这些国家文化中的缺陷。如受美国国会委托对和平队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科罗拉多大学在其报告中就详细阐述了这一论点。该报告指出："我国人民有一种‘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传统，他们知道如何审时度势即通过有效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我们在学校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吸收了这种‘组织能力’，即使年轻的美国人也有组织起来完成工作的经验。然而，这种品质往往是生活在其他文化类型及家长制的外在统治下的人们所缺乏的。他们希望享受变化带来的成果，但是，面对现实、分析现实、制订行动计划并按照计划行动的能力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这种能力是成功的‘制度建设’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社会的进步依赖于这种制度建设，包括创立政府、教育和工业制度。"【74】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和平队志愿者被视为美国社会文化的完美传播媒介，通过志愿者的示范作用，向东道国的人民展示美国人是如何征服各种边疆的，他们如果以美国为榜样，同样可以做到美国人已经做成的事情。很多和平队官员将社区发展计划称为和平队努力的最令人兴奋的领域。
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现代化模式，并通过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努力去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战略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可以说是支配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政策。美国的这一对外援助战略，大致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争夺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在美国看来，苏联及中国组成的共产主义集团在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发起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在某些国家夺取政权或进行其他革命活动，而在于"共产主义为不发达国家提出的那种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式"。因此，对美国而言，发展中国家对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帮助新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从根本上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其发展中到底走民主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或是别的极权主义的道路，可能会决定我们星球上的文明进程"。【75】
毫无疑问，美国在通过对外发展援助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上是有一定成效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这样谈道战后美国对外援助的成效：自1945年开始接受美国发展援助主要款额的40个国家中已经有24个不再需要或正在逐渐减少对对外援助的依赖性。而在这24个国家中，"民主制度已经获得加强，不太民主的政权也更加自由化了"。在接受美国发展援助主要款额的40个国家中，"虽然还不能排除经济进步导致政治倒退的可能性，但是在我们进行大量发展援助的国家中，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的明显特征"。尽管经济进步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民主化，但"如果没有经济上的进步，推动民主进程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76】从这一角度看，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基本目标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77】，是要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说，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现在，也可以同样方式来说明对外援助的意义。新的对外援助的哲学是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传教的场所，看作民主与反民主力量进行斗争的战场。这种哲学使和平本身成为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