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宋任穷将军恐怕要说：不对阿，我好像也就消灭了他一千多人。
看中日两国的抗日战争史料，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就是双方的公布的战果和损失往往对不上号。比如，台儿庄战役，我军宣布歼敌两万余人，日军只承认损失一万挂零，整整差了一半。要说日军造假，可那数字也精确到个位，要说国军造假，台儿庄一战日军是来不及带死尸跑的，去了那么多外国记者，也没人说中国的数字有问题；而抗战开始仅仅三个月，日军已经宣布击落中国空军飞机三千多架——这个战果足以让任何军事历史专家瞠目结舌——抗战开始中国总共不过一千来架飞机，其中可以打仗的不过区区305架而已，你就是打死老蒋，他也变不出来三千架飞机啊。
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双方出于宣传目的夸大战果，谎报损失，另一方面也难免统计错误——您能想象八路打了阻击战以后，派个通讯员去找鬼子问：“东边来的，你们死了几个？”
也有些事儿是真说不清的，比如雁宿崖之战，日军咬死了只损失两门炮，可战后土八路记者拍的照片上就至少有六门呢。
倒是日本军事史学者中山雅洋说了点儿靠谱的话，日军1945年战败的时候，曾销毁大批档案，因此，统计数字有问题，是正常现象。
但也不能说战果差异日方的数字都不可信。有的战斗，几乎可以肯定，八路军的战果数字是有问题的。比如，1944年的清丰之战，双方记载的数字有着一半以上的差异，而日方的数字，似乎更准确一些。
有朋友看到这里该奇怪了。老萨，你怎么不信八路信日本鬼子呢？以前你没这习惯啊。
别着急，您慢慢看，这回，我觉得咱还真得信他一回……
清丰之战，是怎么回事儿呢？
话说此战发生在1944年，具体的战斗历程，根据我方史料，应该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指挥打的，经过大体如下：
“1944年5月29日，宋任穷同志了解到日军纠集冀南道及下属13个县的伪保安队，欲重占清丰并实施抢粮的企图后，为了保卫群众麦收、打击敌人并粉碎其抢粮计划，遂果断决策，发动组织了清丰战斗。命令第八军分区7团，由范县龙王庄强行百里，奔袭清丰县城。清丰战斗，毙日军联络部代理部长名取正雄等7名日军顾问和冀南道‘剿共’第1军军长李铁山以下伪军官兵200余人；俘虏新民总会顾问福田稔、冀南道联络官河本定雄、肥乡县顾问竹腰常三、成安县顾问田本代助、河北省技术顾问北岛熏和日军独立第1混成旅团参事等10余人及冀南道伪道尹薛兴甫以下13个县的伪县长和警察所长40余名、伪军1500余名，解放了清丰全境。清丰战斗是冀鲁豫平原抗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毙俘日伪军人数多、官阶高、牵涉面广、影响大，使敌人遭受了沉重打击。据日军防卫厅披露：‘清丰战斗的失利，是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冀南道的保安队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这个战斗有不少没说清楚的地方。咱们得批评批评八路的同志，写战报太不认真了。
指挥战斗的人员，仅仅提了一下后来成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司令员，其实，指挥这次作战的八路，个个不是省油的灯。
宋任穷下决心打这一仗，具体指挥的却不是他，而是他麾下刚成立的第八军分区。八分区司令员叫何光宇，开国少将，最终职务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但他手下有个担架营的军官很特别，任务固然完成得好，但行军居然把手枪丢了！何光宇大骂这个军官一场，下来却提升他做了营长，因为何觉得这个军官工作完成得好，认错态度恳切，人也诚实，有培养前途。
这个军官叫田纪云，后来的******副总理。
何光宇部下比自己名气大，他的政委比他的部下名气更大，这个人就叫万里。
参战攻城的主力第7团，号称“老七团”，起家于红一军团，资格老得可以追到南昌起义，是冀鲁豫军区四个甲等团之一。这个团的团长叫杨俊生，平型关负过重伤，狂得很。杨勇有一次批评，我们有些同志，动不动爱说“老子天下第一纵”、“老子天下第一旅”、“老子天下第一团”如何如何……这里面的“老子天下第一团”，说的就是杨俊生。
不过杨俊生的确干练，打清丰不但率先破城，而且缴了日军的汽车——缴了汽车没司机怎么办？老杨厉害，让支前民兵拿绳子一辆一辆拉着走，愣让他给拉回根据地了！
日后的杨俊生，是北京卫戍区政委、二炮司令员。
单单一个7团打一座县城有点儿困难，实际上也有不少地方部队助攻，比如四分区的政委张国华就亲自带队来参战。
张国华何许人也？18军军长，1959年西藏平叛的总指挥。
对了，杨俊生的参谋长徐仲禹，是打过大渡河的老红军，退役时济南军区参谋长，本来也应该挂将星的……
说实话，一个上将领衔，一个中将助攻，两个少将破城，够给清丰的鬼子伪军面子了吧？估计当地井里都得有黄龙出没。怎么战果上还会有问题呢？
那有什么稀奇？前两天在日本旧书市场淘到一本《北支那特别警备队战友会报》第7期，里面有个叫富川的日军少佐写有一篇回忆文章涉及此战。富川参加“北支那特别警备队”之前，曾在驻邯郸的日军陆军联络部（又称指导部）担任指导官，1944年5月27日，上级通知他代表联络部去清丰参加指导官联席会议。因为富川正在害眼病，代理部长名取大尉只好代替他前往，结果一去不复返，在八路军的进攻中“散华”。
他在文中提到：“集数年苦心整顿的五千保安队精兵，一朝散尽，从此冀南道局势坏溃不可收拾……”
等等，五千精兵？
土八路的战报里，击毙日伪军两百多，俘虏一千五百多，怎么也凑不够五千的数儿啊，莫非富川谎报军情？
带着兴趣老萨找了找资料，结果在日本防卫厅所编《北支的治安战》第2册里，真让我找着此战的记录了。
“……于是，从清丰、大名、南乐各县保安队中选拔精兵，在各县（日本）指导官的督导下，部队在南乐、大名集结，编成了兵力四千八百人的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5月23日进击清丰……”（P387）
哦，还真差不多有五千啊。
再往下看，老萨忍不住要拍桌子了——这土八路怎么搞的，战果不对啊！
按照被视为日本战史权威资料的《北支的治安战》中记载，日伪军在清丰之战中，共出动了约五千二百名作战人员，而战后收容的，不过三四十人而已。如此算来，日伪军此战损失（包括伤亡溃散被俘）足有五千，损失率超过99%。
这一仗，打得也太狠了点儿吧？
是土八路算错了账，还是皇军被打昏了头？
让我们来看看日本战史中对这一仗是怎么写的吧——日军称此战为“清丰事件”。
5月29日，清丰事件发生。这是在日军警备系统调整过程中发生的悲剧之一。根据幸存者的回忆，这一事件的概要大体如下：
河北省冀南道的清丰县以北，是独立混成第1旅团（小松崎力雄少将）的防区，濮阳县以南则为第35师团的防区。当时，由于此处位于与山东省的交界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这里的农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并逐渐发展起来，势力不断增强。大名、成安县是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南乐、清丰、内黄、观城、朝城县则划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濮阳县属第四军分区。独立混成旅团采取新的警备方针，5月中开始重新布防，要点在于逐次将分散部署的小部队集中起来设防。这样，不通铁道的清丰县由于孤立被决定放弃。（所谓新的警备方针，即以中国军警[即伪军——萨注]代替日军负责治安良好地区的警备任务）
“对此，在支那事变[即抗日战争——萨注]爆发以来，一直在当地从事部署宣抚班、建立县政权、培植新民会等进行努力的各县联络官颇有一些人很不赞成。这是因为，这样将造成坐视有友好关系的中国人[即汉奸——萨注]被消灭的局面，会给中国方面造成重大的心理影响。这不仅是军事上，而且是政治上的败退。为此，川本道联络官努力说服邯郸的陆军联络部部长加藤次郎大佐，决定由中国方面的保安队[指伪军——萨注]单独完成夺回清丰县并据守的任务。于是，在各县联络官的指导下，从各县保安队选拔精兵（主力来自清丰、大名、南乐的保安队），组成了总兵力四千八百人的冀南剿共保安联军，5月23日向清丰县发动进攻，轻易地夺回了这座县城。”
到此为止，日伪军的进展颇为顺利。不过，其中颇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首先，需要对当地日占区的敌方军政组织作一说明。
在华北日占区，日军控制地方通过三层力量。
第一层是日军部队，这是日占区敌军的主力。例如上面提到的日军独混第1旅团和第35师团。他们的战斗力比较强，是敌占区的防守骨干兵力和机动兵团。但是，日军作为军事部队，无法完成对地方的掠夺，不得不依靠组织伪政权来实施。抗战后期，华北抗日武装日益发展，而日军总兵力有限——连高等近视眼和轻度痴呆都送上战场了，从本土再调兵来不可能，只好靠发展伪军担任守备任务。这些伪军名义上也是在伪政权属下的。例如，文中提到的冀南道，就是汪伪政权在冀南14县设立的伪政权，最高官员为驻邯郸的道尹（就是那个在清丰被抓的倒霉蛋薛兴甫），以下13个县则有县长，均为汪精卫伪政权任命的官员。冀南道所属伪军主要为警备队，即文中提到的保安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刘熙明在《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称冀南伪军有不少是当地红枪会等地方武装收编而成。不过，从日方史料看，除了这些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地方武装以外，邯郸道道尹有一支直属的精锐教导队。这支教导队由日军军官指挥，由两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组成，骨干均为效忠于日军的朝鲜籍士官与伪满军校毕业生。这支部队也在清丰之战中被歼灭。
不过，所谓伪军和伪政权，由于毕竟是中国人组成，除了少数铁杆以外，对日军的忠诚度极为可疑。即便是肯认贼作父的汉奸，其人品也决定了他们在日军战事不利时必然跑得比日军快。事实上1943年以后华北伪军和警察士气普遍低落，通八路或通重庆根本不是新闻。比如****在1943年11月《对敌斗争报告》中提到“五分区某城伪军五百，关系即占二百……”国民党的档案材料中也称，冀中高阳一带日占区“各村派往敌碉堡及敌据点之联络员皆为奸党[国民党档案中对共产党的称呼]村级地下党员”。
靠这种伪政权来帮助日军统治地方，那冈村宁次中将近乎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所以，在日军和伪政权之间，还有一层，就是派驻伪政权的日本联络官和宣抚班等日方行政人员。这些联络官们，表面上是顾问的职务，实际隶属于日本特务机关，是伪政权的太上皇。他们才是当地真正的行政主官和伪军的控制者。1942年12月，周佛海曾请求日军更换这些联络官，称他们控制着汪伪省县政治、军事、经济的大权，应该由汪伪方面提名或批准。这一要求当然不可能被日方接受。在冀南道，道尹薛兴甫上头的太上皇，就是道联络官川本，那个精锐的教导队，一方面是薛道尹名义上的卫队，一方面是川本控制薛的直属部队。而以下各县，每个县还各有一个县级联络官。
这些联络官由于隶属关系的原因，与日本驻军一军一政，并不互相统属。协调他们的机构，就是加藤次郎大佐主持的邯郸陆军联络部。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日方战史中自欺欺人的一面。从文中可以看到，日军撤离清丰县，完全是因为遭到八路军四面压迫的原因。但日方绝不承认，一面说是在八路压迫下放弃，一面又说是为了实行新的警备方针——所谓新的警备方针，即“在治安良好的地区”用伪军代替日军设防。连日军都从清丰给吓跑了，这地方能叫“治安良好”吗？
历史上的清丰，这时只能叫“遍地八路”，不但八路主力常来常往，而且县大队建起来了，区中队建起来了，武工队在日伪据点周围“横行”。日军撤离没几天，伪县长张裕元就吓得于1944年5月10日弃城逃往大名。此时这个区域的八路异常活跃，清丰之战的同时，四分区还拿下了邱县县城。
不过，轻易夺回清丰的日伪军政人员此时却是士气大振。
川本指挥伪军攻占清丰后，最初时刻防范八路军的反击。但是，尽管敌军严密设防，八路却似乎毫无战意，一派平安无事。一连数日，日伪军的警戒逐渐松懈下来，觉得八路不过如此而已。此时，恰值各县日军联络官的例会会期，既然各县的太上皇都在，川本索性把这个本来应该在邯郸开的会搬到清丰来开了。
“此后，****方面一无反击，因为各县的联络官云集于此，为了鼓舞士气，干脆将5月的联络官例会改在清丰县城内进行。28日晚，陆军联络部部长代理名取正雄大尉、道公署薛道尹在冀南道教导队三百名官兵的保护下来到清丰。”
与此同时，太上皇们要开会，各县的伪县长和警察所长们纷纷收拾行囊，也赶来清丰。小小的清丰县城周围，挤了差不多五千人马，一个道尹、一群太上皇还有十三个县的县长和警察所长，真比赶集还热闹。
然而，皇军不知道的是，八路打仗，从来都是乘你不备照后脑勺上砸的……
26日，在得到准确情报后，八分区首长命令7团团长兼政委杨俊生，参谋长徐仲禹率部出击清丰。为了攻击更加有效，除了请调四分区一部参战，清丰、南乐、观城、范县县大队配合（鬼子搞剿共联合军，咱们也联合一把），另将分区的宝贝炮兵连、特务连统一交给了“老七团”，一旦攻城不下，就准备拿炮轰。
当时八路军炮很少，炮弹更少，一个团打五千敌军的仗，居然把炮推到前沿去打，要是拿不下来，土八路以后是不准备过日子了。
7团于1944年5月28日，从范县龙王庙麻口出发，日行140里，黄昏前到达距清丰城30里之六塔，稍事休整，协调友军，即下达攻击令，当晚10点，杨俊生兵临城下。
一天跑了一百七十里，充分显示了八路军的长途奔袭能力。
但是，鬼子也不是吃素的，杨俊生虽然隐蔽，行动还是被日军发现了。发现八路军向清丰移动的，是日军驻大名警备司令藤坟大尉。
对于八分区炮兵连是否参加战斗，史料仍有分歧，不过土八路打清丰的确是用了炮。这倒也不稀奇，老七团就有炮，而且是两门，是该团的王牌武器加招牌，在《中国骑兵》“插花楼之战”中描述过这件事：花楼之战中，也提到清丰战斗中参战的特务连，那个连的战士在朱老家村攻坚的时候曾经用缴获的日军毒气弹发动了八路战史上大概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宗的化学战。
每次老萨把129师或者杨成武独立团的老底子称作土八路，总是遭到质疑。其实，老萨的意思是当时的八路无论老的还是新的无一不土，要找洋八路只能去看白求恩，但打起仗来别管是东洋鬼子还是西洋鬼子这些土八路照样收拾不误。这个土，足以名传千古，光荣无比。
八分区当时新建，老上级曾思玉也参加了清丰之战，曾思玉中将的回忆中提到过此战：
“1944年5月中旬，我和段君毅带领部队从保卫麦收战役胜利地返回到颜村铺。这时，我们就接到清丰县基干大队付学楷、政委李斌送来的情报，要求我们消灭日本顾问团，解放清丰城。段君毅政委一看，非常积极主张攻打清丰。他一再说：‘曾司令，这是一个好战机，抓住这个战机，消灭日伪军，解放清丰城，武装保卫麦收。’我同他说：‘段政委，我们一面上报军区，一边机动七团，分区特务连，炮兵连到六塔集结，由七团政委杨俊生、参谋长徐促禹统一指挥。乘敌立足未稳奇袭清丰城。’”
话说八路虽然行动隐蔽，但日军的耳目也很灵便。就在杨俊生率部到达六塔的同时，驻大名的日军也发现了中国军队的集结。土八路大举活动，如果换在1942年，估计日军会立即组织个扫荡什么的。可现在是1944年了，已经被打得没了锐气的皇军轻易没有这样的勇气了。29日，大名日军警备队长藤坟大尉匆忙赶到清丰，报告八路要来的消息，请求在清丰的日伪军立即撤离。
不过，正因为拿下清丰城而得意洋洋的川本等人根本听不进去。
日方史料如是记录：
“29日，道尹[指伪冀南道道尹薛兴甫——萨注]亲自安排县城的警备部署后，与各县联络官在原警备队队部召开会议，讨论粮食、棉花的收买、清丰县的布防等问题。会议进行中，大名县警备队的藤坟大尉带着一个小队的警卫部队紧急赶到清丰，请求各部火速撤离。但是，意气风发的各联络官拒绝了这份好意，会议一直开到傍晚。当夜，当大家都睡着以后，****军的袭击突然开始了。”
从这一段来看，日军也有一个小队（50—70人）参加了清丰之战，并在战斗中被歼。根据《北支那特别警备队战友会报》，藤坟大尉曾被用担架抬到邯郸汇报战斗经过，此人叫藤坟，看来或许祖上就善于“腾坟”给战友……
而****方面的材料曾经提到，这批日伪官员是在清丰研究抢粮问题，打清丰主要目的在于“粉碎敌人抢粮计划”可见对敌方动向了解极为准确。
至于为什么这样准确，恰好材料中提到进攻清丰的战斗中，有地下党里应外合。
至于清丰城里为什么有地下党，想想那里集中了好几千伪军，要没有八路的“关系”，那才叫奇怪呢。
战斗打响了。
《攻克清丰城 全歼日伪军》是这样讲此战的：
7团2营5连发挥了夜战、近战、巷战的特长，在炮兵火力掩护下，迅速从清丰城东北角架梯登城，打退敌人七次反冲锋，巩固了突破口，其他部队也陆续拥入城内，敌军龟缩在伪县府小寨内，负隅顽抗，妄图固守待援。
“为消灭这一顽敌，7团2营5连在副连长陈景玉带领下，组织4班、5班十八勇士，担任突击组，他们奋勇突进围寨，向敌碉堡投掷手榴弹。这时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向突击组扫射，当场有九名战士壮烈牺牲。5班长段玉生、4班长齐鸿臣同战士张金祥、王金宝、王中得等冲上去，他们先后也被敌人射中，倒在血泊中。在只剩六人情况下，尽管浑身是血，仍坚持同敌人拼搏，坚守住突破口，粉碎了敌人的突击，把敌人压缩在寨内房子里，直到副连长带着第二梯队冲上去，他们又继续向敌人冲锋，终于消灭了这股敌人。其余残敌见势不妙，仓皇向西北突围逃窜，我7团4连、6连和清丰、南乐基干大队予以当头阻击，在旷野中，以猛烈炮火，全歼敌人，无一漏网。至上午10时，清丰城日伪军全部被消灭干净。”
看来，这一仗土八路是动了炮。
而日方《北支治安战2》中，是这样叙述此战的：
保安队各部试图在城墙上布防的时候，整个县城已经被团团包围。随后，双方在全线展开激战。半夜3点，东关首先被突破，****军冲进城内。在这种情况下匆忙调集的保安队乱作一团，东逃西窜，完全丧失了战斗意识。不久，名取大尉下令利用天亮前的黑暗掩护，全体开始突围。
“但是，被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向外突围是十分困难的。到第二天晚上为止，已经打到最近的南村集（南乐南方约10公里）的日军增援部队，能够迎出来的人员不过日本人8名[应该包括那名命大的藤坟大尉——萨注]，保安队员三十余名而已。”
从双方对战斗进程的描述来看，都是东关先被打下，随后日伪军试图突围，结果在突围途中被全歼（五千多日伪军突围合计三四十人，似可算全歼）。只是双方描述的要点不太一样，八路军对战斗中的功臣烈士描述较多，特别强调了攻打敌军最后据点县府大院的战斗，而日伪方面强调破城前后伪军的混乱。
从战斗过程中可以看出几个有趣之处。
首先，那位薛道尹的“亲自”布防，水平很成问题。他把部队放在城中，却没有认真防守可作工事依托的城墙，在已经有警讯的情况下依然摆这样一个“鳖在瓮中”的阵法，属于哪位兵法家传授，实在费解。在讨论此战时，有朋友认为，进犯日伪军大约五千，当时的清丰县城可能驻不下。但是，也有一位清丰籍的朋友来信，认为当时日伪军都住在城内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抗战前清丰颇为繁华，城虽然不大，但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叫做普照寺（原名圆明寺），还有几所学校，最大的是清丰师范，都可以驻兵。特别是1944年5月，因中日两军在清丰反复拉锯，居民大多逃跑，日伪军并不愁住宿之处。他家本住清丰南关，仗打完了他祖父回家看房子有没有打坏，发现房子都被马草和粮食塞满，原来是伪军打清丰，怕八路军坚壁清野，携带并在四乡征抢粮秣，人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批东西后来都被八路分还给老百姓了。日伪军还从邯郸拉来了戏班子（估计是那位薛道尹带来的），打完仗南大街上到处扔着锣鼓响器和行头，但戏班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明明日伪军四五千，面对一个团为主力的八路却觉得到处都是敌人，被“重重围困”。
当年国民党军新1军在东北有被俘的军官不服气，说****每次都是几个打一个，凭着人多。有位明白人张正隆先生说了，进东北的时候国军可比****多，这种情况下老是让人家几个打一个，只能说双方的指挥水平的确有差距。
这回，曾思玉、杨俊生是不是用兵如神暂且不说，日伪军跟中国足球队一样的布防水平倒是大有帮忙的意思。
日伪军布防的混乱，还在于其指挥系统的紊乱。从实战来看，八路军攻进清丰后，伪军基本失去指挥。那位薛道尹的指挥能力再没体现，实际指挥战斗的是邯郸日本陆军联络部来开会的名取大尉——此人既不是那支“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的指挥官，也不是薛兴甫那支战斗力还不错的卫队的指挥官，连清风城里最大的日军成建制部队，大名来的那个步兵小队也不隶属于他。他可能仅仅因为军衔和官职最高，被临时推举为指挥官，所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螃蟹钓桅杆——悬空八只脚，大概指的就是名取大尉这个情况了。
这要能打好才怪呢。
从记录来看，八路军打伪县府还是费了些力气，这应该也不奇怪。因为薛兴甫那个“三国混成”的卫队，还有藤坟那个日军小队，肯定都在这儿。说起来也有好几百兵力呢，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被打乱了阵脚，闹不好真能死扛一阵子。
说着说着，忽然发现，这名取大尉是“散华”了，那藤坟大尉怎么跑出来了？
都是大尉，这命怎么就不一样呢？
根据藤坟大尉自己的描述，当战斗进行到城内的时候，名取大尉命令突围。当时行动的序列是以藤坟大尉的一个小队日军当先，薛道尹的卫队保护各位昨天还“意气洋洋”的联络官们随后跟进。
在和八路军交手之前，藤坟大尉的部队首先和塞满街头的伪保安队发生了冲突。这些失去指挥或者半失去指挥的伪军漫无目标地乱窜，根本不听日军让路的命令。为了加快速度名取大尉命令开枪作警告射击，但有的伪军竟用掷弹筒还击，当场打死一名日本顾问，对空中鸣枪警告很快变成放平枪支的对射。
藤坟大尉带领指挥班拼命保持全队的队形，排除伪军乱兵前进，随即和迎面而来的八路军发生了战斗。藤坟奇怪地看到保安队也在和保安队相互射击。
富川少佐对这次战斗深感“痛切”，他表示此次作战的保安队都是从各县抽调的精锐，如果是在白天，并有良好的组织，其战斗力应该在八路军之上。但是，在“两万名（不知道日军是怎样统计的，7团一个团居然有两万人）”八路军的攻击下，陷于“二重、三重、四重”的包围之中，这些保安队员因为来自不同的县，负责的日本联络官又都不在部队，所以黑暗中不知道怎样战斗，很快就被打散。此后在冀南日军再也无法组织起这样“有力”的保安队队伍。
但是对于名取和藤坟等被围日军来说，他们对于这些“有力”的保安队一点儿好感也没有，只觉得他们不但不能作战，反而成为突围的障碍。突围部队遭到强有力的阻击。由于八路军善于野战，其战斗力在夜间越发强悍。藤坟大尉带伤突出重围，身边只剩两三名士兵，后续人员没能跟着突出。听到四野都是枪声，藤坟感到回头救援已经没有意义，只好向南村集方向退去。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城墙上去指挥保安队，而后突围出来的南乐县日本联络官松田称攻城的中国军队作战队形严整，火力搭配合理，有一名军官镇定自若地“阵头指挥”。松田认为这个军官很可能是日军中一直传说的“山本队长”。
所谓“山本队长”，是当时华北日军中一个至今弄不明白的传说，据说是一个投了八路的日本军官。这个“山本队长”为何会投八路，有种种说法，有说他是因为导致相好的慰安妇怀孕，因慰安妇被强迫堕胎致死，叛变出去的；有说他是日本的共产党，作为军事人才，受苏联的命令随军到华北寻机加入八路军（这个曲线比国军那个“曲线救国”更神奇）；有说他是揭发上层军官指挥错误，遭到打击后一怒投了八路施展指挥才华的。总之，这个“山本队长”很熟悉日军情况而又不共戴天。于是，有时一贯游击的八路忽然打了一个精彩的正规战，日军就常常会将其归为是碰上了“山本队长”。因为这种传说毫无根据，所以会出现昨天“山本队长”还在河北打掉了日军一个小队，今天就跑到山西破掉某个炮楼的事情，更显得此人奇妙无比。
其实，这个幽灵一样的“山本队长”的存在，不但日军上层从不承认，在八路军的资料中，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推测“山本队长”的最初真身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军官或士兵，后来被日军神化了——可能日军觉得输给土八路太丢脸，如果输给某个日本军官指挥的土八路，多少还有些面子。事实上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除非极特殊的场合，都被严格禁止参加战斗，就算真有个“山本队长”，也不可能让他指挥八路作战。土八路看着土实际可不土，像李运昌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刘伯承干脆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出来的，有条件打正规战的时候个顶个都是好手，日本人对八路是大大地不了解。
不过，在老七团还真有一个“日本八路”，而且大大有名，此人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教导旅第七团炮兵连上尉炮兵教官”——水野靖夫。水野靖夫是1939年8月1日，在梁山战斗中被俘的，原名保谷政治，至今活跃在中日友好的活动中。
说来滑稽，当时八路军上下都不讲究军衔，朱德，彭德怀和普通士兵的着装几乎没有差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时候，国民政府曾给八路军高级将领颁授军衔，比如贺龙是中将师长。但是土八路根本不把这玩意儿当回事儿，贺龙连中将制服都给了马夫。只有水野靖夫是个上尉，这实在有些另类。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水野靖夫来自军阶等级十分森严的日军，再怎么改造从小形成的潜意识很难改变，给他个上尉军衔，就跟让勇敢的战士入党一样，可以极大地鼓舞他的工作士气。
不过，据考证，水野靖夫上尉并没有参加清丰之战，所以松田的推测一点儿也不靠谱。
要是让萨来推测，这名指挥若定的军官，倒更可能是杨俊生团长手下头一个善攻城的——2营5连副连长陈景玉。根据中方史料，正是他指挥的部队用云梯爬城，率先打开清丰东城。后来，打清丰县政府（当地人称“二道城”）的时候，7团炮兵连用92步兵炮炸开一个大洞。又是他当先组织突破，率突击队由洞口冲进去，占领了东北角炮楼，掩护后续部队攻进去，取得了最后胜利；几个月以后的肖垓之战，也是陈景玉率部当先破城，打垮了伪军刘本功部。日军用五米宽、两米深封锁沟建立的郓鄄防线就此断裂。当时他已经被提升为连长了。
水泊梁山五虎大将中双枪将董平诨号“董一撞”，原著中说：“是梁山上第一个惯冲头阵的”，杨俊生每到攻坚，经常让陈景玉指挥突破，陈景玉就是老七团的董一撞！
日方突围人员，都无法说清未能突出人员的命运。根据当时情形分析，很可能藤坟突围后，名取等人的后队未能突出。我军的文献中称外围部队用炮——估计是迫击炮打了日军突围部队。名取等退回县府“二道城”试图死守，结果被八路军突破，名取大尉、道联络官（总顾问）川本、五个县级日本顾问官、伪冀南道“剿共”联军第一指挥官李铁山（找不到此人资料，估计只是联军第一队的指挥官）被击毙，伪道尹薛兴甫、新民总会顾问福田稔等一批日本顾问，十三个伪县长、四十多个警察所长被俘。
至于日伪军的下场，八路军的纪录是击毙两百，俘虏一千五。可以肯定这个数字是错误的。首先，八路军没有详细记录日军死伤人数，实际此战应该歼灭日军一个步兵小队大部，冀南道道卫队中的日籍以及朝鲜籍官兵也大多被歼。其次，伪军被击毙的人数当在两百以上。
这是因为，《北支治安战》中记载，日军独混第1旅团调动两个大队，三天后重新攻占清丰县城，在县城内外收敛了“尸体数百具”而后撤回。这些尸体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八路军公布的毙敌数字。富川少佐当时扶病到场，收敛了名取大尉的尸体，并将其遗留的腰带、眼镜等物品寄给日本的家属。
但是，几百具尸体，加上一千五百俘虏，还是无法和出征的五千保安队对上号。
其他的伪军哪儿去了呢？
那就应该去问曾国藩了——伪军的保安队近乎团练，曾国藩最善于组织这种团练式的武装。但是，和共产党“保家卫国”，建立子弟兵的观念不同，曾老板的看法是，团练式的武装，不能在家门口打仗，要打，就拉到外面打去。
这是因为，在家门口打仗，团练武装的士兵——乡勇本乡本土，熟悉环境，一旦交火不利就会跑掉，往亲戚家一躲，军队的人根本抓不回来他。而到了外地，人生地不熟，纪律上再差点儿，落单了都可能被老百姓拿粪锄子砸死，还有哪个乡勇敢不死战呢？
估计，没被八路干掉的伪保安队，因为是在本乡本土作战，一被击溃就纷纷散伙，逃回家去了。根据中方资料，八路军此战是速战速决，第二天上午结束战斗后，为避开日军报复性攻击暂时撤离了清丰，大约打扫战场和清算战果都不彻底。所以日方记录的损失，和八路报的战果有如此大的差距。
不过，即便是跑了效果也和歼灭差不多。《北支治安战》中描述此战后果：“冀南道的保安队因此战斗力急速衰落下去。”而八路军士气因此高涨，不但在日军第1混成旅团撤离后，重新占领清丰，并越发加强了对日占区的攻击。“此后，南乐县遭到袭击，松田联络官以下全部战死，第二年，大名城也遭到攻击，百田联络官战死。”
从这个角度看，土八路即便数错了数，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