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春天到了，就可以和母亲团聚了，母亲的身体就会像天气一样一天天好起来。
可这一切竟成为一个永远的梦。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一定去北京。”这是母亲在电话里再三说的话，可是没有等到春天，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
今年的冬天格外冷，我不知是严寒的天气让母亲突然离去，还是母亲的离去使我内心倍感寒冷；今年冬天的风格外大，雪格外多，母亲走了。
去年当母亲查出患有小细胞肺癌，一家人都在四处寻医问药的时候，母亲却悄悄地去问大夫：“我这病还有没有希望？如果没有希望我就不治了。”面对大夫不解的神态，母亲十分平静地说：“我不想拖累我的孩子，到最后让他们人财两空。”
在我的坚持下，终于将母亲从东北老家接到了北京。病情刚刚有所控制，母亲就匆匆出院，执意又回东北。我以为母亲忍受不了放、化疗的痛苦，父亲告诉我：“你妈觉得北京消费太高，什么都贵，怕你负担太重。
也不想让你每天往医院跑，影响工作。”
我惦记母亲的病情，每次电话里母亲都安慰我：“我挺好的，你放心吧。照顾好自己，别让妈惦记你。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一定去北京。”
春暖花开，成了我内心的一个期盼。在我的心目中，等春天到了，就可以和母亲团聚了，母亲的身体就会像天气一样一天天好起来。可这一切竟成为一个永远的梦。
母亲当了一辈子的老师，曾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六七十年代，在当时的教育方针下，学校曾一度将学生分成很多极富时代特点的“专业”。
平日学习成绩好的以及一些有“关系”、有“路子”的学生都去了“红医班”、“文艺班”，而一群家境一般、成绩又不太好的淘气小子组成了“木工班”。母亲主动要求担任“木工班”的班主任。那些日子，母亲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星期六还要去家访，和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十多年后，在母亲60岁的时候，这些已是人到中年的汉子携妇挈子自发地聚集一堂，将母亲请到当地最好的酒店，每个人向鬓发斑白的老师恭恭敬敬地行礼，然后一一介绍自己目前的工作和家庭。有意思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木工，倒是有不少已经当了厂长和经理。那天，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回到家里还一个劲儿地说：“这么多年了，他们都没忘记我。”
我曾在北大学习、工作了整整十年，这一直是母亲的一个骄傲。做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始终认为能在北大当老师是一种荣誉。八十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北大，母亲很遗憾。转眼又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我先后担任过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国企集团的副总裁、海外财团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但母亲始终认为这些都不如在北大当老师。我曾半开玩笑地说：“我要是还在北大任教，没准还住筒子楼吃食堂呢。”母亲却摇摇头说：“这些并不重要。”尽管母亲自己过了一辈子节衣缩食的清贫生活，可在她的心目中，钱并不重要。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出差。每次将在国外和外地拍的一些照片给母亲看，母亲总是爱不释手，一定要戴上老花镜一张一张仔细端详。一次，母亲一边翻看我在日本海滨的照片，一边带着遗憾对我说：“你妈这辈子连海都没见过。”我说：“那还不容易，以后我带您去看大海。”如今母亲走了，可我却未能让她实现这个愿望。母亲在时总觉得来日方长，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追悔莫及。
1月13日，长春气温达到零下39cC。原本只准备进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没想到最大的告别厅里站满了前来为母亲送行的人。他们当中有的甚至是冒着严寒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来的。送行的车队排成一条长龙，驾驶灵车的司机忍不住问我：“你母亲是什么官儿？”我说：“她从来没当过官，她是个老师。”那天的灵车开得非常平稳，仿佛生怕惊动了熟睡中的母亲。
母亲走的时候还不到63岁，以现代医学的观点应该还算年轻，这令我倍感痛心。惟一安慰的是，母亲是和我一起迈进二十一世纪的，她亲眼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如今北京的街头到处是盛开的春花，在融融的春光里，我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静静地等母亲回家。
（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