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传染病（古代称瘟疫）暴发达700余次，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结核、麻风、疟疾、血吸虫病等疾病灾害都曾经发生过。而对于传染病的预防在我国也由来已久，早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预防传染病的记载。汉代起，医书已对传染病重点加以关注。其后的医书中对天花、狂犬病、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这些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防治经验对近现代流行病的预防治疗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近代中医药在抗击“非典”（全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甲型流感中的显著效果就验证了这一点，也增强了我们对中医药的信心。
9.1东汉末年的传染病防治
古语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战争和自然灾害频发，这也是东汉末年成为我国传染病流行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原因。重灾区发生在长江以北地区，数十年间，传染病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有的村庄村民几乎全部死亡，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地方官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这时的朝廷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惨状。东汉末年暴发的这种传染病，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且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在其发生初期，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鉴于传染病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古代中国从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如顺应节气、巫术的精神控制、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患者隔离等。当瘟疫流行时，一些医学家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方法都成为了医学史上宝贵的财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也是传染病流行的受害者，他的家族本来有200余人，但在不到10年的传染病流行期间，竟有2/3的人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正是在不断地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在总结治疗疫病经验的基础上，张仲景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也是对两汉时期流行传染病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其中的方剂被人们称为“经方”，沿用至今。
9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大事记科普通鉴·中医乾坤《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学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对伤寒和杂病在诊断与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多种外感热性病的专著，共10卷。张仲景在书中提出用望、闻、问、切4种方法来分析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病的原因。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300多首方剂，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
9.2金元明清时期的传染病防治
金元明清是我国传染病暴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也造就出一大批杰出的防治传染病的中医学家，他们在与传染病的不断斗争中逐渐总结出了一整套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理论，留下了很多宝贵临床经验。而其中最著名的就当属吴有性和他的《瘟疫论》了。
吴有性，字又可，号澹斋，明末吴县（今属江苏）人，居太湖洞庭山，吴有性生活于明王朝行将倾覆之际，当时饥荒战乱，其中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传染病流行，蔓延势烈。由于当时一般医生墨守治伤寒的方法，没有临床效果，以致患者“不死于病，乃死于医”。吴氏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基于这一认识，他对传染病“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于是其不辞劳苦，深入疫区，不顾个人安危，经过长期细致的观察、比较，在总结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认真探讨实践后，著成《温疫论》2卷、《补遗》1卷（1642），为我国医学提供了传染病学的专门论著。
吴氏一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包括一些疑难大症，且往往是出奇制胜。他重视事理，不轻信书本，富有创新精神。如《温疫论》曰：“疫邪传里，胃热如沸，蛔动不安，下既不通，必反于上，蛔因呕出，此常事也。”每见医家引经论以为脏寒，蛔上入膈。又云：“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以为依经傍注。坦然用之无疑，因此误人甚众。”另外。他治疗疾病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患者负责，明知患者必死，还尽力予以救治。诚如他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含药而亡。”
吴有性在《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称“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疫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书中指出疫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或接触传播，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疫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疫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源自《黄帝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9.3现代中医药的传染病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