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贸易进出口总额均居全国第一位。深圳不仅外向型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其产业格局在全国各区域中也最为合理。
在政治领域，深圳亦不断尝试体制改革，1983年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民主直选改革，1988年提出的“行政主导+立法委员会”的政改构思等，都曾引起轰动。也只有在深圳，方有如此宽松氛围。2003年提出的“行政三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因遭遇巨大阻力而未能顺利推进；如今，深圳重新启动三权分立改革，该改革为目前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程度最深的一次。
深圳的民间政治创新环境相对宽松。2003年，深圳出现市民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同年，网民“我为伊狂”写的一篇网络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了深圳社会的反思，并且得到了与当时的深圳市长于幼军对话的机会；2005年，行为艺术家舒勇在深圳最核心、最繁华的深南大道上打出“九问深圳”的户外广告，也被当时的官方所容忍。
在本次的综改总体方案中，除确立深圳的“五大中心”的定位外，深圳还同时获得四项“先行先试权”：一是对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发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二是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的先行先试；三是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四是对港经济合作的先行先试。
除了特殊的城市定位外，深圳能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试点与改革，亦与深圳的政治地位有关。深圳是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深圳市委书记一般是广东省委常委、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央候补委员尚未进入核心权力圈，故个人变化不至于引起全国性震动。也正因为如此，主政深圳的历任地方官员一般敢干敢闯，而他们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对深圳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上海则不同，上海是中国第一批直辖市，其最高负责人按照惯例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核心权力层，上海地方负责人过高的政治地位使社会对其一举一动都非常敏感。
这种过于敏感的政治地位，使上海的发展反受制约。主政者稍有异动，于中国整个政局就会受到牵连。上海无法像深圳那样，可以先摸着石头过河。
在此情况下，上海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相比深圳均滞后不少。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10年之后，1990年，上海才开始开发浦东。相比深圳特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浦东新区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为上海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4。上海无法似深圳那样，建立一个主导性的特区，浦东新区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局部。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比深圳高科技园大一倍以上，但其产值却不如后者。虽然上海被确立为未来金融中心，但是在金融制度改革方面，上海远落后于深圳。
在政治领域，上海相对于深圳，更是乏善可陈。上海敏感的政治地位，使其在政治领域趋于保守，相对于上海排名比较靠前的经济力量，上海在政治改革上甚至还落后于内地城市。2006年，一位海归女硕士因为横穿马路即被拘留十日，可见上海社会管制之严厉。出现在深圳的网民与市长直接对话、在核心街区张贴广告质疑的事情，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在经济领域，政治地位过高，亦从长远损害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上海的城市行政级别，以及其主政长官的政治级别都比较高，这样可以使其在获得国家投资、争取国家项目上占有一定优势。比如，上海固定基本投资的比例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居高不下，大量的国家资金投入到上海，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如宝钢等也落户上海，中央政府甚至出资，给上海建大价钱的磁悬浮。这些投资，都在短期内使上海的国有经济获得优势，但从长远来说，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大批民营企业的外迁，足可为未来之隐忧。
而在习惯依靠投资的国有企业“高衙内”，则往往竞争力不强。以宝钢与米塔尔集团作比较，30年前，宝钢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项目，耗资300亿元，宝钢创立之时，即已风华正茂；而米塔尔集团是于1976年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兴建的，当时不过是一家年产量仅6.5万吨的小型轧钢厂。但是，30年后，当宝钢仍然满足于做“全运会冠军”的时候，米塔尔集团却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成长为全球第一钢铁巨头。
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深圳相对上海在体制上的优势，将长期保持。而在未来10～20年中，中国可考虑重新定位直辖市的功能，只赋予其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取消其在政治领域的特殊性。中国可借鉴国外一些特别市的构建模式，例如以后所有直辖市的最高长官，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是降级为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与目前的一般行政省的最高长官略同（目前所有直辖市的最高长官，其实都是副总理级，比省级要略高）。淡化直辖市的政治色彩，其实更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第四节打造大上海需再移民1000万
在中国繁若晨星的城市中，唯有北京与深圳汇聚了全国56个民族，容纳了全国各地的移动人口，成为“移民之城”、“全民梦工厂”。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容纳足够的移民，不仅是对一个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的考验，更是其强大的社会自我更新能力的体现。同时，在全球近现代国家的发展历史中，移民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崛起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历史。
在美国建国之初，其国内总人口仅有390万。除了大约76万黑人外，其余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白人，并且绝大部分来自英国。
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伟大的人类迁徙运动”的第一次移民高潮发生在1820—1860年，这期间移民总数高达500万人。移民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还有大量被贩卖到美国的非洲黑奴。这次移民改变了美国人口的构成，使美国人由英国人的后裔变为以欧洲人为主体的族群。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化的高潮又吸引了大量富有技术、年轻力壮的欧洲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形成了新的移民浪潮。特别是在1965年，美国移民法废除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政策后，黑人、拉美居民以及亚洲等地居民大规模移民美国，形成了全球移民美国的浪潮。
2009年，美国人口已达3亿，而最初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后裔，已经下降到5000万人，不过全国人口的16%而已。美利坚民族已成为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混合体，就连矗立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也是在1886年从法国“移民”到美国的。
美国能够在短短100多年里迅速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其持续数世纪的移民运动居功至伟。
深圳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与美国的崛起非常相似。
深圳自立市以来的30多年历史中，全国各地居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座城市，其中既有携带巨资的创业者，亦有从各大高校毕业的各类专业人才，更有无数成为第一线产业工人的年轻人。在这些移民中，有意气风发的寻梦者，也有前来寻找庇护与梦想的仕途或者情场的失意者，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立体移民体系。而仅就被深圳列为人才的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每年就有10万人以上涌入深圳。
深圳的发展与其移民人数一起狂飙突进。30年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76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7807亿元，增长了4435倍；而深圳人口亦从1979年的31万，增长到目前的近1000万。
深圳在崛起过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梦工厂”。目前我们所熟知的企业家任正非、马明哲、王石等，当年就是千万深圳淘金者中的一员。而在文化领域，知名乐队凤凰传奇、钢琴家李云迪先后在深圳成名，亦非偶然。
至2008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数已经超过846万，实际总人口已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228.07万，占常住人口的26.0%；非户籍人口648.76万，占常住人口的74.0％。若按照实际总人口1200万计算，户籍人口的占比只有19％，而流动人口则占总人口的80％以上。深圳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移民城市。
作为移民城市，深圳的城市特点为包容、开放、博大、充满激情、年轻、多元、富有创新精神，更富有创业的勇气与冒险精神。将“拓荒牛”作为深圳的市标，极为形象。而这些特点，是深圳30多年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源泉。
同时，在体制创新、融入现代化潮流方面，移民城市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特大城市，各种新思想、新创意不会轻易被排斥。深圳富有时代特征的创新文化，同时，对外界优秀思想及制度也少有排斥，这使其在体制创新、社会事务管理等领域远远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而且移民社会包袱少，没有内地城市那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容易打破利益之争，减少内耗，更容易推动各种变革。
与深圳相比，上海在改革开放中落后了10年以上。
上海一直到1992年才开始放宽户籍政策。1979—2008年，上海人口从1132万增加至1888万，30年内的人口增长数量是原有人口基数的2/3，而这段时间，深圳人口增长了30倍。这其中固然有上海原来基数大的原因，但综合而言，上海的移民速度远远落后于深圳。而上海在民国时期的老一代移民，经过1949—1992年的长期固化，已经失去了其移民特征。
在上海1888万常住人口中，上海户籍人口为1371万人，外来人口为517万人，外来人口只占上海总人口的27%，而户籍人口却占近3/4。
相比深圳为“全国人的深圳”，上海可谓只是“上海人的上海”，其区域性非常明显。而在上海517万外来人口中，来自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省的人口又占一大半，上海虽号称“远东国际化大都市”，但是事实上，上海至多只是一个“华东城市”。
移动人口比例过小，使上海难以成为现代化大都市，亦难以成为一个善于改变的城市。户籍人口过多，导致社会阶层单一，地方利益格局难以打破，从而严重限制了城市的发展活力。同时，户籍人口过多，亦给城市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目前，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突破300万人，超过户籍人口的20%，仅养老保险金就有170亿元的缺口。更严重的是，上海即将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深圳是满地的普通话，而上海则是满地的“侬啥地方”的方言，这不仅反映了人口构成比例的不同，也反映了两地对外地人才吸附能力的高低，以及两地在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等领域的差异。立国者的后裔不足全国人口20%的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户籍人口不足全市人口20%的深圳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绝非偶然。
同为远东城市，东京面积约为上海的1/3，人口则基本等同，而大东京圈人口更已达3500万，按此比照，上海起码尚有超过1000万人的移民空间。在未来，只有继续加大移民力度，并最终使移民人口在数量上超越本地人口，才可造就上海面向全球的气度。否则，上海非但无法成为远东中心，甚至连成为中国的“全国性”城市都不够格。
10年前，一部名为《和平饭店》的香港电影，隐晦地表达了国人对于上海的期望：“和平饭店”成为天下一切无家可归者的归宿。而唯有此种气度，才可造就恢弘博大，令人心向往之的城市。
第五节内地化使上海失去灵魂
昨日之花，风华宛在。
自19世纪开埠至民国时期，上海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化”，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中心。
海派文化是在中国江南传统吴越文化的基础上，与开埠后传入中国的欧美文化等融合而逐步形成的。它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时尚，形成了开放而又自成一体的独特风格。
作为海派文化的中心，当时的上海社会异常活跃，到处是寻梦人，这使得上海一时间成为移民的大熔炉，以及当时中国人向往的梦工厂。蒋介石早年亦混迹于上海。而当时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在上海有过制片活动的电影企业，总数约有200家。好莱坞八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设立过发行机构，明星、天一、联华、艺华、新华影坛五虎将均起于上海，周璇、阮玲玉、赵丹等明星亦自上海走向全国。而《申报》与《大公报》，则执当时中国报业之牛耳。上海能够成为民国之前的“远东中心”，与此恢弘博大的气象大有关联。
但是，经过40余年的凝固，上海的海派文化基本丧失殆尽。上海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移民，已经被“格式化”，与外界数十年的隔离和人口的停止流动，已经使上海“本地化”，失去了包容天下的器量。同时，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亦已被数十年的故步自封所中止。海派文化真正的灵魂，其实已经转移了到香港和台北。仅以电影为例，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开山之祖，多为大陆人员。
深圳与上海，正好在时空转换中置换了位置。
深圳曾长期被称为“文化沙漠”，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正如地球造山运动，开始的时候山只从大海中露出一角，人们以为那只是一座小岛，直到最后，小岛成为巍巍高山时，人们才赫然发现，原来新的高峰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