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我与新东方的故事
过好了每一天，就是过好了一辈子！
为每一天生命取得的进步高兴，生命最终会画上圆满的句号。
——俞敏洪
他三次高考，两次落榜，最后却考进了北大。他申请出国留学，四次被拒签，然而这个糟糕透顶的人，却在出国梦破灭之后，创办起了新东方——一个中国民营教育的神话。从提着糨糊瓶满世界贴招生广告的穷书生，到今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B板富豪，这个看似柔弱的男人，如何一次次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简介
俞敏洪，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一个普通农家。1980年第三次高考后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8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2006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踏上命运的列车
为什么您这三次高考这么出名？
——杨帆
杨帆：又到高考的时候了，媒体重又聚焦俞敏洪，您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俞敏洪：这个我知道，因为我高考了三次。阿里巴巴的马云也是高考三次，也是考的英语。他有一次到北大做讲座，说我高考了三次，才进了师范大学，俞敏洪高考了三次进了北大，结果他现在事业做得比我大。
杨帆：为什么您这三次高考这么出名？
俞敏洪：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在给学生演讲的时候，提得比较多吧。我用这个来给学生举例子，告诉他们要不怕失败，继续尝试，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如果我高考第一年没考上就放弃了那我现在是农民；我第二年没考上又放弃了，现在还是农民；我第三年考上了，我成了北大的学生。
杨帆：是您自己坚持考下来，还是？
俞敏洪：我父亲从小就希望我不要在农村待着，因为农村实在太苦了。通过上大学，想办法变成城市户口，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目标。
杨帆：如果说第一年有闪失，再重读一年可以理解，第二年还考不上，这时候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
俞敏洪：第二次没考上确实很失望，也很难过，甚至就准备开始在农村干农活了。我母亲也觉得，哎呀，两次了，就不要再考了吧。我的小名叫老虎，我母亲就对我说：“老虎啊，咱们就在农村干干活，现在生活条件也变好了，慢慢地盖个房子娶个媳妇也就算了。”实际上到第三年，从家人到我，都有点不太想考虑高考这件事了。但是后来，我们那个县政府刚好办了一个高考补习班，而且专门是招报考外语的学生的。我进去的时候，大多同学是第一年落榜，我已经是第二年了，所以我落榜比他们有经验，显得比他们老练，那种感觉啊，（笑）更加不在意了。那帮孩子也觉得我好像比他们成熟，其实大家岁数都是差不多的。在补习班我被选为副班长，后来我自己通过拼命学习，大概到第二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成绩就变成全班第一了。
杨帆：这时候自信心很重要。
俞敏洪：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当时我每天都是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背课文，背了好几个月，最后成绩就突然间上去了，我也变成那个班的班长了。我那个班后来成绩挺好的，40个同学考上了38个，在当年这可是极高的比例，因为当时大学的录取比例是100个学生录取两个，而我们整个班级几乎全进去了，我还算是进了最好的大学。
杨帆：工夫不负有心人，北大是您第几志愿？
俞敏洪：北大是我的第一志愿，但当时我没敢填。因为我觉得北大毕竟在江苏省总共就录取两个人。当初我们是分数线下来再填志愿，我老师问我，你到底想不想上北大？我说是想去啊，他说想去就填啊，我说我不敢填啊。后来我那个老师就抓过笔说，我给你填，但是如果没有上北大，被打到地方院校，你不要怪我。所以志愿全是我老师帮我填的。
杨帆：您当时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怎样一种表现？
俞敏洪：当时我正在家里种地。那会儿一个大队只有一个电话机，那天我们大队管电话机的人突然跑到地里来找我说，有你的电话，县教育局来的。我想肯定是告诉我，哪个学校录取我了。我冲过去接电话，问是北大的吗？他说你过来看了就知道了，好像不是北大。我懵了，就匆匆骑自行车跑到教育局，结果教育局长笑眯眯地说，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我一看上面北京大学四个字，当时就乐疯了。当时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进了经贸大学，一个进了外交学院，他们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们三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像疯了似的。
杨帆：真有范进中举的感觉。
俞敏洪：我拿到通知书的时候，离北大开学只有一个多礼拜了，所以我母亲第二天毫不犹豫就把家里的猪和羊全给杀了，请全村的人吃了整整一礼拜。
杨帆：哎哟！真的是隆重庆祝了一把啊。
俞敏洪：对，我老妈说北京那么远，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干脆连你结婚的这个喜酒也一起办了吧。因为农村人结婚要大办，我说妈啊，女人在哪儿呢？办什么喜酒？我妈说反正你以后总会有的，就先办了吧。所以我一个人喝一杯上大学的酒，又喝了一杯结婚酒，结果老婆进了北大7年以后才找到。
俞敏洪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自己梦中的北大。从农村来到北大的他，在这个高手云集的新环境里，头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
北大的日子不好过
嗯，现在看上去还是蛮时尚的，补丁贴在了胳膊上。
——杨帆
杨帆：走进北大就差不多一路高歌喽？
俞敏洪：我进北大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讲普通话，因为我大学以前的语文老师都是用家乡话上课的，还教我们读错了很多成语，结果我在北大闹了好多笑话。比如说饮鸩止渴这个成语，老师误把鸩（zhèn）读成鸠（jiū），结果我说“饮鸩（jiū）止渴”，同学就拼命地笑我。我那时比较土，浑身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体育课的时候，那个老师都不叫我名字的，都喊我说，哎，那个大补丁出来做个动作给我们看看。我的每条裤子的屁股部分都是破的，磨破以后，我妈就给补一个大布，但是又没有同样颜色的布，所以那个补丁和那个裤子的颜色是完全不一致的，特别扎眼。
杨帆：嗯，现在看上去还是蛮时尚的，补丁贴在了胳膊上。
俞敏洪：当时那是贫困的一种标志。后来我在同学中间形成了这么一个印象：一个极其刻苦，极其认真的，但成绩又不怎么好的人。
杨帆：因为基础太差了吗？
俞敏洪：一个是基础差，第二个就是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学习效率就会下降。我本来进北大的时候，分数挺不错的，所以分在了A班，但后来发现我的外语从语音、语调到听力水平都不行，就给我调到C班去了。C班是属于相对落后的，都是些水平比较低的学生。这个感觉挺不好的，我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北大的老师上课基本上都用英文，后来为了能够听懂老师上课，我就把《新概念英语》当成练听力的教材，从第二册第二课开始，到第三册、第四册就这样持续听。我做事情有一个特点，一旦决定以后，会全力以赴拼了老命把这件事做完。我从刚开始每天听两三个小时变成每天听四五个小时，后来干脆就不去上课了，每天听十几个小时。结果听了大概两个月不到吧，把200多篇课文就听得滚瓜烂熟了。
杨帆：其他的课都耽搁了？
俞敏洪：就是干脆两个月不去上课了。但是等到我听完了以后再走进教室，就发现老师讲的内容，我大部分都能听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学比老师讲课要更加有效。
杨帆：都像您这样，您的新东方就不用招学生了，大家都自学去好了。
俞敏洪：呵呵，我常常鼓励学生不要来新东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回去自己学，你来回路上还要跑两个小时，何必呢。
杨帆：一般您会告诉他们什么方法？
俞敏洪：就比如说，每天把两三句自己认为还不熟悉的句型写在笔记本上，然后把中文翻译写在另外一个笔记本上，每次看到中文，就顺手把英文句子写下来。如果写得不对，就去对照原句。总有写错的时候，把错误改过来，就会印象深刻。一天三句，10天不就30句嘛，100天不就300句了嘛，这样，英语的句子结构能力基本上就没问题了。所以英语其实学习起来并不难，很简单。但是很少有学生有这样的毅力，最后能把300句话倒背如流，倒写如流的，这需要耐力、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决心。
1985年，大学毕业后的俞敏洪留在北大做了一名英语老师。那个时候，出国热开始在国内逐渐兴起，看着自己的同学一个个去了国外留学，他也开始心动了。但又是连续三年没有成功，第四年虽然联系上学校却没有奖学金，依然无法成行。
离开吧
您觉得北大给予您的是什么？——杨帆
当时是有些怨的，现在想想，北大对我恩惠无量。——俞敏洪
俞敏洪：我在北大，当时工资12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兑换成美元才20美元，怎么可能有钱到国外去读书？所以就彻底放弃了。但你只要不放弃努力，就会有另外一个机会。
杨帆：于是您到校外去努力了。
俞敏洪：对，我就到外面去教书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搞培训好像是蛮不错的一个行业。另外当时有一个比较单纯的想法，就是我为别人教书，每天晚上最多赚20块钱，但是如果说，我招一批学生自己教的话，是不是每天晚上就能赚到200块钱？这样一算就会有冲动，我是不是要去自己开一个学校？后来就有了新东方。
杨帆：您当时知不知道这是学校不允许的呀？
俞敏洪：是不允许呀，他们说我扰乱北大的教学秩序。我打出北京大学托福教学专家的旗号，北大就说，我们在整个编制系统里没有这样的专家。就给了我一个行政记过处分。这么一来，我在北大干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处分通告贴得到处都是，北大的闭路电视还播放了我的处分通告，加上我的照片。这样我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学生都能把我给认出来了。
杨帆：当时就已经出名了。
俞敏洪：学生就会对我指指点点，说，哎，你看那个就是被处分的老师。后来一学期的课教完以后，我就决定离开北大了。当时我在北大的月工资是一百多块钱，我在外面教书一个月已经能拿到五六百块钱了，就觉得自己不是北大的了，但失去了一个靠山。
杨帆：对此家里的反应呢？
俞敏洪：我老妈反应最强烈，老妈说你要出来，我就自杀给你看之类的。
杨帆：您觉得北大给予您的是什么？
俞敏洪：当时是有些怨的，现在想想，北大对我恩惠无量。如果没有北大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处分的话，极有可能我就一直在北大待着了，那就没有今天的新东方了。
杨帆：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凭您个人的能力，如果没有新东方，也会有新西方之类的东西。
俞敏洪：不一定，任何一个人他到某一个点上，需要有某种东西来激发他。如果激发这个开关，他老也碰不到的话，他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下去了。一个小小的拐弯，使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了。
惊险的开始
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了，很难得。
——杨帆
对。我也觉得这辈子怎么会这样？自己都觉得奇怪。
——俞敏洪
杨帆：新东方在哪个阶段，会让您感觉比曾经受处分，离开北大这些事还要痛苦？
俞敏洪：我碰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不知道怎么跟社会打交道。自己做学校和培训机构，就发现，城管也来了，物价局也来了，街道居委会、公安局、教育局、民政局都来了。
杨帆：各个职能部门都来关心了。
俞敏洪：对，完全不知道怎么应付。当时让我最难过也最要命的事情，就是我讲课本身比较有煽动力，所以学生就越来越多，别的培训机构的生源就不好了，他们急了，在我的贴广告人员出去贴广告时，他们就拿刀子把人给捅了，进了医院，差点把命给送掉。我到公安去报案，公安局就说，哎呀，我们现在连杀人的案子都处理不过来，你这个案子只能往旁边放一放。结果等了一天也没消息，等了两天也没消息。没有人再敢出去贴广告了，学校面临着要关门的处境，那时有点陷入绝境了。
杨帆：后来怎么处理的？
俞敏洪：我再跑到公安局门口，看到一位长得慈眉善目的公安人员，我就跟他说，同志我有一件事要找你。后来请他到对面的小饭馆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好，也挺不容易的。过了一个礼拜，他帮我把他们的领导请出来一起吃饭，六七个人，加上他们的政委、大队长等。
杨帆：您煽动力很强，我们的公安干事可不轻易跟别人到酒馆里去喝酒的。
俞敏洪：我从来没跟社会打过交道，所以我只会说一句话，就是大哥喝，大哥喝。结果他们还没怎么喝呢，我已经喝得钻到桌子底下，晕过去了。后来他们都没来得及吃饭，就用警车把我送到了中关村医院抢救了5个小时。
杨帆：您这属于苦肉计吗？
俞敏洪：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喝醉。后来医生说差一点点就抢救不过来了。
杨帆：酒精中毒啊？
俞敏洪：严重酒精中毒，半小时之内两斤五粮液就下肚了。（杨帆：您自己？）对呀。完了以后，那个公安人员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挺感动的。他说，俞老师，没想到你为了新东方这么拼命，以后不跟你喝酒了，也不跟你吃饭了，都快被你吓死了，但是新东方在海淀区的治安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了。然后他们迅速就把那个案子结了。
杨帆：天呐，这也是用生命换来的。
俞敏洪：在某种意义上是吧，这是我第一次与社会打交道。
杨帆：好像后来有一次被打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