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读者猜猜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相互合作还是相互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相互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自由。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A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就意识到，他根本就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会不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免予起诉而出去，让他独自被判10年徒刑。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所以A犯的结论是，坦白是最好的战略。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不坦白，那么他就会是那个被免予起诉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而向警方交待了，那么，A嫌犯反正也得服5年徒刑，起码他不必在这之上再受惩罚。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嫌疑犯按照安全的战略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5年牢。但如果他们串通一气不予承认，则两个人的境况都会变得更好，即获得自由。因此，从嫌疑犯的观点看，达到最好的结果需通过建立某种非正式的制度来达到。例如，承认的那个人以后将遭到报复，为此行动承受沉重的代价。但经济学家也发现，在建立一个使嫌疑犯反复重复的进行两难博弈的机制时，被隔离的两个人没有联络，即没有某种非正式的制度，也能彼此合作。这是为什么？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两个嫌犯都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发现不予承认是各自的最佳战略。每个嫌疑犯对对方的战略形成了稳定的预期，于是就合作起来了。若允许人们重复博奔，重复博弈产生稳定预期，稳定预期会使人们倾向于选择合作行为，台作行为就是一种制度。
中国的“周礼”是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祖先反复博弈的结果。由于中华民族的祖先居住在汾渭谷地和黄淮海平原上，黄土覆盖层非常深厚。据科学家钻探结果。仅第四纪黄土沉积厚度，汾渭谷地就超过了1000米，而黄淮海平原也达到300米至500米，所以铁矿不容易找到，铁器在中国出现得晚。铁器对农业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农业生产单位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是决定产权制度充分发展的主要技术因素。因为个人缺乏铁制工具，无法进行有成效的家庭劳动。所以个体劳动高度依存于群体劳动，就像在丛林群居时代，个体离开群体无法单独应付猛兽的威胁而生存下去一样。铁器晚出导致中华祖先在氏族公社中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极大地延缓了氏族社会的解体。由于人口的增加，氏族公社的规模往往达到非常惊人的规模，如《诗经》里就有“前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句子。因为铁器是农业劳动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没有铁器，中华祖先只好继续实施“共耕制”或称“耦耕制”，氏族公社规模越庞大，经过集体反复博弈，大家形成一种共同预期和合作行为，集体劳动所需要进行组织和约束的制度就产生了，史传经过周公整理，这种经济制度就被称为“周礼”。
二、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
人类社会是要对付环境的开放系统，他们不是仅因为某种事物的存在或它的存在的必然方式才感知和认识事物的，而是为了生存而决定感知的方式和内容的。换一种说法，人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被“扔进”周围环境中的认知系统。他关于“环境的知识”。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在看到了进入他眼帘的东西后所产生的认识。在个体诞生之前形成的经济制度环境支配着个人的活动，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制度教育他必须做些什么，而且还因为告诉他只有遵循现有制度才能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行为，满足个人短期预期，更是因为这个特定经济制度塑造个人的“视界”范式，那么限定他的“视野”范式将影响这个人的行为。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地紧紧墨守习惯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一切把他牢牢地钉在既定的轨道上。这样，经济制度就不会自行随意地发生变化。
诺思认为，一个制度的传递是由许多个体的学习过程来保持的，同时，如果存在着交流并且允许观念传播和引发均衡转移的话，就会通过这些个体的学习过程而积累。学习过程把知识从代人传递到另一代人，学习并不只是个人一生经验的产物，也涵盖过去世代累积的文化和思想。
经济制度本身就是知识的载体。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把知识分为三大类：（1）明确知识。它们是各类理性知识（ra—tional—knowledge）的集合。这些理性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可见知识人类的明确知识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关特定事实的知识，专家知识。一些知识关于在何处以及如何去发现所需信息的知识的、不是实质性的知识等。（2）不明确的知识。它们是融人于我们环境之中的过去的经验，包括我们的习惯、技术、情绪、态度、工具和制度等等，它们是人们对于这些环境所作的一切调适的结果。它们是我们的理性所不及的（即不能由理性去有意识地把握），但与明确知识一样，是我们行动得以成功所依赖的不可或缺的基础。（3）非理性因素。可见，哈耶克对知识下的定义是广泛的，这种定义也适用于定义经济制度。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中内含的经验都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而具体地呈现于我们的语言、制度、技术及行事方法上。由过去经验而累积的知识存量，将深植到我们的学习之中。因此，学习是逐步累加的过程。我们所想的、所感觉的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常常完全变成了自动的，而我们的有意识的生活并不感到它的累赘。如果每个人都满足经济制度的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经济制度对应的“学习成本曲线”就会向下呈斜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呈现增加收益。一旦制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就是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与人口学教授阿瑟（Authur）在制度的“路径依赖”方面有突出的贡献。阿瑟举出的一个著名例子是键盘不合理设计的长期延续。请观察一下你的计算机键盘，为什么键盘采用QWERTY键盘设计？（QWERTY是这项设计名称头一行六个字母的拼写）世界上，QWERTY键盘设计几乎用于所有的打字机和计算机键盘，这是最有效地安排打字机键盘的设计吗？事实本非如此，比如说，E是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母，理应排在双手直接触摸处。其实QWERTY是一个名叫克里斯多夫的工程师在1873年设计的。他特意设计成这样是为了放慢打字人的打字速度。因为那时如果打字人的打字速度太快的话，打字机就很容易卡壳。那时一家缝纫机公司大批量生产了一种用这种设计制作键盘的打字机。这意味着。许多打字的人都开始学习用这种键盘打字。这又意味着，其他打字机公司也开始产销QWERTY键盘设计的打字机。这意味着有更多打字的人学习用这种键盘的打字机打字。现在，QWERTY键盘设计变成了被成千上万人使用的标准键盘，这种设计的键盘基本上已经永久占领了市场，这便是报酬递增率，呈现出制度的“路径依赖”。
在管理学界经常谈到的可口可乐新配方惨败的事件，是一个人们因对偏好的路径依赖而放弃可能更好的可口可乐品牌的绝佳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软饮料市场的变化和强大竞争者百事可乐的竞争使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的60％萎缩到了23％。可口可乐公司决定调整可口可乐绝密的配方。经过全面的研究和测试。新“可口可乐”在1985年4月推出市场，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可口可乐公司忘记了他们的老配方的口味实际上已在消费者心目中根深蒂固。3个月后，公司又推出了老配方的可乐，并通过大量推广活动及时挽救了这场危机。到1986年底，新可口可乐从市场上退出，而公司的股价则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17美元。我猜测新配方一定比老配方好，但由于市场偏好的路径依赖，读者无缘享受到新配方的绝妙了。
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2—1957年），中国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但是，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1956年后，中国政府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某些改进措施。但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其问多次实行权力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也就不能跳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由于路径依赖，中国为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摸索了相当长的时间，付出了代价。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一。
本书第一章谈到了经济增长是经济制度变革的润滑剂。没有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是痛苦的。刘易斯总结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指出：如果要在几百年来经济增长率很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里实现经济制度变革，那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问题。因为这需要改变观念、习惯和制度，虽然等到新的信念、习惯和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并牢固地扎下根的时候，可能会达到比静止的旧的经济制度平衡更优越的新的动态平衡，但是过渡时期可能会出现暂时的但却是非常痛苦的情况。主流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指导经济转轨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经济政策失误，耽误了十年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证据。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东欧国家开始经济转型。主流经济学家宣称：经过短暂的艰难时期，也就是这些国家的资源重新分配之后，经济将会大幅度增长。他们依据以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快速过渡，这种方法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压低高通货膨胀，还把重点放在快速民营化、放松管制和宏观经济稳定上。例如，俄罗斯是1992年1月1日正式公开宣布实施“休克疗法”式改革方案的。但是从实施“休克疗法”的效果来看，远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预计中的那么理想。改革初期轻工业和服务部门的增长不能抵补重工业生产的下降，没有经济增长，社会矛盾加剧，经济改革难以推行。对大多数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来说，生产大幅下滑，经济衰退，同时伴随恶性通货膨胀，人民生恬水平下降。尽管现在经济状况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当初想快速实现转型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