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和奈尔逊认为，企业进化系统是拉马克主义，企业的投资行为是拉马克的学习方式。耶鲁大学的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在宣扬企业的进化。温特和尼尔森认为，企业的大部分工作是通过标准操作程序完成的。例如，怎样储存档案或启动一条生产线是低层次的标准操作程序。这些标准操作程序其实就是进行日常决策的常规做法（routines），它们已程序化了，经理人员从前一代接过这些常规做法，又传给下一代。进化产生者是由所有那些对上述常规做法进行创新与变更的过程组成的。当市场环境变化后，企业的进化挑战是企业在改变常规做法之后的盈利能力与增长率。温特和尼尔森认为，企业常规做法可能产生适应性的进化，能达到盈利目标。一种适应性进化是“从干中学”，随着经验和知识积累，实施常规做法成本愈来愈低，并通过将所获利润重新投资、通过自己对新投资项目的吸引力而增长。企业另一种适应性变化的方式是向另一家企业借用成功的常规做法。因为，任何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功的新思想。都可被纳人其他公司的运营程序。成功的常规做法变异可由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当一家企业新产品或新生产方法被广泛采用时，作为技术变动阶段的模仿或扩散就发生了，各个企业相继追随创新企业的常规做法。由于拉马克选择方式，任何创新都会被其他企业模仿，企业只有不断创新。
但是，温特和尼尔森的企业进化理论不能解释企业大量死亡（破产）的现象。该理论的弱点是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变化。企业的生存环境是市场。怎样理解市场竞争呢？市场竞争是技术创新投资的生存竞争。尽管熊彼特没有区分常规技术创新和革命性技术创新，但他深刻地指出：“……有价值的不是这种竞争，而是关于新商品、新技术、新供给来源、新组织类型……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的决定性的有利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所打击的不是现存企业利润和产量，而是这些企业的基础，并危及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迫击炮和徒手攻门间的差别，因此，按其通常意义来考虑竞争能否更敏捷地发挥作用，就变得比较不重要了。”当市场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特别是革命性技术创新出现。并被某一个企业首先抓住，投资成功时，对其他企业的竞争威胁是致命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常规做法很可能成为企业进化的阻碍。
剑桥学派重视企业投资和技术环境的结合。反对把生产力与投资活动割裂开来。投资需要的不仅仅是预期前景，它还需要某些具体的东西，更新的发明，更好的制造方法，能够吸引公众的新奇产品等等。我认为，企业的投资收益预期无可避免地与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密切联系起来。例如，17世纪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广为人知，其中“知识”可以理解为科学和技术。牛顿理论使人们看到了科学在阐释世界方面的力量，工业革命使人体验到技术在改造世界上的巨大力量。
更进一步，我认为，投资应当分为常规技术投资与革命性技术投资。两种投资的共性是边际收益率递减法则，这和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同的。对常规技术创新投资，随着资本积累，投资回报边际递减，其预期收益率应愈来愈小；在技术革命之后。革命性投资转变为常规性投资，由常规创新括动引导，随着新资本积累，也服从边际收益率递减法则。但是，两者具有三个重要差别：（1）资本本质差别。由于常规技术创新与革命性技术创新属于不同技术范式，因此投资有资产专用性，形成的资本无互补性差别；（2）不确定性不同。常规技术创新不确定性低，常规技术投资的成功是较可靠的；革命性技术创新不确定性高，所以革命性投资是在黑暗中摸索，使投资成功与否没有把握，更有可能出现失误；（3）预期收益率不同。对常规技术创新带来的常规投资机会，其不确定性低，常规投资是在黎明中前进，所以企业投资收益的长期预期稳定。常规技术投资活动的预期收益率低，革命性投资活动的预期收益率高，其稳定程度受长期预期状态的影响，可能不稳定。
第一项差别容易理解。工业和农业是不同的，电力机车与蒸汽机车不同，不能将蒸汽机车改造为电力机车，即不同技术范式形成的资本不能叠加。第二项差别也可以理解。革命性技术创新不确定性高，投资就带有很大赌博性；常规性技术创新是在现有技术范式内的改进，投资成功的把握性大。第三项是假设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的结果。既然两种资本都服从边际收益率递减法则，资本存量少的革命性技术投资比资本存量多的常规性技术投资收益率高。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对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这些革命性创新的投资是疯狂的，简直是一本万利。本书以后还要谈到这些革命性投资的狂潮。信息技术的革命效果是惊人的：1971年后，世界经济遭到信息技术革命突然和悄然的袭击，电脑、转换器、缆线与通讯设备所代表的革命性资本存量少，投资收益率很高。
现在让我们仔细探讨两种投资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具体表现形式。技术范式形成后，从事常规技术创新的企业面临其他企业的竞争，常规投资的不确定性低，但依然存在。其不确定性包括从产品原型到工程化与规模生产，每一步都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跨越，如何将技术创新特征融人和表达市场需要的特征，不确定因素包括设计是否优越、制造成本能否达到商业化的要求，以及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如何等。市场对该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导致投资的不确定。在汽车工业发展中，亨利·福特于1910年在发明流水生产线后，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建立一个分厂以扩大生产，他将由于过于性急而宣告破产，因为当时对汽车的庞大需求不存在，汽车在美国家庭的普及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相反，革命性技术投资有很高的不确定性。由于多种潜在新投资机会的竞争，哪一种投资最后适应于新技术范式带有很大不确定性。对革命性技术创新投资时，高不确定性也可能来自找不到市场方向，还可能是不知道如何将潜在的市场需要融人革命性新产品的设计中去，以及未来产品如何变化以反映用户的需求。当一种全新产品推向市场时，是否能向用户提供更多的服务，用户是否接受，如何让用户尽快地接受，以及如何使创新向其他领域扩展等。虽然大量的企业能理解一个新技术范式，但只有很少的企业具有创造性和运气去发现一个适合的投资摸式。摩托罗拉“铱星上了天，可铱计划却落了地”的投资失败是革命性投资不确定性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87年，手机还是不那么可靠的新鲜玩意。野心勃勃的摩托罗拉构思了一个宏伟的全球通讯计划：通过72颗卫星为全球任意地点提供通讯服务。该系统被称为“铱计划”。摩托罗拉付出的代价超过100亿美元。通讯费每分钟5美元；而笨重的手机更昂贵到几千美元。摩托罗拉只看到这个计划将领先对手10年时间，却对这个系统的成本的不确定性估计不足。4年后，铱卫星却一颗一颗地被销毁了。有人假设，如果摩托罗拉把这100亿美元花在地面系统上。它又会领先它的竞争对手多少年呢？但是，这种事后指责低估了事前革命性投资的高不确定性。
革命性创新强调企业家职能，这种职能在于把握住革命性技术新范式，并第一次将它付诸实施。有时候，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也许不得不等待，直到有一个特殊的富有革命精神的企业家来点燃导火索。在现实商业生活中，绝大多数企业的对革命性技术的投资难于成功或研发出来的产品难于在市场中站住脚，在这方面的企业最后能存活的也许只有一二家，经营失败的可能性特别大。所以在了解雅虎、戴尔等成功的例子之后，必须知道那九百九十九个没有出土就夭折的革命性投资活动。1997年，在美国信息产业，每一千个寻求风险资本贷款的项目只有一个得到了贷款：而在每一万个得到风险资本家支持的项目里，只有一个可以成功地占有百分之一的市场。
第三节宏观经济的预期投资收益率
让我们打个比方。预期投资收益率就相当于驱动帆船的风力，风力驱动了帆船，但却不能指望它必然把船吹向正确的方向。风有可能把船带到安全的港湾，但也完全有可能把船吹向礁石。回到投资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预期投资收益率是驱动投资的一个动力，但它却不能保证追逐预期投资收益率不会导致现实的亏损。投资是宏观经济生活中一个最捉摸不定的因素，投资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制度的内部固有的脆弱性。如果大多数企业用于资本设备的投资下降，则经济衰退就可能开始。只有当大多数企业发现投资机会，并进行投资时，随之而来的才会是经济扩张。如果每一批投资机会消失之后，都有另一批投资机会接踵而来，那么衰退就难以发生。但是如果大批投资活动结束后，没有其他投资活动跟上，衰退就很可能发生。总之，投资的增长是靠不住的。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琼·罗宾逊认为，人们缺少关于未来投资收益的信息，而且，人们的预期有非理性成分，对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不存在一个经济模型。她写道，“试图找到投资决策背后的预期收益率就像在一间黑屋子里找一只黑猫，但这只黑猫很可能就根本不存在。”
在经济学发展中，最困难的是对预期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直到1961年理性预期出现之前，预期的处理始终是个难题。在此之前，人们往往把预期当成是外生变量，而对其形成的原因不予追究。凯恩斯在《通论》中把预期分为两类：长期预期和短期预期。凯恩斯在《通论》中专门讨论长期预期对投资行为的重要作用，认为长期预期对股价有更大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个极为有价值的论点没有受到主流经济理论特另I是投资理论的充分关注。为了深人探讨长期预期，我现来谈谈短期预期。
一、短期预期
短期预期是对于短期风险因素的看法或意见。凯恩斯在《通论》中的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经济当事人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大都是从一定的前提假设出发的。短期预期对短期生产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从生产者付出成本开销，一直到最后消费者购买此产品，其问要经历一段时间。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等到生产者可以把产品提供给消费者的时候，那时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为何，生产者在决策的时候无从得知，如果要决定生产，而生产又要花费时间，生产者只能借助于预期。在生产者决策时，对产品价格的预期是一种短期预期。
我们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短期预期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在经济学中主要有两个预期形成模式。一个是适应性预期，人们根据过去的行为来形成他们对未来短期内的预期，最近的预溯误差被考虑进去，从而形成对未来变量预期的修改。最简单的形式是，即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率等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
另一个假说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假说是短期预期没有系统
性错误（或偏差）并应用了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从根本上说，理性预期的理论是说，人类并不愚蠢，不会总犯错误。对于理性预期所适用的范围，卢卡斯指出：只有当决策者面对这一个明确的周期性事件，即奈特所说的“风险”状况下，有关当事人的理性行为假设包含有用的内容，理性行为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此时的预期在原定意义上是理性的。相反，如果是在奈特所说的“不确定”下，经济推论投有任何意义。
以“理性预期”作为一个重要前提假设，主流的经济理论提出有效率资本市场的假说，这个假说至今仍很有影响，其具体内容是：在一个资本市场上，所有的新信息。如用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公司盈利等基础经济因素来解释股票价格的变化与波动，都能迅速地被市场中的投资者所知晓，并能够立即融人到市场价格之中。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市场的预期、市场的评价总是正确的，以至有人把它概括为“市场总是对的”。
但是，许多学者对股票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后却发现，股价波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变化，未来红利和贴现率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股价的波动。人们也相继发现了许多异常的市场现象，如“周末效应”、“小公司效应”，这些现象也与有效率资本市场假说相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资本市场的“噪音交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噪音是与信息相对的概念，信息与基本经济因素有关，而噪音则是与基本面因素变动无关但可能影响股价，使之产生非理性波动的错误信息。资本市场上噪音的产生是由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以及投资者结构缺陷等因素所致。实际上“噪音交易”理论承认资本市场的价格短期内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但该理论认为，长期来看，资本市场还是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