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亲的朋友对他说：“可是，你要生活啊！将你的住处留在这张纸上吧。”大仲马无可奈何地写下了他的住址。他父亲的朋友叫着说：“你终究有一样长处，你的名字写得很好呀！”
你看，大仲马在成名前，也曾有过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然而，他父亲的朋友，却发现了他的一个看似并不是什么优点的优点——名字写得很好。
名字写得好，也许你对此不屑一顾：这算什么！然而，不管这个优点有多么“小”，但它毕竟是个优点。你可以此为基地，扩大你的优点范围。名字能写好，字也就能写好；字能写好，文章为什么就不能写好？
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不自信的人，切不可把优点的标准订得太高，而对自身的优点视而不见。你不要死盯着自己学习不好、没钱、相貌不佳等等不足的一面，你还应看到自己身体好、会唱歌、字写得好等等不被外人和自己发现或承认的优点。
大事有所为，小事可以不为
注重大事，把小事看得无所谓一点，会让人减去许多烦恼，如果身为一名领导者，则更应如此。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在“大事”上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才能集中精力在“大事”上有所作为。
在现代企业中，任何管理者随时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即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领导者，也无法事事躬亲。企业领导者也是有能力上限的“人”，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所以，一个高层次的企业领导者应不拘泥小事，要善于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
不重要、不紧急的事要授权部下去做，要不为；紧急但不重要的事，要培养部下去做，要尽量少为，争取不为；既重要又紧急的事要有所为；不紧急但重要的事，往往会被忽略，要有计划地做，也要有所为。
要做到“小事”上有所不为，在“大事”上有所为，就要使“别人为自己不为”。如何才能做到别人为自己不为呢？这就要求高层领导者在识贤、求贤、用贤决策时有所为，在具体工作执行时则无所为，不越位管理。
一个现代企业高层领导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在使用干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经验中，早已认识到“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的道理。所以，在管理之道上，黄老学派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在用人上对于下属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而不是越俎代庖。
领导者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决策。把握好做什么、什么目标、哪里做、何时做、谁来做，想办法找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激励部下去做，而不是代替部下去做。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管控，控制的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如果管理部下时“天天搅动小鱼”，就不是一种好的管理方法。
孔子的学生子贱奉命担任某地方的官吏。他到任以后，时常弹琴自娱，不管政事，可是他所管辖的地方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民兴业旺。这使那位卸任官吏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在任时每天即使起早摸黑，从早忙到晚，也没有把地方治理好。于是他请教子贱：
“为什么你能治理得这么好？”子贱回答说：“你只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所以十分辛苦；而我却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完成任务。”
许多企业领导人喜欢把一切事揽在身上，事必躬亲，管这管那，从来不放心把一件事交给手下人去做。这样，他整天忙忙碌碌不说，还会被大小事务搞得焦头烂额。其实，一个聪明的领导者，应该学学子贱，正确地利用部属的力量，发挥团队协作精神，不仅能使团队很快成熟起来，同时，也能减轻自己的负担。在管理方面，要相信少就是多的道理：你抓得少些，反而收获就多了。这少就是大事，多的就是一些无所谓的事。
坦然面对生死
生命结束，死亡，这在人的一生中属正常的一个阶段。但我们有些人，一提死亡，无论多大年纪的都脸色剧变，无限恐惧。不把死悟透，就永远不知道糊涂养生学的要旨所在。
这点或许庄子的哲学会给我们不少启示。
庄子有一次到楚国去的路上，碰见一具空骷髅，庄子用马鞭敲着骷髅问：“你是因为背离自然规律而死的吗？是国破家亡，遭到刀斧之刑而死的么？是自己干了罪恶的勾当，对父母妻子有愧而死的吗？你是因为贫穷冻饿而死，还是寿终正寝自然死亡的呢？”问完了话，庄子就枕着骷髅睡觉。半夜，骷髅在梦中对庄子说：“听说你是能言善辩的人，不过，你说的都是活着的人的忧虑，死了之后便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你想听听死人的道理么？”庄子说：“可以。”“死了以后，上无君下无臣，也没有为生活而奔波的四时之事，轻轻松松地以天地为春秋，其快乐程度纵使世上的君主也比不上！”庄子不相信，就说：“我让掌管生死的鬼神恢复你的形貌，归还你的肌肉骨骼，送还你的父母妻子和朋友、乡亲，你愿意么？”骷髅一听非常不高兴，紧锁眉头说：“我怎么会放弃比南面称王还快乐的事去到人间遭受那些劳体烦心的罪呢？”这个故事中庄子把死亡描绘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安乐之事，死比生还快乐，这样还有什么恐惧死亡呢？
庄子对待死和生是一种“齐一生死”的思想，即生和死是一样，因而死不值得可怕。庄子妻子死的时候，惠施前往参加吊唁活动。看到庄子叉腿坐在地上正敲着瓦盆歌唱。惠施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老伴和你生活了一辈子，替你生儿育女，都七十多岁了。现在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却还要敲着盆唱歌，这也太过分了吧！”庄子见惠施来了，就回答说：“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能不动感情呢？但想了想，原来人间并没有她这个生命存在呀！不仅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体。不但没有形体，而且也看不到形体的物质元素‘气’，气原来是混杂在冥冥之中的。变化后成为气，而后才成形，然后才转化为生命。现在她又由生转化到死，这不是和春夏秋冬的四季交替一样吗？她的尸体现在还躺在天地之间，我却哇哇叫地在她身边痛哭流涕，自以为这是没有真正理解生命现象，因此就停下来不哭了。”
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打算厚葬自己的老师。庄子用幽默的口气说：“我死了以后，天地就是我的棺椁，日月就是我的连璧，星辰就是我的珠宝玉器，天地万物都是我的陪葬品，我的葬具难道还不够丰富吗！”学生们哭笑不得地说：“老师啊！要那样的话，我们还不是怕乌鸦老鹰把老师吃了么？”庄子说：“扔在野地里你们怕乌鸦老鹰吃了我，那埋在地下就不怕蚂蚁吃了我么？你们把我从乌鸦老鹰嘴里抢走送给蚂蚁，为什么如此偏心眼呢？”
人若连死都看透，那么有什么看不透呢？庄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也可以称得上一位糊涂大师，人一旦看透生死，那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齐生死，宽心胸，心宽意大，人生活得就更加自如，这才是糊涂养生学啊！
无须为名利而弹泪
尽管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但每个人的人生遭遇却各不相同，即各自具有不同的命运结局。面对种种“命运不等式”，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又应做怎样的理解呢？
1957年3月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道：“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接着他又说：“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
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在这些不公道的事情面前，光掉眼泪，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此时此刻，男儿，加上女儿，都要“有泪不轻弹”。
对于第一种“命运不等式”——由社会级差造成的“不等式”，“弹泪”是无用的。地区级差的“不等式”，是长期的历史形成的，不会立即改变。你生在西部和边远地区，你生在穷乡僻壤，“身不由己”，无可奈何。跳出这个“不等式”，调到沿海地区去，调到“天南海北”去。少数人是有这种可能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有采取这个办法：脚踏实地，投身改革，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文化，振兴家乡，改变自己家乡的面貌，逐步缩小这个“不等式”。行业级差的“不等式”，单位级差的“不等式”，跟地区级差的“不等式”相比，松动性大一些，流动的机会多一些。有机会的，有条件的，当然可以流动。不过，这种机会并非人人能碰上，这种条件并非人人都具备。再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得有人干。各个不同的单位，也总得有人干。从社会的全局来看，所有的人统统跳出这类“不等式”，这不是良策。最好的办法，还是要由社会采取协调的措施。从个人来说，要推动本行业、本单位的改革，提高本行业、本单位的比值，以缩小本行业、本单位和它行业、它单位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