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相遇
2014年4月14日中午，在中央电视台新址做完CCTV-12《热线12》栏目直播，我来到一楼餐厅门口，准备进去用餐。就在这时，恰巧碰见了《法律讲堂》制片人权勇老师（我们私底下叫他“权叔”）。只见权叔面带微笑走过来，跟我握手说：“兄弟，你变化太大了！恭喜！”
能被权叔这么认可、得到这样的表扬，我实在没想到，感觉有点儿意外，便连忙说：“这都是台里带得好，得感谢我的主编刘念老师。”
望着权叔离开的背影，我思绪翻飞。短短几句寒暄，已经激起我心中无限的感慨……
2011年1月1日，第一期
2011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中央电视台“CCTV-12”的标识加入了中文的频道名称，变成了“CCTV-12社会与法”。而我在《法律讲堂》主讲的第一期节目——《一张祖宗画》就是在这一天播出的。
很多主讲人都说不敢回看过去的节目，我却恰恰相反。时至今日，我还经常回看这一期。也许是因为有太多的情感与情结在里面，我的QQ头像一直都是用的这一期的截图，而我的简历照片也选用的是它。虽然现在看来，在第一期中，我显得是那么青涩，甚至有些幼稚，但对于我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它也是我的一面镜子，时常让我想起自己的不足，而努力去改进。
痛并成长着
推荐我进《法律讲堂》的是我的律师导师——郝惠珍大律师。她曾是《法律讲堂》的资深主讲人，获得过中央电视台“普法明星”的殊荣。郝律师不但业务做得好，而且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而我有幸成为了她的门生，并受益良多，以至于她开玩笑地对我说：“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
《法律讲堂》带我入门的是编导李妍老师。她的话虽然不多，但句句切中要害，让我痛并成长着。
还记得第一次见她，是在《法律讲堂》的老办公楼。那里没有电梯，得一层层爬上去。爬到四楼时，我看到了《百家讲坛》的办公区。那会儿的《百家讲坛》做得风生水起，倍受观众青睐。再往上爬到五楼，就到了《法律讲堂》的办公区。
第一次来到《法律讲堂》的办公区，我内心有些紧张。李妍老师看到我进来，便微笑着示意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清水。等情绪稍稍平稳了些，我就拿出简历，递到她面前，开始介绍自己。李妍老师很认真地听完，给我的第一个点评居然是：“你的头一直在晃，普通话还可以。”
我这个汗颜啊！我做过校园闭路新闻的男主播、家乡广播电台的业余播音员，大大小小的演讲比赛、辩论赛没少参加，各种晚会、庆典也主持过不下几十场……看来，《法律讲堂》选主讲人比选播音员、主持人还严格！
一回到家，我就站到镜子前，努力修正着李妍老师指出的缺点。之后，试镜录了几次，自我感觉大有进步。
然而，正当我对自己的进步沾沾自喜的时候，李妍老师又给了我这样的点评：“你的形象没有特色，你的声音没有特色，你的讲述也没有特色。”
难道，我只能做一个没有特色的主讲人？我不甘心，我要突破这个瓶颈。
百里挑一
看过《法律讲堂》的人常说，这个节目讲的都是新鲜事儿。这就对了！《法律讲堂》副制片人苏大为老师曾说过：“我们就是要通过讲述吸引观众的案例，来实现普法的目的。如果案例不吸引人，观众换台不看了，还怎么普法？还怎么引人思考？”所以，《法律讲堂》一直追求的是稀奇而不离奇，新鲜而不狗血，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选题是第一关。选题是每期《法律讲堂》的起点，也是根本所在。选题好，往往意味着这期节目成功在望。
《法律讲堂》的每个选题，都是我从海量的原始案例中寻找、挑选出来的。这些原始案例，既有我亲自经办的，也有其他同行经办的，还有见诸报道的。我曾统计过，100个原始案例，能挑出来做选题的不足10个；而做成选题，能通过审核的不足4个；审核过的选题写成稿子、录成节目、到最后播出，可能只有1～2个。这样严格的精挑细审，让我领教了传说中的“百里挑一”。
记得有一次，苏大为老师毫不客气地说：“姜律，你报的4个选题，我都给毙了！《法律讲堂》不缺好故事，需要的是有价值、有张力、有社会意义的好选题。”我很感谢苏大为老师，他让我明白了一个栏目的坚持，一个主讲人的标准。虽然选题被毙，是主讲人最不愿面对的，但它始终严酷地存在着，提醒着我，警示着我，也鞭策着我。
做专业的主讲人
2012年，我正式进入到《法律讲堂》主编刘念老师门下，成为“念组”主讲人之一。刘念老师是一名资深的电视人，是从CCTV-10加盟到《法律讲堂》的。她对栏目发展责任心之强，过选题、看稿子要求之严，带主讲人经验之丰富，都让我心生敬意。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西站附近，刘念老师拿着电脑，把我录好的《流浪汉与小娇妻》那期节目，从头到尾做了一番详细的评析。她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指导我，从出场怎么走，到站定怎么开讲，再到中间用什么表情、什么手势、什么语言……这次的点拨，让我找到了自身问题所在，获得了极具针对性的提高方案，对我今后的讲述风格和技巧影响相当大。
虽然每录一期节目都会有多次反复，甚至要推倒重来，但刘念老师总是温和耐心地跟我沟通，不仅在稿子里标注修改意见，还经常打电话跟我直接交流。她的表达不过激，评述不过分，一切都恰到好处，适可而止。无论是QQ，还是微信，她用的最多的表情就是“微笑”。
刘念老师要求我们录制时全身心投入，绝不允许使用提字器。她再三强调：“你如果照着念，那就是‘播’，而不是‘讲’，不是跟观众交流，效果肯定不好。而我们要做的是法律‘讲’堂。”因此，每期约七千字的稿子全都需要我们事先背熟，才能登堂开讲。很多人对此难以置信，连央视名嘴元元都说，让他们这些专业的都来不了。
所以，录《法律讲堂》，要先练就“背”的功夫。但是，这种“背”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理解性表达。为此，我曾向《法律讲堂》的金牌主讲人王芳律师请教。她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她的经验：录的时候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把积累了一个月的情感尽情发挥；头一天晚上的准备很重要；前两段要熟记，接下来要按情节发展去讲述……得到了这番“真传”，确实效果好了很多。因此，我也非常感激她。
在这些良师益友的帮助下，我终于突破了自己的瓶颈，渐入佳境，在《法律讲堂》众多的主讲人中树立起了个人的风格和特色。
《法律讲堂》的演播室没有观众，一个主讲人、两个主讲台、四个摄像机就是全部。每次录制开始，我都会听到导演高虹老师喊：“灯光、音响、摄像各就各位，蓝光走带、进点，姜律师报片名、主讲人姓名，三、二、一，开始！”面对摄像机，我必须声情并茂，我必须全情投入，因为摄像机的背后是喜欢《法律讲堂》的无数观众以及为之付出心血的主编、编导、制片……
爱出者爱返
听说我在《法律讲堂》做主讲人，很多同行都会问我：“你通过这个节目，接的案子多吗？”我说：“实在不多，几乎没有。”然而，做好一期《法律讲堂》的节目，要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却是太多，太多。从选题到写稿，再到录制、播出，3～4个月是正常周期。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回报率极低的一件事，可我却心甘情愿。因为目前以普法为目的、以律师为主体、时长长达30分钟的栏目似乎只有《法律讲堂》。它为律师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传播爱与善的普法平台。
一个黑龙江的法官说，她常年看《法律讲堂》，觉得节目特别吸引人，情节总是出乎意料，结尾总是发人深思；
一个张家口的县司法局同志说，他每天看《法律讲堂》，一直在收获着知识和感动；
“说给广播”是《法律讲堂》的忠实观众，对于每一期节目、每一个主讲人都如数家珍，因为他们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
……
《法律讲堂》给了我如此好的平台和展示机会，也为我带来了不少天南海北的咨询者。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尽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予以解答和帮助，但绝不收案、收费。因为我理解他们的焦虑和困难，感念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关心。由此，我更加珍惜为我带来这一份份善缘的《法律讲堂》。
爱出者爱返。正是《法律讲堂》让我有机会去帮助和关爱更多的人，也让我有机会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关爱。
特别的期待
2014年3月1日，星期六，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会议室，《法律讲堂》主讲人出书策划会召开，而我有幸参与，成为2014年《法律讲堂》图书出版的主讲人。会后，我便着手出书工作，从我主讲的经典伦理案例中，精心挑选出收视率高、观众反响强烈、最具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整理加工，集结成此书。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人名、地名、单位名称等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在出版社副总编辑刘海涛老师、版权部主任石松老师、责任编辑董理老师、美术编辑聂强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几易其稿，这本书终于要面世了。
此时此刻，要感谢的人太多了。首先，我要感谢上文提及的各位老师，谢谢你们对我的指教和爱护。其次，我要感谢家人、朋友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最后，我还要感谢《法律讲堂》的热心观众。没有这些观众，便没有《法律讲堂》，也没有今天的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特别的期待，也是我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们——我人生路上最好的相遇！
姜志强
写于2014年6月17日沈阳飞往三亚的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