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尚有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之说，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诗·纬沉历枢》说：“《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这是纬书的说法。成伯屿《毛诗指说》又以为：“《诗》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周、召二南，《国风》之正始；《鹿鸣》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庙》至《般》，《颂》之正始。”这是以四类“正诗”为“四始”。近代及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鲁诗》“四始”之说，见于《史记》，较为可信。
〔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内容的总评价，也是他所提出的诗歌批评的标准。语出《诗经·鲁颂·驳》：“思无邪，思马斯徂。”孔子移用来评论诗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郑玄、孔颖达、朱熹释为思想。也有学者以“思”为语助词。思无邪，后来成为儒家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即要求诗歌的内容纯正，不允许表现不合礼义的思想感情。以“思无邪”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一方面体现了儒家对文艺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的重视，对于防止文艺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和扼制色情文学的泛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严格以封建礼教来规范作家的思想，不允许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人民群众的真实思想感情（特别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精神），大大削弱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意义，所以，于文艺创作的发展又是有害的。
〔兴、观、群、怨〕孔子关于诗歌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的论述。语出《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即“感发志意”，指诗歌的艺术感染作用。观，即“观风俗之盛衰”与“考见得失”，指通过作品可以了解风俗盛衰、政治得失的认识作用。群，即“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指通过作品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修养，增强群体意识，从而可以起到加强团结的作用。怨，即“怨刺上政”，指批评、讽刺当政者的过失，促进朝政管理状况改善的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较全面地总结了以《诗经》为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较全面地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与审美效果。“兴观群怨”说的出现，是我国春秋时期文艺和美学理论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它对后世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诗教〕儒家关于诗歌创作的原则之一。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疏：“《诗》依违讽谏，不直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说《诗经》中作品对当代政治虽有所刺，但并不那么直接，态度上也不那么尖锐，故能教人以温柔敦厚。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诗经》作品的实际，但也确实看到了《诗经》中不少作品具有含蓄、委婉的风格这一事实。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为儒家所提倡的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并不反对对统治者过失的批评，但不赞成批评态度的激烈。也就是说诗可以“怨”，但有一个前提，即要符合中庸之道，不能超越封建礼教许可的范围和限度。“温柔敦厚”的诗教，对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为历代统治阶级和儒家所提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影响很大。但其中也有主张哀乐中节，强调中和之美的合理因素，可以启示作家在创作时注意作品的含蓄美，对于克服文艺创作中过于浅薄、直露的缺陷，又是不无益处的。
〔采诗说〕关于《诗经》作品来源的一种说法。此说源于《左传》。《左传·襄公十四年》：“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关于采诗的明确记载，见之于汉人著作中。班固《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盂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以上为古文学派经学家的说法）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五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以上为今文学派经学家的说法）从《诗经》所收录的诗篇来看，它们有基本一致的用韵规律，大体整齐的四言形式，产生的地域又较广，如非经过有意识的采集和加工，就不可能编入一部书中并以现在的面貌出现。所以，采诗之说是有一定根据的。但也有学者认为，采诗之说，先秦典籍未有明确记载，且关于采诗人、采诗方法各家说法又不一，故不足信。
〔献诗说〕献诗说，始于周代后期。它认为周天子为了了解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曾令诸侯百官献诗，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蠓诵。”
《国语·晋语》：“古之王者，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献诗与采诗，其目的是一致的。但采集来的多为各地民歌，而献诗时则不限于进献民歌，还包括公卿列士自己的作品。朱熹《诗集传》中《国风》注：“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这是说《诗经》中的《风》诗，是由诸侯献给周天子，再由乐官整理后保存下来的。至于民歌以外的作品，譬如《雅》、《颂》中贵族文人歌功颂德之作和讽喻之作，也可能是当时通过献诗的途径而被周王朝中央收集得来的。
〔删诗说〕删诗说，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删诗之说，后世颇多争议。陆玑、杜预、欧阳修、郑樵、王应麟、章炳麟等力主孔子删诗说。怀疑、反对“孔子删诗”说的学者也不少。崔述《读风偶识》：“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夫子反鲁……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夫子曰：’正乐‘，必雅颂之乐各有所在，不幸岁久年湮，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减于其际也。”可见，不赞成孔子删诗之说，确是有一定根据的。据《左传》记载，吴季札至鲁国观周乐，鲁国乐师为之奏《风》、《雅》、《颂》，其分类及编排顺序和今本《诗经》已大体相同。当时为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孔子年仅八岁。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孔子少年时期，就已有了在体制和诗篇数目上与现今通行的《诗经》近似的诗集，所以删诗说即使成立，孔子删削的幅度也是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