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枝
乔知之
可怜濯濯春杨柳，攀折将来就纤手。妾容与此同盛衰，何必君恩能独久。此词以女子的口吻吟咏杨柳，并把自己的命运和杨柳联系起来。前两句说春天的杨柳清秀可爱，女子用自己纤细美丽的手折下它的枝条赏玩。濯濯，清新光泽貌。
《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东晋王恭，容貌清朗动人，当时有人赞美他“濯濯若春月柳”，为此词首句造语所本。纤，细小，古代常用来形容女子细致美好的手，如《古诗·迢迢牵牛星篇》，“纤纤擢素手”，就是一例。后两句意思说：杨柳春天发荣滋长，青青可爱，曾几何时，便枯黄衰谢。我的光采焕发的容貌也很短暂，好像和杨柳一同盛衰（这是夸张的说法）。这样，男方对自己的恩爱又怎能持久呢？妾是女子谦称自己，君指男方。女子年轻貌美时受到男方宠爱，之后年老色衰，就受冷遇甚至遗弃，这在古代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是常见的现象。这种悲剧，古代咏弃妇一类诗中常有描述。如傅玄《豫章行·苦相篇》云：“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乔知之的另一诗《弃妾篇》也云：“不因媒结好，本以容相知。容谢君应去，情移会有离。”都是这个意思。稍后李白的《妾薄命》诗结尾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说得更为直率干脆。
本篇在语言风格上因受乐府民歌影响，写得比较通俗明白。但后面两句说得较为含蓄，它不直接说对方会变心，而是说：尽管你对我目前很恩爱，但我的容颜像春柳一样迅速衰老，怎能保证你的恩爱会持久不变呢？意思同“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差不多，但显得委婉曲折，耐人体会。
本篇《乐府诗集》、《全唐诗》均题作《折杨柳》，原为乐府诗，属横吹曲辞。横吹曲辞中有《折杨柳歌辞》，又有《折杨柳枝歌》，其中颇多歌咏男女爱情和离别相思的内容。唐代诗人参考乐府旧题《折杨柳》写成《杨柳枝》新曲，旧题多为五言诗，《杨柳枝》新曲变为七言绝句体。中晚唐诗人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薛能等都写了好几首《杨柳枝》，蔚为创作风尚，并声称“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白居易《杨柳枝》）。乔知之的这首词，写于初唐，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的前奏曲。
回波乐
李景伯
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
《回波词》或《回波乐》，历来注家有时说乐曲名，有时说舞曲名，或者说乐曲名，又为舞曲名，二者混为一谈，似乎应别而出之。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回波乐》解题云：“商调曲”，指的是舞曲。原来唐崔令钦《教坊记》在大曲条下即列有《回波乐》。所谓大曲，宋陈暘《乐书》：“优伶常舞大曲”，适足以为大曲释名，其为舞曲可知。《教坊记》“凡欲出戏”条云：“《垂手罗》、《四波乐》、《兰陵王》……之属，谓之软舞。”盖别于“健舞”而言。显然，《回波乐》作为舞曲专名可知。至如《回波词》，别为乐曲名，亦判然可分。《乐府诗集》云：“回波商调曲，唐中宗时造，盖出于曲水引流泛觞也，后亦为舞曲。”这是分明有所区别。虽然明胡震亨《唐音癸籖》《回波词》注引《朝野佥载》云：“则天时已先有之。”说的是创调的时代，却不影响说《回波词》是专指为乐曲名这一事实。唐刘肃《大唐新语》：“景龙中、中宗尝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回波词》。”“并唱《回波词》”其为乐曲名，应无别议。历来《回波乐》与《回波词》往往混写，故《唐音癸籖》于《回波词》下注云：“后为舞曲”，以先后别二名，其实《教坊记》著录《回波乐》早已存在，实无先后可言。据此，李景伯的《回波词》乃乐曲而非舞曲，由此可见。
《回波词》，清万树《词律》：“此词平仄不拘，即六言绝句体，当时人于歌曲，回波其调名也。”为什么叫“回波”？唐南卓《羯鼓录》太簇商条下有《回婆乐》之名。夏敬观《词调溯源》有云：“疑即《回波词》。”看来疑得合理。“波”“婆”同音而换写很有可能，这种例子也不少见。那么，“回波”与“回婆”乃无所取义，亦可知矣。
李景伯这首《回波词》是即兴式的乐曲歌词。《全唐诗话》云：“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为《回波辞》，景伯独为箴规，帝不悦。萧至忠曰：此真谏臣也。”
“回波尔时酒卮”，“回波”正如上面说的，仅为调名无实义。“尔时”，其时，彼时，即那时，这时“酒卮”当然指酒杯。照这样诠释，这句应作这样说，“在唱《回波词》的那（这）时酒杯”，词意有点牵强。因此，顾炎武《日知录》据《大唐新语》著录，这句为：“《回波词》，持酒卮。”判为三言二句，作“词”、“卮”叶韵。这就可以说，“拿起酒杯唱着《回波词》”，意义似较顺通。可是近人刘毓盘《词史》却指驳顾炎武“不知有沈俭期、裴谈二词可证”，反对顾说。裴谈之作乃无名优人所作而托名者，当作别论，而沈俭期《回波词》：“回波尔时俭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准此，首二句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时唱《回波词》的是被流放到岭外而生还的沈俭期”，看来也是说得通。所以《词律》把这词作为词例，并说，“皆用‘回波尔时’四字起，遂作为定格，而不提李景伯词。刘肃是唐人，著录未必无据。其实创调之始可以是定格，而依调填词略有出入，不乏先例，不必因“回波尔时”四字而否定三字二句的别调。沈词为平韵，而托名裴谈的词却是仄韵，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李词即作首二句三言，三句六言，亦有可取处。
“微臣职在箴规”，“微臣”谦词。“职”，官职、职责。景龙中，李景伯为给事中，迁谏议大夫。“箴规”犹规谏。这句是说，微小的臣子职责在于规谏。这话可从几个方面看，皇帝之欢宴，意在笑乐，如沈、裴二词可见，一是利用欢乐气氛乞求特恩；一是为了增添欢乐气氛而作戏谑。李景伯要“独为箴规”，这和欢乐气氛是不协调的，故说明自己作为谏官的职责“在箴规”。为作谏言声明，是下二句的前提，可以说是严肃的。
“侍宴既过三爵”，“侍宴”，侍候皇帝的宴饮。“三爵”，爵，雀的酒杯，三爵即三杯。《左传·宣公二年》：“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引用典实，为谏语增强力量，虽只说明侍候皇帝的宴饮已经超过三杯酒，而“箴规”隐含其中。
“喧哗窃恐非仪”，“喧哗”，大声说话或喊叫。“仪”，礼节，仪式。最后这句是承上而言，酒已过了三杯，还在大声说话取闹，作为臣子，私自认为，这样恐怕不符合礼节吧。婉转语言，甚为得体，点明了题旨。
这首词的思想内容，按传统的观念说是符合“合为事而作”的标准的，而且使“帝不悦”，收到一定的效果。语言浑成，意尽言止，准确而切题旨，从这方面说是成功的。但这不过是一道公文，借用乐曲的形式来表达，是装饰的应用文，作为创作是拙劣的，从艺术意义上去要求它似乎不必要。
水调歌
李峤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这首词系截取李峤的长篇歌行《汾阴行》结尾四句而成。歌行体诗原本具有可歌可唱的特点，而这四句诗哀怨婉转，故乐工们即将其谱入《水调歌》演唱，当时广为流传。
《水调歌》，传说为隋炀帝游兴扬州时所制，声调哀楚，只有去声，而无回韵，当时有乐工王令言，听其声而预言炀帝必不能归来。后来炀帝果然为人缢杀。（见胡震亨《唐音癸籖》卷十三引《脞说》）《汾阴行》描写汉武帝当年亲自祭祀汾阴后土祠，其随从之众，筵宴之丰，歌舞之欢，赋诗之盛，无比煊赫荣耀，可是一切只不过是过眼的烟云，当日的雄豪意气而今安在，叱咤风云的武帝早就化作了尘埃。诗人在这最后的四句诗中以自己的感慨作结，谓什么富贵，什么荣华，什么帝王，统统转瞬即逝。诗人面对永恒长存的山川，不禁泪落沾衣，发出“富贵荣华能几时”的浩叹。那滔滔的汾河水，不知疲倦地奔流不息，它送走了汉武帝盛极一时的祭祀大典，成为默默无语的历史见证人，如今则唯见那些从不失约的秋雁在天空飞去又飞来，如此而已。三四两句以景物意象收尾，情怀惆怅，意境蕴藉，可收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
李峤在武则天朝与中宗朝屡居相位，备极荣宠，文名极盛，号为大手笔，至睿宗时，左迁为州刺史，玄宗即位后更降而为别驾。官场的荣枯、升降、沉浮，令人难以预测，所以诗人对于历代帝王之盛衰，王朝之兴亡，自是深有感慨。在《汾阴行》中，诗人一方面流露其消极厌世的情绪，同时会不会借武帝之事寄寓其一丝警告呢，意谓唐朝帝王难道不应以武帝为前车之鉴吗？今日之盛难道能长久维持下去吗？传说唐玄宗晚年两度听唱此词，皆为之涕下，惊呼李峤为“才子”。他一定是别有会心，领悟到了诗中之深意，才会如此动情。
孟棨《本事诗·事感》云：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
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自卫岭，览眺久之，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不胜感叹。时高力士在侧，亦挥涕久之。
其中所载诗一二两句次序有异，虽然并不影响协韵，但当从《汾阴行》原诗次序，以“山川”句在前，“富贵”句在后。
玄宗初听此词在安史之乱前，其时他正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穷极奢侈，但毕竟年事已高，登楼闻曲，听哀怨之《水调》，玩味词意，不能不兴迟暮之感。第二次已因避安史之乱而逃至四川，登高览眺，复听此词，比之第一次当有更深之感慨。一则《水调》作主不得其死，其哀怨之声实为不祥之兆；再则逃难在外，正是由盛而衰，词句中的今昔之叹似乎专为他而发。难怪玄宗又一次在赞叹李峤为才子之余，不胜其感慨。短短四句诗能有如此的感人力量，就在于它融情于景，寓慨遥深，蕴含诗人对时政的一缕隐忧之情，能引发他人的联想与共鸣。
杨柳枝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古往今来，每当春临大地、万物复苏的时节，青青的柳色不知引起了多少诗人的兴致！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和月亮一样，柳也是常常被吟咏的对象。《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依依”二字状柔条千丝，似有无限依人之柔情，赢得千古叹赏。此后《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无名氏《读曲歌》：“杨柳得春风，一低复一昂。”薛道衡《昔昔盐》：“垂柳复金堤，蘼芜叶复齐。”以上所引这些诗，并非专门咏柳，但它们所写垂柳绿丝，因风摇曳，低昂婆娑的情态，却是绘形传神的。贺知章这首《杨柳枝》，是专门咏柳之作。
前两句用比的手法，从柳树的形态、色泽着笔，描绘柳的整体形象。春风中，柳树由黄返青，看起来像是用碧玉雕镂、妆扮起来的玉树；轻盈柔嫩、纷披下垂的柳条，如同绿色的丝带在风中轻飏。用“碧玉”树比柳树，用“绿丝绦”比万条柳枝，虽仍是由物及物，但它给予人的并不全是物的感觉。对照前面所引的那些咏柳诗句，诗人眼中笔下的柳树，于碧色则有玉之润泽，于柔条则有丝之光彩，婀娜绰约，独具魅力。首句韵脚用一“高”字，向来少为论者所注目、吟味。“高”，或以为“有苗条的意思”，窃以为这里的“高”，应是相对于“娇小”而言，含有高大丰满的意思。娇小玲珑的形象，固不失为美，不过在盛唐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中，追求的是洋溢着丰富健康的生活气息、丰满硕大的意象，即以咏柳来看，色的碧，尚不算美，碧而如玉，则秀泽润发，光彩照人。一味的高大，或有笨拙之嫌，而玉树之高大端庄，则其圆润丰满的韵致出矣；高大而显丝绦之轻盈，则其婀娜多姿之情态出矣。这“碧玉妆成一树高”的柳树，令人联想起奉先寺那一组唐代佛像，特别是大佛——以十余米高大的形象，表现出亲切动人的美丽神情。敦煌洞窟中盛唐时代端庄妍丽的菩萨塑像，那丰满圆润的体态，华美绚丽的色泽，还有凌空飘然而去的飞天，轻盈飘逸的舞姿，诗与雕塑、绘画表现出多么相似的审美气质。可见，贺知章笔下的柳，是闪烁着盛唐时代精神的崭新的形象，是诗人轻松怡悦的心情和自然美景愉快邂逅的结晶。诗的后两句从诗人赏柳时新鲜惊奇的感受出发落笔到柳叶。“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